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雅各对“仁”的译解及其与“经文辩读”的贯通

理雅各在对《论语》的译解中,将"仁"视为孔子思想的核心,而且在与基督教文化的参照下强调了"仁"所包含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对于作为"仁之方"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理雅各的译解更是开显出了自我与他者共在的可能的哲学意涵,这一意涵可以进而与当代西方思想中的"经文辩读"进行对话,因为它们都包含着"解中心"、"互为他者"、进而"自我他者化"的丰富可能性。而理雅各对中国古代经典的译解本身事实上已经具有了中西之间"经文辩读"的特质,强调道德实践的"仁"恰恰被理雅各用来作为基督教新教自我更新的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

“经文辩读”的价值命意与“公共领域”的神学研究

基督教具有经文辩读的悠久传统,这一传统具有一种公共性的诉求,即对于不同传统之间的相互理解、乃至由此重构的自我理解,具有普遍的借鉴价值。进而言之,这或许也是破除狭隘的"身份"立场、在多元价值中寻求和谐的必要前提。与"经文辩读"可作一比的是比较文学。经文辩读有助于真正在"国际"、而非"西方"或者任何一种"中心"的意义上唤醒"比较"所蕴含的对话精神,并重建"世界文学"的观念。

道、言、话之分野与融合——“经文辩读”视域下的当代圣经汉译考察

源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文本辩读"的"经文辩读",旨在从跨文化和比较研究的角度重读基督教的圣经和犹太教的《塔木德》,后来又延展到伊斯兰教的《古兰经》。《新约》原文中的关键词Λογο具有神学指向和哲学普世的双重内涵,当代圣经汉译相继出现了"道"、"言"、"话"三种译法。本文尝试从"经文辩读"视域,通过分析这三种译法的本意和动机,探究道、言、话之分野与融合,进而阐明圣经汉译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的合理性。这三种译法反映了圣经文本"人作者/译者"对"神作者"的不同解读,是文本-神学的圣经"合一性"转向"多样性"的标志。

经文辩读与理雅各对“God”和“上帝”互译的经学及神学基础

理雅各将'God'与'上帝'进行互译及其提出的儒教一神论,是他在儒家古代经典和基督教经典之间进行'经文辩读'的成果之一:对儒家经典文献的注疏、训解与阐释,对基督教圣经的解经、释经以及在两者之间的互读、互释,构成了这一互译的经学基础;同时,对他者文化的尊重和开放的背后,又是基于上帝的普遍启示以及相对于上帝之绝对性、超越性的人之有限性的基督教神学基础。这两者恰恰呼应了经文辩读的根本祈愿,因为'经文辩读'所要做的,即在意识到作为自我的有限性,意识到自我永不可能是中心和占有绝对性之后,将自我的根本经典面向他者打开。

中西“经文辩读”的可能性及其价值——以理雅各的中国经典翻译为中心

"经文辩读"通常是对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经典的平行比较,人们在其中发现:神圣的显现可能有不同方式,多元的声音也不会融为任何一种独白。但是,亚伯拉罕传统内部的"经文辩读"或许忽略了另一种丰富的资源,那就是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经典进行的翻译和注疏。通过理雅各这一翻译个案,特别是《圣经》之"道"与《道德经》之"道"的联系、《圣经》之"虚己"与《道德经》之"虚用"的联系,我们可以理解中西"经文辩读"的可能性及其潜在价值。

“经文辩读”与“诠释的循环”

西方学界的"经文辩读"必然涉及一系列根本的诠释学命题,将"经文辩读"从亚伯拉罕传统内的宗教对话扩展到中西之间,传教士对中国经典的译解活动则堪称最为典型的案例。要破解其中"意义的确定性"和"文化身份"之难题,就必须彻底摆脱"建构性主体"与"投射性他者"的话语逻辑;而"诠释的循环"以及"不可能的可能性"恰好可以为目前的"经文辩读"理论提供必要的补充;传教士在译解中国经典过程中的身份游移,西方概念既为中国思想"命名",又使中国思想进入西方概念系统的悖论,则是在多元处境中重新理解价值共识的生动经验。

