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工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正确把握工业发展、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三者耦合协调关系,对于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2000—2022年长江经济带工业资源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及其动力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全域工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资源利用水平总体平稳上升,环境保护水平先降后稳。长江各区域耦合协调度稳定提升,由高到低依次为:下游地区>全域>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空间分布为“中间低两翼高,北部高南部低”,呈现“江浙”保持引领、“沪渝”相对缓慢、“湘鄂”稳步提升、“赣皖”逐步发力、“云贵川”发展放缓的格局。各动力因素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各有差异,地区不对称性明显。因此建议:构建系统融合发展机制,坚持强化区域协同融通,推动资源要素顺畅流动。

海南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测度研究

通过熵权法测度海南省生态环境、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并运用弹性系数法计算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程度。研究发现,海南生态环境和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关系呈现出明显的“衰退——调整——增长”三阶段特点。促进生态环境和旅游经济协调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生态压力控制,同时要保障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专项资金的拨付,建立多元化投资机制。在旅游经济发展方面,着力通过提高旅游产品服务质量,丰富旅游产品类型,继续扩大旅游消费,以内循环带动国际循环,打造滨海国际旅游度假目的地品牌,以“旅游+”、全域旅游加深旅游与相关行业的联系,打造旅游消费产业链条,充分发展旅游经济。

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研究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28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法等方法分析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显示: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趋势。城市群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呈现时空异质性,空间上体现为粤港澳、长三角领先,京津冀、长江中游次之,成渝落后;时间上表现为2011—2016年增速较快,2016—2020年增速较慢。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逐步缩小,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的α收敛、β收敛显著。

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可持续发展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探讨三者的耦合关系对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测算,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识别三者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并引入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探究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可持续发展水平呈现波动增长趋势,其中环境规制综合水平最高;(2)三者耦合协调度存在时空差异,时间层面上全国耦合协调度位于中等和良好协调之间,总体呈现“W”型上升态势,空间层面上“链条式”和“组团式”特征明显,呈现“马太效应”;(3)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局部上表现为“高—高”“低—低”集聚模式;(4)产业结构、政府能力和国际贸易是耦合协调度提升的主要因素,研发资金、人口压力成为抑制因素。

黄河“几”字弯都市圈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研究

在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下,如何实现生态脆弱区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以典型生态脆弱区黄河“几”字弯都市圈21个地级市为例,基于2005年、2010年、2015年、2020年的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数据,运用熵权TOPSIS法分析资源环境承载力状况,并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揭示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关系及其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黄河“几”字弯都市圈资源环境承载力呈波动上升趋势,区域差异显著;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整体逐渐趋向于更高程度的耦合;通过莫兰指数分析发现,黄河“几”字弯都市圈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为显著空间正相关。

水环境、城镇化与绿色发展的三元耦合协调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文章在使用熵权法计算水环境、城镇化与绿色发展3个系统的得分的基础上,采用改进型耦合协调度模型估算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水环境、城镇化与绿色发展的三元耦合协调度,接着分析各省(市)三元耦合协调的时空变化情况,发现各省(市)三元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上海、江苏、浙江等长江下游地区耦合协调度最高,云南、贵州等长江上游地区耦合协调度较低。文章进一步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三元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发现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提升产生的促进作用最明显,但空间溢出效应呈现明显的差异性。由此,文章得到以下政策启示:在城镇化过程中,各地区要注意水环境的保护和绿色发展;长江中上游地区要进一步提升水环境、城镇化和绿色发展的三元耦合协调度;各地区之间要加强合作,增强地区间环境治理的联动性。

公路基础设施对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影响——来自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证据

