中国的最优经常账户差额估计

中国的国际收支失衡主要来源于经常账户失衡。持续增加的经常账户顺差不仅引发国际贸易摩擦的日益升级,而且导致通货膨胀压力和国民福利损失。为增进国民福利,最优经常账户差额应作为国际收支的调节目标。

后疫情时代我国经常账户差额变动趋势研究——基于国际产业转移视角的OLS模型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引发了世界各国对超级全球化的全面反思,全球产业链上任一国家爆发风险将导致整个产业链中断,影响全球经济发展.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和制造类商品出口大国,作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参与者,全球产业链变革引发的国际产业转移必将影响我国商品出口,进而影响我国经常账户收支和差额变动.本文以国际产业转移为视角,运用OLS自回归模型,对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以及东盟国家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与我国经常账户差额变动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结果显示,美国制造类商品进口对中国依赖降低以及全球产业链向东盟转移,将造成我国经常账户顺差缩小,但美国和东盟制造业增长的同时也将带动我国中间品出口扩大,降低我国经常账户顺差缩小程度.

关于我国经常项目差额变动的探讨——影响因素、结构变化和可持续性

本文通过二次分拆双缺口模型去寻找影响我国储蓄、投资进而影响我国经常项目差额的因素。再结合经常项目结构变化的特点,构建多元门限回归模型揭示以上影响因素在不同区制下对经常项目差额的影响大小和方向。之后运用协整方法探讨了我国经常项目差额的可持续性。

中国经常账户盈余下降是周期性的吗?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快速下降,引发了关于经常账户变化到底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的争论。从储蓄投资角度看,近年来经常账户盈余下降主要是投资率的快速上升所致。本文通过对我国投资率的决定因素分析为经常账户变化提供一种解释。将投资率的变动分解为结构性因素、内部周期性因素和外部周期性因素,通过主成分分析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上述三大类指标进行计量分析发现,2007-2012年结构性因素所致的投资率上升占总投资率上升的55.5%,周期性因素的贡献则占36.4%。因此,金融危机后我国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的。

后危机时期全球汇率格局的调整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使金融市场避险情绪主导了全球汇率的格局,而经济基本面的作用明显减弱。在后危机的中期,随着全球信心恢复、金融监管加强和全球失衡程度的减轻,全球汇率将更多地由经济基本面决定。根据中期全球经常账户的格局预测,美元实际有效汇率将中幅贬值,欧元小幅贬值,亚洲及中东货币升值,中东欧货币变化不大。

中国对外净资产分析——基于VEC模型

本文采用中国对外资产负债1982-2014年（2004年以前为通过国际收支数据调整估算数据）和若干经济变量利用了VEC模型对中国对外净资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之前大部分的多国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在我国的对外资产负债数据中得到了实证的支持。

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贸易顺差:理论与实证研究

文章首先通过构建一个开放经济三期世代交替模型讨论了人口结构变化对中国经常账户余额的影响。理论研究发现,少儿抚养系数的下降会引起储蓄率相对于投资率上升从而形成经常账户盈余,人口老龄化会降低储蓄率从而对经常账户余额产生负向影响。文章然后运用中国1993-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经验结论与理论模型预测一致,人口结构变化能够解释中国经常账户余额变化的近45%。在控制了其他解释变量后,人口年龄结构变量对经常账户的影响依然显著。文章的估计结果对替代性的经常账户余额指标、人口年龄结构变量的选取以及模型的动态设定也非常稳健。

中国外部平衡状况评估:方法再造与新的发现

加强对CGER方法的跟踪与研究,有助于我们及时、深入地了解IMF的监督规则,避免在双边和多边汇率监督中陷入被动。文章评析了CGER方法的评估思路及其最新改进,指出CGER方法依然存在着四个根本缺陷,对此,文章构建了一种比CGER方法更具有实证优势的新的外部平衡状况评估方法,并应用于中国外部平衡状况评估,得到了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结论。

“新特里芬难题”解读

20世纪50年代,国际市场上几度出现国际清偿力不足的＂美元荒＂现象,直到1958年以后才暂时缓解。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特里芬敏锐地观察到,为解决国际清偿危机,美国付出了对西欧国家的经常账户恶化和黄金储备大量减少的代价。他进一步指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美国在政策选择上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经常账户差额问题上进退维谷和国内货币政策取向上左右为难的＂双重困境＂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