“经文辩读”中的思想对话

中西之间的'经文辩读'不仅涉及中国古代典籍的翻译和传播,亦当启发深层的思想对话。近年来,中国学者在'思想对话'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将传教士汉学家对中国典籍的关键概念'道''在'等译解关联于西方哲学的自身线索,力图找出中西思想在源头上的对接与对话。这种对话的关键在于具有解释力的概念工具,而不是固化的、充满歧义的称谓。

中西“经文辩读”的历史实践与现代价值

"经文辩读"作为20世纪90年代西方圣经研究学界基于"文本辩读"而新兴的一种理论主张和实践策略,是融汇了犹太诠释传统与现代西方学术方法的跨界实践,旨在通过对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经典的并列研读,倡导跨宗教、跨文化的理解与对话,进而寻求人类共同智慧。伴随着基督宗教入华所导致的"西学东渐"与"汉籍传译",当视为中西之间有效展开"经文辩读"的历史实践。同时,中西之间的"经文辩读"对于当下人文学科的跨文化对话亦具有重要的理论启发与实践价值。

“经文辩读”视野下道教术语英译的宗教学考察——以施舟人和傅飞岚《道藏通考》为例

《道藏通考》是西方道教学者兼汉学家对中国道藏典籍研究和阐释的成果,这一辩读活动属于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对话,更是两种宗教之间的对话,在基督教的意义系统和中国道教思想传统之间搭建了诸多通道,《道藏通考》注定带有"经文辩读"的基本性质,其中部分道教术语的西化处理体现了异质文化互动中的视域融合,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异质信仰的融合。

“经文辩读”中的思想对话

“经文辩读”源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关于亚伯拉罕传统三大宗教纪典的比较研究,而一旦引入中国古代典籍的西译问题,何以为“经”其实未必是根本所在,更值得关注的却是何以成“辩”,亦即如何借助具有解释力的概念工具,进入深层的思想对话。

“相遇的帐篷”——对经文辩读的考量

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文辩读运动,是由彼得·奥克斯、大卫·福特、丹尼尔·W.哈迪发起的。经文辩读将经典经文放置在对话中心,开辟了现代宗教对话的创造性路径。它也成为了一场全球性的运动,从最初的美国和英国扩展到欧洲大陆、中国、爱尔兰、以色列、埃及等其他国家。本文拟从经文辩读的实质、经文辩读在中国语境推广的利弊、经文辩读在剑桥三个维度对经文辩读运动进行反思。经文辩读提倡以经典、经文为中心,以追求智慧为目标,真正重新激活经典与当下的关系。

“经文辩读”:从实践到理论

"经文辩读"出现于20世纪末的美国大学,缘起于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经文研究者之间的对话。经文辩读以小组活动为形式,以实践为核心,进行跨宗教的经文阅读与讨论,其理论将从实践中产生。经文辩读活动认为,经文的直白义展示了绝对者的意志,但却是通过不确定的方式加以展示的。因此,没有谁可以一劳永逸地辨认出经文的语句实质意指什么真理和价值,经文只能通过某个存在于历史中的具体读者群内部的诠释和行为来展示它的确定含义。辩读的目的不是要提供答案,而只是辩读本身。

姜哲:《〈论语·学而〉英译选本汇校集释--以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一卷为底本》

“经文辩读”(Scriptural Reasoning)发端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大学关于亚伯拉罕传统三大宗教经典的比较研究。经文辩读活动认为,没有谁可以一劳永逸地辨认出经文的语句实质意指什么真理和价值,经文只能通过某个存在于历史中的具体读者群内部的诠释和行为来展示它的确定含义。辩读的目的不是要提供答案,而只是辩读本身。彼得·奥克斯(Peter Ochs)指出,中国学者已经将文本辩读和经文辩读的实践扩展到亚伯拉罕诸宗教之外的中国哲学与宗教,扩大了经文辩读的研究内容,为一种全球的经文辩读理论奠定了基础。1杨慧林教授最早将“经文辩读”引入中国学界,并将经文辩读视为一种诠释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的资源。杨慧林认为,“西学东渐”和汉语典籍的西译,更使西方的基督教释经学和中国古代的注疏传统相互激发,为“经文辩读”敞开了巨大的理论空间。2而姜哲的新著《〈论语·学而〉英译选本汇校集释——以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一卷为底本》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