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危机与程序统合

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发展可谓壮观,但风生水起的背后隐藏着渐趋严峻的制度危机。危机的三重外在表象是“超简化立法系统性不足”“司法解释规则碎片化趋势”和“程序属性、制度功能异化”,其内在法理本质则是民事公益诉讼“立法”与“司法解释”的实然性功能错位。将欲挽回残局,民事公益诉讼“立法”与“司法解释”须回归应然性功能构造。为此,要立足于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完善公益诉讼制度”的明确要求,依托已纳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一类项目之《检察公益诉讼法》(《公益诉讼法》一并考虑)的立法进程,提出“民事公益侵害阻断程序”的理论性支撑概念,结合相关立法的一体化配套修改,推进民事公益诉讼的立法性程序统合。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建构路径优化——基于实体法与程序法交互方法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兼具实体法与程序法双重属性,基于实体法或程序法单一维度的制度建构将会陷入“一元观”困境。实体法与程序法交互为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程序建构提供一种实体法关照。通过优化最具交互特征的三个支点:受案范围、责任形式和证明责任,不仅能够促进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建构的二元论,也有利于推动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一体化衔接,实现司法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其一,从实体法维度,将“不特定多数人”公共利益说作为基础,增加“规模性”与“无差别性”的标准,解决受案范围“众多个人权益”的程序判断难题。其二,从程序法维度,通过诉讼信托的方式,允许原告受让惩罚性赔偿请求权,解决惩罚性赔偿这一责任形式缺乏实体适用空间难题。其三,从交互维度,一方面承认法官裁量分配证明责任,解决“规范说”在新型复杂案件的实体失范难题;另一方面设定证明责任减轻的请求权基础,解决裁判失度的程序适用难题。

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的现实困境与纾解路径

食品安全侵权事件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食品安全法》制定之初即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以保障食品安全,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大食药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力度的通知》提出,在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中探索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民事公益诉讼作为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手段与惩罚性赔偿制度相结合,能够最大程度遏制违法行为、维护食品交易市场秩序。然而,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并不顺畅,如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不一致、惩罚性赔偿金计算标准失当、惩罚性赔偿金管理制度缺失。为完善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充分发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预设功能,应从完善法律规定,统一裁判路径;调整计算标准,明确考量因素;设立公益基金,统一管理制度三个方面加以改进。

反腐败公益诉讼的理论设想与制度构建

反腐败公益诉讼是扩大反腐败公众参与、严密权力监督体系、保障人民诉权的创新制度举措。反腐败公益诉讼的实施,有利于激发公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积极性,促进人民监督权利的落实,进而更有效地揭露和惩治腐败现象。构建反腐败公益诉讼制度,应当着眼于拓展已有制度改革成果及充分利用现行制度资源,优化反腐败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设计,赋予包括个体在内的更多的主体参与反腐败诉讼,推动形成多元化的反腐败公益诉讼启动模式;同时,还要完善支持起诉等反腐败公益诉讼的制度配套,引进反腐败公益诉讼的激励和补偿机制,构建更为完备的反腐败公益诉讼制度体系。

我国气候变化行政公益诉讼的发展动因与制度构建

后《巴黎协定》时代,气候司法成为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路径。构建气候变化行政公益诉讼,是在制度层面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进行更新与拓展,并最先以“决策失误型”“准入违法型”“监管失职型”三类诉因进入实践。为提供有效支撑,应在行政诉讼体系容许的范围内,结合气候问题特点进行特有规则的设计:赋予社会组织起诉资格,实行统一提级管辖与跨区域集中管辖,加强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建立严重性和盖然性要件的“重大风险”审查规则,增设“禁止判决”并探索气候变化补救措施。

