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非均衡发展与区域旅游经济包容性增长

一、区域旅游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内涵与意义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立足于新发展格局,旅游业在“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中的角色愈发重要。然而,伴随着中国旅游经济的持续增长,地区间、城乡间旅游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依然明显。这种不平衡不仅体现在旅游经济规模上,还体现在产业效率、服务能级等多个维度.

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研究

发展数字金融是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战略举措。文章基于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EBM-GML指数测度经济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实证考察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经济包容性增长,且促进作用主要来自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的扩张;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存在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率的双重门槛效应,存在基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跨过门槛值后,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困地区经济包容性增长影响——基于甘肃省庆阳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缩小贫富差距成为我国当前重大决策部署。文章以我国典型贫困地区甘肃省庆阳市为例,通过"权系数法"计算出2009-2018年10年间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与经济包容性增长指数,实证分析贫困地区普惠金融发展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相关性。研究表明,贫困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具有显著地正向促进作用。最后,提出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等一系列对策建议,旨在进一步缩小贫困地区地方贫富差距,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

金融科技与经济包容性绿色增长: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11—2021年中国27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金融科技对经济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作用机制及空间效应。结果表明:金融科技显著促进经济包容性绿色增长,在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方面表现尤为突出;技术创新和金融资源配置是金融科技促进经济包容性绿色增长的重要机制;金融科技对经济包容性绿色增长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带动周边城市经济包容性绿色增长;金融科技有助于促进东部地区、核心城市及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城市的经济包容性绿色增长。因此,营造良好的金融创新环境,深化信息技术与传统金融融合,发挥金融科技的溢出效应,能够赋能经济包容性绿色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关系及影响机制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蕴含的“增长”与“公平”要义紧密相关。文章选取2011-2020年中国27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双向固定效应、分位数回归和双重差分模型等多种方法,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包容性增长具有积极推动作用,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的提升均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具有正向推动效应,但数字排斥等现象的存在致使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并未对经济包容性增长产生影响。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提升,其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会因规模效应而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对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存在区域、城市规模和创新创业能力异质性。经济增长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渠道。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全球经济包容性增长——关税变动视角下的国家间溢出效应研究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全球经济包容性增长是当前贸易领域的两个重要课题。本文使用1995—2009年“进口国—部门—出口国”层面的关税数据和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数据,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1)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在效率层面和公平层面均会促进全球经济的包容性增长。(2)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对发展中国家包容性增长的整体促进效应强于发达国家;对资本密集型产业包容性增长的促进效应最强,知识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次之,对资源密集型产业的促进效应最弱;对低集中度行业的包容性增长具有更强的促进效应。(3)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分别通过扩大两国间贸易规模和降低贸易规模差异度,对效率层面和公平层面的全球经济包容性增长产生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对中国乃至世界各国更好地制定贸易政策,促进全球共同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机制研究

当前,我国对数字金融经济的重视度越来越高,针对数字金融经济增长机制的研究也需不断深入。因此,为进一步分析数字金融对经济的作用及影响,本文以2011—2020年我国276个地级及以上的城市面板数据为基础,探究数字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对于经济发展而言,数字金融发挥着关键作用,其可使经济获得包容性增长。在具备下列两个条件的情况下: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得以拓展、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得以提升,则可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影响,使其呈包容性增长。此外,在规模效应下,若数字金融水平升高,则经济包容性增长也会随之升高,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主要促进渠道为经济增长。

