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条约机构的一次失态与失当之举——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对中国第三次履约报告的审议

2023年2月15—16日,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对中国第三次履约报告正式进行了审议,该委员会关于中国的结论性意见大幅增加了新的关注问题,其中涉疆和涉藏问题、气候变化问题、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问题以及“一带一路”问题尤其引人注目。结论性意见对“一带一路”、涉疆和涉藏事项等问题作出了很多有悖事实的指责。该委员会也无视中国的履约成就,一改其惯常实践,对中国履约“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作出了极为失衡的评价,明显体现出了对中国的偏见。在国际地缘政治紧张关系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我们应正确对待国际人权机制存在的缺陷,既应肯定其对我国人权保障制度完善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有必要对其有悖事实的指责坚决予以澄清和回击。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一般性意见

除了为缔约国提交报告提供技术性指引,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大部分一般性意见都涉及对公约相关权利和义务的解释。一般情况下,一般性意见只是对公约条款进行细化,但有时也会对公约相关权利和义务做出创新性解释。委员会的一般性意见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但它们作为公约的权威性解释经常被委员会、区域人权机构和国内法院援引。一般性意见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缔约国报告程序,即委员会在针对中国的结论性意见中广泛援引一般性意见作为审查依据。中国首先应当对委员会众多的一般性意见进行评估,区分合理解释和不合理解释,并分别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其次,中国在提交缔约国履约报告时应当主动对公约进行解释;最后,中国应当充分利用一般性意见中蕴含的法理,将其作为中国在立法和司法中解释公约的工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决定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批准我国政府于1997年10月27日签署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同时,声明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八条第一款(甲)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

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是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持下负责监测《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履行公约义务情况的机构。最初，由经社理事会执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监督工作，缔约国向经社理事会提变履约报告，由经社理事会设立工作组审查报告，并对公约的执行提出建议。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保障路径及其选择——在立法裁量与司法救济之间

目次前言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概念探析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保障的必要性三、立法裁量及其掣肘(一)立法裁量的作用领域(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立法保障(三)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立法保障的掣肘四、司法救济及其反思(一)可司法性问题(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司法救济(三)对司法救济模式的反思五、立法裁量模式与司法救济模式的相互关系(一)保障范围与保障程度(二)两种保障模式的关系(三)两种保障模式的选择六。

文化权利同经济、社会权利一样重要

文化权利是现代公民的基本权利,社会成员是否能公平享有文化权利、是否能公平占有并享用文化资源。

香港法院如何适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香港法院裁判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实践为中心

香港法院针对违反《基本法》的司法审查将不只限于审查立法或行政权力对公民及政治权利的限制,也包括对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限制。《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适用,一直是香港司法权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空白。对回归后香港法院援引《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判决进行梳理,会发现香港法院适用公约的情况不乏实例,包括将公约作为辅助解释基本法或辅助解释一般法律的的资料、将公约作为司法裁判的依据;但更多时候,当事人提出适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时,法院仅予以消极回应,尽量避免直接适用公约。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在于香港法院受制于自身的司法克己、《基本法》规范、香港普通法传统等因素。

企业社会责任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之保障

企业社会责任是有别于企业经济责任的新型责任形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既是基于远期经济利益和社会伦理的主观考虑,更是基于软法和立法的客观激励。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相对应的基本人权,是整体人权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社会责任和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具有内在关联性,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保障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既是对国家人权保障的重要补充,也是当代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长江中游矿冶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长江中游矿冶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2012年9月21日在黄石市铜花山庄举行。会议由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刘玉堂研究员主持，研究中心主任、湖北理工学院副校长李社教汇报了近两年研究中心的工作。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救济机制的新突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述评

由于条约实施机制存在缺陷，《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社会权在国际层面一直得不到有效救济。这一状况对国际人权保护的连贯性和整体性产生了长久的负面影响。200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在缔约国报告程序之外，议定书还确立了个人来文程序、国家来文程序、调查程序三位一体的准司法性权利救济程序。这将会大大加强对个人社会权的国际保护，结束社会权与公民权国际保护不平衡的局面，进一步完善国际人权法体系，从而推动国际人权保护事业的发展。

论监察专员制度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保障

监察专员制度,是一种非司法的权利保障机制。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保障方面,这一制度具有重要意义。监察专员制度的独特的内部构造,即便捷的程序、综合的审查标准、人权法的适用、以及公开的报告程序,使得它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合理与合法、国内与国际、自律与监督,从而克服了司法在保障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的困难和不足。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国际人权机制分析——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为例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在当今全球议程中日显重要。当前的国际人权机制在许多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问题。从人权的视角来探求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之道,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种人权路径也反映出了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全球正义原则。国际人权规范的内化程度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效率产生了一定影响。作为国际人权机制的主要规范载体,《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对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而言具有重要的规范意义。然而,由于国际人权机制的非强制性、健康权的模糊性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人权机制的区别对待等原因,国际人权机制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促进作用受到了一定的制约。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可诉性问题探析