了解公路基础设施对城市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影响可以为城市规划和交通建设提供理论参考。本文基于2010—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1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耦合协调模型测度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水平,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公路基础设施对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2010—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16个城市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重庆和成都远高于其他城市,其余协调发展水平较好的城市主要集中于“双核”周围;公路密度与城市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水平呈正相关,人口密度为负相关,而私营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科技创新能力以及教育水平等都呈正相关;长期来看,公路密度的增加对城市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依然显著,且呈现边际效用递增的趋势;当公路密度小于2.043时,对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影响系数为0.118,而公路密度超过2.043时,影响系数则增加到0.144,说明公路密度对城市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呈现出逐渐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当地应长期重视公路基础设施的建设,积极响应国家路网建设,差异化制定投资发展规划,推动交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城镇生态化视角下三峡库区人口-经济-环境(PEE)耦合协调发展

[目的]探索PEE系统的互动耦合特征,可为三峡库区城镇生态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量化依据。[方法]在2000—2020年三峡库区PEE系统综合评价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引力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对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空间联系特征及主要障碍因子进行实证研究。[结果](1)2000—2020年库区PEE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呈逐步上升态势;(2)研究期内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基本不变,协调等级不高,协调类型呈“西南-东北”“中部-北部”的空间特征,总体呈良性上升发展趋势;(3)邻近区域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性存在显著的正自相关,空间联系总量总体上升,空间联系强度较弱,且随着地理距离增大而逐渐减弱;(4)各因素对系统发展影响具有趋同性,经济和人口系统是主要制约子系统,而环境系统的障碍度逐年增加。[结论]库区PE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总体向好,区域差异缩小,未来应重点从单一系统优化向多元系统协调出发,从系统自身与区域协同2个角度进行调整,加强政策制度调控,科学探索发展路径。

黄河流域农业用水效率—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评价

推动农业用水效率、农业经济发展与农业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是实现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2005-2020年沿黄9省区数据,构建黄河流域农业用水效率—农业经济发展—农业生态环境(WEE)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及障碍度模型探析三者耦合协调发展特征及障碍机制。结果表明:(1)农业用水效率、农业经济发展与农业生态环境子系统在2005-2020年呈不同程度波动上升趋势;(2)黄河流域WEE复合系统处于高耦合状态,协调度由勉强协调向初级协调迈进并呈“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且农业生态环境滞后型省区最多,农业用水效率滞后型省区最少;(3)各子系统对应的主要障碍因子对农业用水效率子系统阻滞程度最强,而对农业经济发展子系统阻滞程度最弱。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型升级,打破省区壁垒促进农业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因地制宜制定相关政策等是加强黄河流域及各省区农业用水效率、农业经济发展与农业生态环境优质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

天水市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性研究

为了探究天水市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本文首先通过构建天水市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综合指数法测算了2010—2021年天水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数据,其次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天水市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性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还运用障碍度模型识别了妨碍天水市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2010—2021年天水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指数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指数值由2010年的0.1201增加至2021年的0.8395;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则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指数值从2010年的0.1845上升至2021年的0.8669,以上表明2010—2021年天水市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2)天水市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值从2010年的0.2728波动上升至2021年的0.6531,耦合协调等级从中度失调逐步提升到初级耦合,表明2010—2021年天水市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性得到了不断改善。3)2010—2021年妨碍天水市资源环境承载力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有人均水资源占有量(X_(2))、人口密度(X_(3))、工业废气排放量(X_(6))、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X_(8))、第二产业占比(X_(12))、第三产业占比(X_(13))、恩格尔系数(X_(16))共7项;妨碍天水市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Y_(4))、第一产业占比(Y_(5))、第三产业占比(Y_(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Y_(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Y_(9))、恩格尔系数(Y_(10))共6项。由以上障碍因素可以看出,天水市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受到了自然资源、环境保护、经济实力、经济结构、人民生活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制约。