数字经济领域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实施的困境及优化路径

数字经济领域垄断行为的不特定性关乎社会公共利益。用户画像侵害不特定网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数据壁垒限制数据在全国统一大市场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滥用行为损害数字经济行业的整体创新能力均是数字经济领域公共性维度的体现。我国新修订的《反垄断法》首次明确规定了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以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然而,从提起前提、提起主体、责任承担三方面看,数字经济领域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存在数字经济领域社会公共利益界定争议大、消费者协会缺位不利于保护数字经济领域消费者合法权益、补偿性赔偿不足以威慑数字经济领域垄断行为产生的困境。因此,厘清数字经济领域社会公共利益的内涵、增加消费者协会作为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的适格主体、增设惩罚性赔偿的制度设计有助于提升数字经济领域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可操作性,更好地保护数字经济领域的社会公共利益。

系统论视角下我国妇女权益保障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妇女权益保障公益诉讼制度,是一项在顶层设计指导下形成的保护妇女的中国方案,兼具“国家治理工具”和“妇女赋权手段”的复合属性。从社会系统论视角来看,它是一套在复杂社会环境中以司法途径保障妇女广泛权益的制度系统,在立法设计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已初具规模。该系统具有规范和价值层面的内部结构,有着自己的特点和运作规律;并与外界环境互动,进行自足的运作和保持认知的开放。同时,这一制度系统也存在自创生性有所不足、自足运转不够顺畅、化简能力有待提升和系统间结构耦合有待优化等缺憾。遵循统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系统工程的系统思维,应进一步完善妇女权益保障公益诉讼制度的内部结构,优化其与法治环境要素的互动关系,推动形成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格局,从而实现对妇女的充分保障,更好地展现人权治理的中国优势。

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2021年1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为个人信息进行公益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是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支撑,是保障民法典正确实施的重要力量,是助推二十大精神落实的重要方式;其现实困境表现为适用条件和指向较单一,主体和诉讼请求欠明确,诉前程序和设计显单薄;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科学构建可以采取制定公益诉讼的专门法律,建立并完善惩罚性赔偿机制,创设健全胜诉的奖励制度等。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整合

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有维护生态环境公共利益、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但两者在适用范围、运行程序上有所重叠,导致理论与实践层面诸多冲突。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衔接规则试图缓和两诉冲突,但未能彻底解决问题。在衔接规则无法解决两诉冲突的情况下,两诉的制度整合成为一种新思路。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制度整合的蓝本与核心,通过厘清两诉的理论争议,明晰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作为特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本质,奠定整合的理论基础。在具体路径上,将行政机关列入整合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并对磋商程序、起诉顺位规则及举证规则进行优化,为解决两诉冲突提供治本之策。

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是一项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重要制度,具有公益性。目前中国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相对完善,但具体构建仍存在争议与空白。文章以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概述为入手点,探讨了构建该制度的必要性,提出了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现实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探究相关法律建议,旨在完善民事公益诉讼机制。希望可以解决现实中个人信息保护的难题,有效维护信息社会公共安全利益。

生态环境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用与完善

生态环境惩罚性赔偿制度是是解决生态环境纠纷、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但是,该制度能否适用于民事公益诉讼还存在分歧。运用法解释学、案例实证分析、法经济学研究方法,立足生态环境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于民事公益诉讼的正当性,指出在适用中存在公私益诉讼的赔偿范围无区分规定,惩罚性赔偿金与行政处罚、刑事罚金的关系不明,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方式不够具体,惩罚性赔偿金的归属与管理方式不确定的问题。并提出制定衔接机制,明确公私益诉讼的赔偿范围;确立行政罚款、刑事罚金与惩罚性赔偿金的抵扣规则;制定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规则;规范惩罚性赔偿金的归属与管理的完善路径,进一步规制生态环境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用,统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法理分析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对维护我国生态环境整体利益具有重要的作用,环境利益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对国家生态环境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设立和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过程中,其目的、审判对象以及司法适用体现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法理思维。同时,新时代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设立还体现了人民主权、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以及依靠法治保障生态文明的法理基础。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实施符合依法治国的理念,推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我国生态环境的整体利益。

困境与破解:法经济学视角下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

行政规制在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上力有不逮,要纠正环境治理的“政府失灵”,必须依靠多元主体参与环境治理,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优化了环境治理的权力结构,契合了环境共治理念和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本文从法经济学视角切入,深入分析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寻求提出明确惩罚性赔偿金额计算方式、“成本收益比”原则衡量重大风险、完善执行程序制度供给等解决思路。