我国自2001年批准加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来,有关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否具有可诉性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论。近年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具有可诉性的观点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支持。立足于我国国情,从多方面完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制度,并在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进行分层分类的基础上,探索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可诉性的理论和制度,将是法律制度发展的一条可行道路。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法律效果及在我国的实施

批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是我国人权保护的重大举措。国际人权公约在我国应具有直接的效力,我们应逐渐实现公约所载权利和所承担义务。为此,应完善国内立法;在司法及行政上也应有一些措施,确保国际法的实施。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食物权法律解析

食物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关乎人类的生存、健康和尊严。《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1条首次对食物权作出规定,并通过一系列评论文件阐明其内涵、国家权利和义务以及监督机制。有关食物权的规定的出台有着重要意义,但金融危机和粮食危机给食物权的实现带来了巨大的阻力。在该背景下,如何消除饥饿,提供足够的食物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受教育权在中国的实现——兼论中国公民受教育权的立法保障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从教育平等、教育目的、教育种类与质量、教育机构设立与管理、司法救济等方面为国际社会确立了受教育权保障的十大标准。中国作为该公约成员国,有义务首先采取立法措施保证这些标准的法律化。中国立法机关对受教育权进行了广泛的立法,在义务教育、教育种类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在教育平等和教育免费方面还存在明显的不足。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框架下外国人在华就业管理问题研究

作为强制性国际规范条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一次以国际法律形式对工作权、工会权等经社权加以确认。我国于2001批准该公约后,公约已经成为我国推动与保障外国人就业权的国际标准。公约要求成员国在履行法律义务时,尊重外国人就业权,明确相应的国家义务与相关措施,根据本国国情,保证该项义务的切实履行。相比公约的要求,我国对外国人在华就业管理上存在着缺乏统一的法律制度、统一的执法机构、完善的司法救济手段、有效的行动措施以及广泛的国际合作等问题,为此,文章提出了认真履行公约义务、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以整体系统的观念,通过健全法律制度、统一执法机构、提供司法救济以及广泛开展国际合作等途径有效管理和保护外国劳动者。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中文文本问题及其可能化解途径

目前联合国主要机构和中国使用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文文本并非是该公约的中文作准文本,而是一个来源不明的中文文本,两者在语义、语言风格以及对《公约》名称的使用上均存在较大的差异。与《公约》中文作准本相比,《公约》中文通行本不仅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且还存在比较严重的翻译问题,从而可能会对《公约》适用带来很大的困扰。中国政府应考虑建议联合国弃用《公约》中文通行本并转而使用中文作准本,并通过启动条约的更正程序使《公约》中文作准本的某些不符合现代汉语习惯的语言得以更正。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中的调查程序

调查程序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中规定的一项准司法程序,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规定的缔约国报告程序、个人来文程序和国家间指控程序具有辅助作用。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制定之前,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为了审议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巴拿马两国的国家报告,曾成功地对两国开展过调查活动。在起草该任择议定书的过程中,对是否规定以及如何规定调查程序曾发生过一些争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中的调查程序继承和发展了此前联合国人权公约中的调查程序,并对此后的人权公约中的调查程序提供了借鉴。迄今为止,该任择议定书的20个缔约国中只有4个接受调查程序,比例明显偏低。该调查程序的批准和实施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它毕竟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实施增加了一种监督程序,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提供了潜在的更广泛的保护空间。

国际人权法中的准司法程序与中国——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为例

除强制性程序外,我国迄今尚未接受联合国任何一项核心人权公约或其任择议定书规定的个人来文程序、国家间指控程序以及调查程序。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简称"《任择议定书》")为例,通过分析在《任择议定书》约文谈判和起草过程中我国对个人来文程序、国家间指控程序和调查程序的立场、意见和建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我国往往与《任择议定书》的支持者相左,比较接近于怀疑论阵营。中国政府提倡人权对话反对人权对抗的理念和做法是正确的。但国际人权法中的准司法程序的对抗性不同于人权对抗,因此,笔者建议我国应当积极采取措施,为批准《任择议定书》创造条件,并在适当时机签署和批准《任择议定书》,且在积累一定经验之后,再决定是否接受其他核心人权公约或其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准司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