农村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及障碍因素研究

农村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是构筑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关键问题。论文基于耦合协调度、空间自相关与障碍度等模型,分析2013—2021年我国省域农村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规律及障碍因素。研究表明:(1)农村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同步上升的相对发展关系,但省域间差异明显。(2)农村人居环境与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在时序上呈现从“勉强协调”迈向“初级协调”的两阶段上升规律,且空间均衡格局逐渐显现,空间关联具有东部H-H集聚和西部L-L集聚特征。(3)农村人居环境与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障碍度由高至低为:基础设施、居住条件、公共服务、经济规模、生态环境、生活水平、生产条件、产业结构,且不同农村地区的障碍因素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劣势。应从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要素长效投入、时空均衡联动与障碍度优劣比较方面精准施策。

基于变异系数测度模型的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为对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有效测度,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并遵循相关科学原则,提出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引入了变异系数测度方法,构建了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模型,并以云南省为例,对其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展开分析。结果显示:从整体来看,云南省农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发展综合协调指数呈递增趋势,从2012年的0.2699逐步增长到2022年的0.7371;在耦合协调度方面,云南省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处于0.39~0.59之间,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表现为由较弱失调向较弱协调转变,说明两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黄河流域上游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以甘肃段为例

以黄河流域甘肃段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发展模型、ArcGIS软件、灰色关联度模型对2010—2020年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三者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其驱动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系统评价值总体呈上升趋势,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系统评价值呈持续上升特征,经济发展系统评价值出现波动下降趋势;黄河流域甘肃段各市(州)耦合度呈上升态势并达到较高水平,协调度总体不高,初级协调是主要类型,各市(州)协调度在空间上呈现出“西高东低”的分布态势;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影响力从强到弱依次为政府能力、经济发展水平、水资源、产业结构、科技投入、对外开放程度.

环境规制赋能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异质性环境规制是驱动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动态协调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采用2010~2021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基于PSR模型构建“水资源-社会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异质性环境规制对“水资源-社会经济”协调水平的空间溢出影响。结果表明:①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水资源-社会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命令型环境规制对其存在倒“U”形影响,而市场型呈“U”形变化趋势。②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模仿、警示和污染避难所效应对周边区域协调发展发挥空间溢出作用,在区域和产业结构差异约束下表现出显著的多重异质性效应。因此,应有效发挥各类环境规制的正向实施效果,持续提升环境规制对“水资源-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赋能效应,以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经济协调发展探究

近年来,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成为国家重要的发展战略之一,旨在推动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然而,农村经济协调发展面临一系列挑战,如农村基础设施不完善、产业结构单一、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等。因此,为了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必须采取相应措施促进农村经济协调发展。本文就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经济协调发展进行深入探究。

生态环境保护视域下的生态环境与经济耦合协调发展——以化肥企业为例

我国在积极调整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不断强化生态文明建设,这对化肥企业的发展来说造成一定挑战,同时也提供了机遇。化肥企业需要深入理解“双碳”目标下的新机遇,同时,利用这些机遇不断转变发展模式,不断提升发展的质量。

重庆市生态环境质量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性分析研究

本文根据重庆市近十年生态环境质量数据与社会经济发展数据,构建生态环境质量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性评价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度分析模型,探究各要素环境质量与人口、经济、交通、能源消耗以及污染排放等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识别主要影响因素并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为新时期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路径探析

随着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如何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已成为亟待解决的全球性议题。本文选取中国某地区的实践探索,探讨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内在联系,以及其实现协调发展的有效路径;通过构建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多元路径,包括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强化环境规制以及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等,为理论研究提供实证依据;通过分析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探索多元化的协调路径,为实现绿色转型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同时,结合国情的实证分析,评估中国城市在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上的现状,揭示存在的问题,为政策设计提供科学依据。

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

为探究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寻找影响两者协调关系的因素,运用综合指数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黄河流域9省区2008—2021年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关系的时空变化,并结合障碍度模型进一步探讨耦合协调度的障碍因素。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均呈现上升的趋势;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在时间上呈上升趋势,但增长幅度不大,在空间上主要表现为空间分布不均且省区耦合协调度差异明显的特点;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成为影响全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主要障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