中美家庭普惠金融服务的包容性经济增长效果对比研究

全球化背景下,中美经济均实现了强劲的增长,但部分低收入群体并未同步获益,特别是美国的不平等程度正在加深。在国际组织倡导包容性经济增长理念的背景下,本文基于中国2017年和美国2019年家庭截面数据,通过构建收入(就业)决定模型,运用Shap⁃ley值分解法,将中美家庭普惠金融服务对包容性经济增长的三个核心维度进行了效果对比研究。研究结果显示:(1)基金理财已成为美国低收入家庭增收的重要金融途径,借贷和保险则成为激励低收入家庭就业的两大金融动机;然而,金融泛化导致的家庭收入差距尚未有收敛之势。美国家庭普惠金融可归为非均衡的高效率型包容增长模式。(2)中国储蓄理财和统筹社保兼具家庭增收益贫性、收入差距低贡献性的特征,借贷则具有增收益富性和收入差距高贡献性的特征;三大金融服务对低收入家庭的就业激励作用微乎其微。中国家庭的普惠金融属于兼顾结构均衡性的弱效率型包容增长模式。均衡模式的效率虽偏低,却是符合中国当下国情和包容性理念的普惠金融模式。

能源消费与中原经济区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亚洲金融风暴乃至2010年发生的全球风暴当中,石油价格总是随着经济趋势波动的,而波动影响了他们的收入和财政预算。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能源的需求问题而造成的。因此能源安全消费直接影响包容性经济增长,就是说要有充足的能源供应,是可以负担的、可靠的,同时是可以持续的。中原经济区的发展和崛起,直接受能源消费的影响,因此,能源消费与包容性经济增长是有很强的关联性的,这种关联性也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印度包容性经济增长:现状、问题及政策启示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实现强劲经济增长的同时,世界收入不平等状况正在迅速恶化,包容性增长概念应运而生。本文在Meyer(2018)对包容性增长概念及测定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印度国情,选取12个指标考察印度经济增长的包容性程度。测算结果表明,印度经济增长呈欠包容状态,政策效果不显著,其中就业中性别差异过大、中学生生均教育支出占比低、收入差距大是印度经济增长包容性低的主要障碍。因此,需要从改善性别差异、提高教育支出、实现机会平等角度设计相应政策,从而改善印度经济增长的包容性。以此为借鉴,我国在提升经济增长包容性方面,需注重经济短板,在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更加注重公平性。

普惠金融与包容性经济增长——基于中国西部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

为了探索普惠金融与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利用西部地区1981～2015年包容性经济增长数据,构造面板数据模型,运用动态面板差分GMM估计方法,考察普惠金融对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解释了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对包容性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另外,本文还考察了普惠金融对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增长效应以及普惠金融包容程度测量,同时衡量了包容性经济增长对普惠金融的分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对包容性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地理维度的服务渗透性包容性程度更高,而包容性经济增长水平较低的群体从普惠金融中获益更多,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改善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分配。

数字普惠金融的包容性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基于中国西部12省的实证分析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技术革命对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得益于数字技术的运用,普惠金融的实现条件也在日益改变。本文结合中国西部地区包容性经济增长指数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公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数据,通过面板回归评价数字普惠金融各维度发展对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全样本实证结果,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指标。首先,扩大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促进了经济可持续增长,并有助于机会获得的均等性;其次,加强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帮助实现了发展成果共享,促进包容性增长;最后,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作用比较有限。此外,西部不同区域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异质性,根据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可以分为三个梯队,因而针对不同区域应采取不同措施,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西部地区的包容性经济增长。

普惠金融发展、区域收敛与包容性经济增长——基于辽宁省44县(市/区)数据的实证研究

系统构建普惠金融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11—2016年辽宁省44个县(市/区)面板数据,综合采用因子分析法和系统广义矩(GMM)估计对县域普惠金融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但仍处于发展长周期上的"初级阶段";县域普惠金融内部结构发展均衡,但存在明显的区域"俱乐部收敛"现象;县域普惠金融与地区经济增长关系呈倒U形走势,普惠金融的影响效应优于规模金融;县域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区域非对称性,对经济发达地区影响效果优于欠发达地区。