我国生态公益诉讼制度的主要问题与定性分析的解题思路

我国当前的生态公益诉讼制度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对“民”过于严,严格限制起诉主体资格,不鼓励社会组织提起生态公益诉讼;二是对“官”过于宽,纵容行政机关不作为,凸显司法机关随意性;三是对“事”过于繁,法律规定的空间很大,司法解释的内容繁琐。只有从生态公益诉讼的属性和原理入手,才能正确认识生态公益诉讼制度并开展进一步研究。结合生态公益诉讼所具有的生态性、公益性和诉讼性等属性,解决我国生态公益诉讼制度问题的基本思路是:在内容上,扩大原告的主体范围,明确国家机关的责任;在程序上,统一规范诉讼的要求,专门督促审判的执行;在形式上,制定专门的单行法律,设立专业的司法机关。

论消费领域检察公益诉讼损害赔偿金的分配路径

为消解消费领域检察公益诉讼损害赔偿金的分配难题,法院在“威慑”与“补偿”功能的指引下创设了诸种分配路径。以分配对象之主体性质为标准,可将既有分配路径类型化为“上缴国库”“纳入公益基金”和“向受害消费者支付”。实然分配路径的合理性应在检验其与制度功能的匹配性基础上加以评判。在“威慑”功能维度上,三种分配路径均可等效实现违法行为之外部成本的内部化;在“补偿”功能维度上,“上缴国库”的方式无法直观或实质性实现补偿功能;“向受害消费者支付”因理念障碍、制度冲突、履行不能或不经济而削弱甚至消除“补偿”功能;“纳入公益基金”则因其与消费公共利益间的高契合度与强关联度而成为与制度功能相契合的适配性路径。然而,“纳入公益基金”的非一致性司法实践样态,表明其需要进一步的改造:在方向上,应以信托基金为引领;在具体构造上,应对各主体角色予以重新安排,并就妨碍消费公益信托基金运行的受托人选定与监督缺失问题探寻因应之策。

论残疾人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化

部分残疾人因身体和其他原因,其民事权益受到侵害后私益诉讼维权存在一定困难,导致其维权比例偏低。保障残疾人的利益属于公共利益,应当得到司法救济。近年来,人们已经意识到可以通过民事公益诉讼机制来维护残疾人共同利益,但目前的起诉条件在一定条件下限制了残疾人民事公益诉讼的提起。因此,应当尽快修改《残疾人保障法》,规定残疾人共同利益受到侵害时可以提起公益诉讼,并明确规定残疾人组织、残疾人个人和检察机关提起残疾人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及相互关系。

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的衔接

两项制度衔接的必要性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都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的改革举措,均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性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在现实生活中,对一些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造成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侵害或者有侵害危险的案件,如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

和谐语境下公益诉讼的经济分析与制度设计——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为背景

和谐社会内在地蕴涵着法治精神,利益的冲突需要正当、和平的诉求渠道与公正、有效的平衡机制;社会的发展、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传统诉讼理念以私益救济为核心的制度安排逐渐受到挑战。科技活动兼备公共效益性和公共侵害性特征,易产生公、私利益的冲突,公益诉讼是解决公、私利益矛盾的重要途径,可以作为科技管理的长效机制。在和谐社会的思想内蕴与精神旨趣统筹下,以法经济学分析为视角,考量公益诉讼的机理并以社会效益优化为逻辑起点,构建一套公益诉讼的制度服务于科技管理活动的需要。

经济公益诉讼的两难境地——理性的选择与制度的阻碍

在我国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既有充分的理论根据和迫切的现实需求,又面临着一些重大的制度障碍。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经济法纠纷的大量存在以及现行调整机制的无力解决是经济公益诉讼生成的根本原因;原告资格于法无据、法律责任制度不完备、法院公益维护能力受限制则是其面临的主要障碍。

论在我国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根据

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尚未在我国建立。为了保护国家经济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 ,为了经济实体法正确实施 ,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诉讼法。文章从诉讼法的作用、产生的历史渊源、理论依据和实践情况等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