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该以经常项目逆差为目标吗——以人口结构变迁为视角

Williamson认为,作为处于发展初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该输入资本,即使人口因素也不能推翻该结论。本文建立修正的Blanchard-Fischer模型以反映人口结构变迁,计算结果表明,即使是处于发展初期的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顺差也有可能是最优的外部均衡目标。利用人口预测数据模拟中国的经常项目余额目标值,支持目前中国应维持适量净储蓄,以备未来人口老化的结论。

我国省级区域金融发展对经常项目的影响研究——基于货物贸易视角的分析

本文选取我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2007年-2018年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系统GMM和差分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沿海与内陆、沿边与非沿边、享受优惠政策高与低、金融控制强与弱等4类不同省区金融发展对经常项目余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使用全部样本估计时,金融发展显著负向影响经常项目余额,这一结论经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使用不同区域的子样本估计时,金融发展对沿海省区、非沿边省区、享受优惠政策高以及金融控制弱省区的经常项目余额的抑制作用较大,而在其他省区作用较小。因此,各地区应充分利用金融手段来调整进出口余额,以保证经常项目的持续平衡。

基于双缺口模型的我国经常账户余额影响因素分析

对经常项目失衡与国内储蓄投资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长期来看,私人和政府二部门的储蓄投资缺口对外部失衡均有显著正向的、大体相同的效应,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正向效应较弱;短期来看,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储蓄投资缺口对外部失衡的正向效应很小,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负向效应几乎为零。说明解决中国内外均衡问题不应只看居民储蓄率高于世界水平一个方面,而应当将居民部门、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三者的储蓄投资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予以解析。

中国财政赤字的经常项目效应研究

在大多数情况下,财政赤字伴随着经常项目赤字,国际上将这种情况称为“双赤字”现象。但是在中国,财政赤字是经常项目顺差,与一般理论不一样,存在相反的情况,并且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趋势不断增加。文章考察中国财政赤字与经常项目顺差之间的关系,并建立实证模型进行分析,期望得出一些有用的对策建议。

汇改后汇率支出转换效应的实证分析

2005年7月汇改以来,我国人民币不断升值,但我国国际收支依然持续巨额顺差。这不但影响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加大了宏观调控的复杂性和难度;同时也增加了国际贸易摩擦,影响对外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目前,我国面临着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国际压力。终究汇率与我国贸易顺差有什么关系,本文将就汇率支出转换效应做一次简单的分析。

全球经济失衡与美元的国际地位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美国长期的、高额的经常项目逆差和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持续经常项目顺差。一些经济学家担心美国持续的经常项目逆差会导致美元的国际地位下降,并将最终导致世界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本文通过分析5种储备货币的面板数据得出结论: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的确会导致美元的国际地位下降,但是这种影响却很微弱;对美元国际地位影响最大的因素是衡量网络外部性的变量,这意味着人们的习惯是决定美元国际地位的最主要因素。鉴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美国当前的经常项目逆差还不足以对美元的国际地位产生大的影响。

人口因素如何挑起外贸失衡:现象描述、理论模型与数值模拟

文章强调人口因素在外贸失衡问题上的重要性。缘于经济体人口转型时序上的先后和速率上的高低,人口年龄结构会在地域上呈现出不同的分布特征。在一个可求解的四期迭代模型中,劳动适龄人口数量高、人口抚育比低的经济体倾向于高储蓄,而由于人口的储蓄重心一般要晚于投资需求,所以这类国家通常出现结构性的国民储蓄大于国内投资问题,经常项目顺差自然成为这个问题的一部分,进一步的数值模拟为上述判断提供了支持。此外,人口年龄结构的"高"或"低",是劳动适龄人口在时间上错置的结果,从一个连续的、动态的视域考察,人口年龄结构总是处于高低嬗替中。因此,人口因素促成的外贸失衡,虽然是结构性的、长期的,但却不是永久性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反转迟早将搅动各国已有的贸易收支地位。

近三年发达国家贸易与融资格局的调整

亚洲经济危机后 ,美、日、欧盟三大发达经济体的贸易与融资格局发生很大变化 ,这些变化不能单独归因于危机的负面效应 ,还有各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经济成长差异性等因素夹杂其中。文章根据世界经济形势的最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