包容性视角下的城市经济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比较研究

运用处理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2006年—2014年"长三角"城市群与"中三角"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在包容性视角下的经济效率、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包容性TFP)进行了测度、比较与分析。结果表明:2006年—2014年,12个城市的总体经济效率为0.8344,说明这些城市在较高程度上实现了城市经济的包容性增长;"长三角"城市群与"中三角"城市群的经济效率均呈现出U型趋势,并且这两大城市群在2010年以前差距较为明显,但是从2010年以后二者之间的差距性在不断缩小;包容性TFP比传统TFP小得多,技术效率变化、技术进步亦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说明不考虑环境污染与收入差距大大高估了城市的TFP。最后,本研究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一些有益的政策启示与借鉴。

经济“包容性增长”背景下人的全面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虽然我国的经济长足发展,但是经济发展仍然不平衡,包括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衡等等。经济的不平衡严重导致分配的不公平,过度的贫富差距,使一些资源都被富人掌握,在我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中还有少数人仅仅是为了生存而生活,根本无法达到全面发展,所以经济的不平衡导致社会成员个人的全面发展受到极大程度的影响。而我国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到的经济"包容性增长"就是提倡公平的分配经济成果,缩小贫富差距,让资源平等的分配到每个社会成员手中。因此彰显公平是经济"包容性增长"的最大亮点。在公平的环境下,更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也更有利于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因此,推进经济"包容性增长"从根本上说是在推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绿色金融、政府作用与包容性经济增长——基于空间面板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2010-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来探究绿色金融对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影响,引入政府作用作为中介变量深入探究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运用替换被解释变量法以及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分析。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政府作用对包容性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适当加强绿色金融和发挥政府作用是有效提高包容性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包容性经济增长视阈下的牧区资金投入问题研究——以内蒙古牧区为例

我国牧区具有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4大功能,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内蒙古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牧业和牧区发展所需资金未能与经济增长同步增加。这与牧区所具有的诸多功能不相匹配。文章在中央、地方、牧民和金融机构等从不同层面实证分析了内蒙古牧区和牧业资金投入现状,从二元经济结构、畜牧业脆弱性和牧民自我积累等方面探究了资金短缺的原因,并提出增加牧区资金投入除了必须做到加大国家财政性建设资金投入以外,还要通过大中城镇对牧区的辐射带动、充分利用外资、组建牧民合作金融组织等对策建议。

跨境劳务合作能否助力中国包容性经济增长——基于对外工程承包视角的经验分析

基于2010—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跨境劳务合作对中国包容性经济增长的赋能机制。研究表明:跨境劳务合作通过就业创收效应和本地引流效应,促进了劳务输出地的包容性经济增长;数字技术通过维系社会关系、提升家庭幸福感,强化了跨境劳务合作对包容性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同时通过推动本地劳动力市场扩容升级、促进劳动服务的“线上化”转移,弱化了跨境劳务合作对包容性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创业活跃度与经济包容性增长关系研究——来自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证据

作为制度改革的“试验田”,自贸区建设为城市发展“赋能聚力”和“加挡提速”的战略意义更加凸显。基于创业活跃度的视角,以2009-2022年中国287个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基于创业活跃度的视角,选取多期DID方法(Time-varying DID),检验了自贸区建设对区域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表明,自贸区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包容性增长,平均作用力度达到25.18%。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且这一政策效应在具有资源禀赋优势的城市中表现更明显。机制检验表明,创业活跃度是自贸区建设提升区域经济包容性增长水平的有效路径。研究结论为激活自贸区建设的创业效应,探寻区域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实现路径提供了经验证据。

连山县经济增长质量的测量与评价

构建测度民族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指标体系,包含经济成果创造、经济成果分享两个大方面,其下共有7个二级指标:经济水平、需求结构、产业结构、生活水平、教育、成果分配、社会保障以及具体细分的19个三级指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连山县上述19个指标进行计算发现:2004-2008年连山县的经济成果分享曲线走势呈现快速增长势态,曲线斜率比较大,但是2009年之后的曲线开始逐渐趋于平坦,增速也逐渐趋于缓慢。而经济成果创造曲线2004—2012年间呈现稳定上升态势,但于2006年及2009年出现阶段性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