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历史脉络与内在逻辑

系统反思西方转型经济学和全面梳理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历史起点和条件可以看到,我国的经济体制变迁,虽然是基于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系统反思与检视,但是这种反思与检视并不是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一种颠覆式的抛弃,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承继了传统社会主义体制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并加以适当的修正与创新,不能割裂式地理解这两个历史阶段。中国经济体制变迁具有其独特的内在逻辑和传统智慧,始终不渝地坚持改革的市场经济取向,是中国40年改革最为宝贵的经验。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们既要反省渐进式变迁的消极层面,也要防止过度市场化带来的风险。

文化因素与浙江经济体制变迁、经济绩效

本文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密切相关。20余年以来 ,与全国其他一些地区相比 ,浙江既是一个富于制度创新冲动的地方 ,也是一个制度创新的“多发”地区。浙江产生这种现象从而出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政治的、经济的因素 ,也有文化的精神的因素。本文试图对在浙江的经济体制创新并因此出现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文化的、精神的因素的作用进行探讨。

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灵活化变革面临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伴随着经济体制的变迁,以及随之进行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调整,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断提高,从整体劳动力市场的"过度稳定"逐步演变为劳动力市场的"边缘灵活化"。"边缘灵活化"的发展态势使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化变革遭遇困境,并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形成了制约。

经济体制变迁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关系再解构

在我国,市场因素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补充"到"并行",从"基础作用"到"决定地位"的变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暗含的是计划调节,而不是计划体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应减少行政因素,破除壁垒,释放市场活力;借助大数据,提升企业和政府的计划能力;内修外制提升主体道德水平,为市场经济走向道德经济提供双重保障。

经济体制变迁背景下父辈体制内身份与社会阶层代际流动关系的考察

依据所处体制内外对社会成员进行的身份划分作为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维度,其对社会阶层代际流动的影响在以往研究中并未得到充分考察。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2012和2013年的合并数据,讨论了在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父辈体制内身份对阶层代际流动的影响。父辈体制内身份对阶层代际上移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但是当父辈拥有契合于市场的能力或行政权力时,该影响将减弱或消失。这意味着父辈体制内身份对阶层代际流动的影响实则源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以及伴随于该进程的对社会中原有资源分布的重置。

中国20年经济体制变迁的基本特征

张道根总结出中国20年经济体制变迁的六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改战略上的发展导向思路。20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牢牢把握的一个原则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使改革有坚实的发展依托。

中国农村经济体制变迁及其绩效的经济分析

本文认为：中国农村经济体制变迁的内在原因是传统的“倾斜战略”所导致的农业劳动效率的极度低下以及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普遍性危机；从１９７８～１９９６年中国农村经济体制变迁的历史进程来看，对主要农产品实行“双轨制”的改革，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倾斜战略”所导致的“城市偏向”心态惯性，造成了农户收入增长和粮食供给增长之间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粮食生产和供给的不正常波动及总体偏紧特征，对各类型地区农户的经济行为均会产生不良影响；我国农村经济的进一步改革。

五十年来经济体制变迁的历史思考

本文认为：新中国成立５０ 年来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一场连续进行的经济革命，要理解这场革命，必须通过中国两千五百多年封建经济历史和近代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历史来理解；两千五百多年前，在向交换经济转变的过程中，由于经济制度的报酬递增效应，中国》锁定＂于封建经济状态，而近代以来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所带来的市场经济因素增长作为一种外生性的制度变迁，与中国本土的传统制度形成冲突，所以不能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新中国的建立彻底打破了这种》锁定＂状态，从根本上消除了封建传统经济体制的基础，并通过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彻底清除了无法成长的外生性市场因素，建立了一个》非市场＂ 的经济，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市场经济才得以重新孕育或再生；中国的经济体制变迁，离不开中国历史所确定的轨道，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

重建农业市场主体——农业公司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经济体制变迁,是以确立农民家庭作为农业市场主体为突破口,打破分配中的平均主义,把农户生产经营绩效与其劳功报酬挂钩,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创下了中国农业历史上的首次辉煌,基本解决了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在农民由温饱迈向小康的过程中,又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突出表现在农业生产增长波动、效益低下和后劲乏力。制约农业生产经营长期、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因素十分复杂,既有外部宏观经济环境问题,又有内部市场微观基础问题。人们对外部宏观环境制约农业发展问题讨论颇多甚深,基本形成了共识:作为弱质产业的农业既面临着自然风险又面临着市场风险。作为基础产业的农业,不仅没有得到政府支持和保护,反而农业剩余被政府剥夺用来推行工业化,致使农业比较利益低下。

金融渐进改革三部曲

经济体制变迁的经验告诉我们:改革战略的目标选择,与其说是终极性的,不如说是阶段性的。改革战略是最优选择,与其说是“先破后立”,不如说是“先立后破”。 根据战略选择总原则,笔者对我国金融渐进改革的思路是; 第一部曲 1.卸掉历史“包袱”。

大历史观视域下的中国农业农村发展

大历史观提供了理解经济演变的思想基础和方法论依据。本文指出:大历史观不仅强调历史因素对经济变迁的重要性,而且强调应从长时段、本土化、整体性的视角来认识经济变迁,这三者分别从时间、空间、结构维度揭示了大历史观的特征。运用大历史观来审视中国的农业农村发展,可以发现:从时间维度看,农业农村发展是贯穿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长时段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命题,并在不同阶段为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多重贡献;从空间维度看,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不是对已有国际经验或"一般规律"的简单验证,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中国"自身的故事";从结构维度看,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是嵌入在中国整体发展阶段和制度背景之中,是与城镇之间开展互动并伴随着制度变迁而推进的。立足于大历史观视域下予以审视,我国在政策层面必须动态理解农业农村发展及其作用,突破从经济效率来看待农业农村的局限,注重在城乡互动和体制变迁背景下探寻发展路径,并从农业农村发展的本土化特征中形成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资源。

邓小平企业激励理论及运用方略

邓小平企业激励理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权力激励论、物质激励论和精神激励论。权力激励是邓小平企业激励思想的核心。邓小平权力激励论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企业经营者自主权激励。针对传统企业管理体制的弊端,邓小平指出:"权力不不放,企业没有自主权,也说没有责任,搞得好坏都一是上面负责。全部由上面包起来怎么能搞好工作,调动积极性?"因此,"调动积极性,权力下放是最主要的内容。"我国经济体制变迁就是以放权让利为突破口展开的。邓小平认为,正是由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给予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才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