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度评价研究——以甘肃省景泰县为例

经济与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本文选取2000年、2005年、2010年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统计数据,对景泰县经济与生态协调度进行空间动态评价。研究显示:在空间分布上看,景泰县东北和东南部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处于初级协调发展地区,西北和西南部处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失调地区,中部除一条山镇外,其余乡镇为勉强或初级协调发展地区;从演化趋势上看,2000年到2010年,景泰县11个乡镇中大部分乡镇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有所提高。

和田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度关系分析

运用spss软件主成分分析法对和田地区的经济发展指标和生态环境指标的权重进行的计算,然后根据权重得出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水平指数,继而对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之间的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进行计算与分析,得出和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多年平均协调度为0.681,属于初级协调发展类,协调发展度多年平均为0.078,属于极度失调衰退类环境滞后型。所以在其现有经济发展条件与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对和田地区的可持续利用与发展提出对策与建议。

池州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度及相应对策研究

池州市作为国家首个生态经济示范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其生态环境形成了较大压力。首先选取17个指标对池州市经济发展状况与生态环境质量进行综合评价,然后运用协调发展度模型,对两者间的协调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2003年至2013年间,池州市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年均增长23.09%,而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年均下降2.5%,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由0.334提升至0.676,整体呈上升态势,但波动性较大。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提出了促进池州市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江苏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江苏省是我国的经济大省,江苏省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面临严峻考验。文章以江苏省为例,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深入分析了江苏省农业经济和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江苏省农业经济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性总体上是高的,但在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江苏省农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河南省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通过应用综合发展评价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系统评估了河南省农业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相互影响与协调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河南省的农业经济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为了实现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建议优化农业资源配置、推动绿色生产方式、加强环境保护政策实施等,进一步平衡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研究结果,为政策制定者和区域规划提供了数据支持和理论依据,以促进河南省的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海南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测度研究

通过熵权法测度海南省生态环境、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并运用弹性系数法计算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程度。研究发现,海南生态环境和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关系呈现出明显的“衰退——调整——增长”三阶段特点。促进生态环境和旅游经济协调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生态压力控制,同时要保障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专项资金的拨付,建立多元化投资机制。在旅游经济发展方面,着力通过提高旅游产品服务质量,丰富旅游产品类型,继续扩大旅游消费,以内循环带动国际循环,打造滨海国际旅游度假目的地品牌,以“旅游+”、全域旅游加深旅游与相关行业的联系,打造旅游消费产业链条,充分发展旅游经济。

石羊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度评价

以石羊河流域117个乡(镇)为基本研究单元,借助流域1986、2000和2011年的Landsat TM解译数据和相关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构建了ESV模型、EEH模型和AGPI模型,依据ESV指数和EEH指数揭示石羊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相关关系和演变特征.研究表明:①1986年以来石羊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呈小幅下降趋势,1986—2000年年均损失0.48%,2000—2011年年均损失0.27%.②1986年以来石羊河流域各乡镇经济发展较快,AGPI增长呈现从上游向下游转移的趋势,流域北部增长率明显高于南部.③石羊河流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度在1986—2000年期间保持了原始和自然发展状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度较差.此后2000—2011年期间二者协调度有所改善,但石羊河流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关系正处于矛盾多发且此消彼长的不稳定阶段,两极分化现象比较明显.

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及时空演化

探究科技创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是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文章构建了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分析、灰色预测GM(1,1)模型和障碍度模型,测度并分析了2013—2022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三个系统的发展水平、耦合协调、时空演化及其未来趋势和障碍因子。结果显示:(1)三个系统的发展水平均值,除生态环境系统出现小幅波动外,其他两个系统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区域排序均呈现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梯队特征。(2)三个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也呈现上升趋势,整体耦合协调等级从濒临失调上升至勉强协调。但在空间分布上存在差异,呈现“下游高、中游平、上游低”的空间格局。局部长三角地区形成了良好的“高-高”集聚效应。根据预测分析,到2027年,长江经济带三个系统耦合协调总体接近中级协调等级,江苏将率先进入优质协调等级。(3)制约三个系统发展的障碍因子既存在共性障碍因子,也存在差异性障碍因子。科技创新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共性障碍因子多于经济发展系统。

基于变异系数测度模型的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为对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有效测度,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并遵循相关科学原则,提出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引入了变异系数测度方法,构建了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模型,并以云南省为例,对其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展开分析。结果显示:从整体来看,云南省农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发展综合协调指数呈递增趋势,从2012年的0.2699逐步增长到2022年的0.7371;在耦合协调度方面,云南省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处于0.39~0.59之间,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表现为由较弱失调向较弱协调转变,说明两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山西省数字物流、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数字物流、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是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利用2014—2021年山西省1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数字物流、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综合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法、耦合度模型及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估各市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研究结果表明:(1)从综合发展指数看,晋北地区综合发展指数总体偏低,但呈上升趋势。晋中地区各市综合评价指数稳步增长,太原市最高。晋南地区各市综合评价指数上升速率差异较大,运城市最高。(2)两两系统耦合分析,数字物流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在11个市中相对较低,尤其是阳泉市在2014—2021年间协调性较差。(3)三个系统的耦合度逐年提升,以太原市的协调度最佳。基于此,建议加快物流网络构建、推进物流数字化发展及加强各市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矿产——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为贯彻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建设思想理念,实现长江经济带绿色可持续发展,基于2001—2019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相关数据,构建了矿产资源—区域经济—生态环境评价体系。通过设定三大子系统的优先发展级,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分析不同优先级下的矿产资源—区域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并从中选取最优发展模式。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特征显著,整体上由轻度失调区间上升至中级协调区间,且耦合协调度值上游<中游<下游。分省来看,耦合协调程度由低到高依次为云南、江西、贵州、安徽、湖南、上海、重庆、江苏、四川、浙江、湖北。除了湖北、浙江、四川三省位于良好协调区间外,其余8省市均位于中级协调区间。同时,“经济优先”仅适用于短期发展,“环境优先”更适合长期发展。故为促进长江经济带协调可持续发展,整体上应坚持以环境保护为重心的发展战略,个体上要进一步针对不同省市采取差异化的措施。

黄河流域九省(区)人口-水资源-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及障碍因素分析

黄河流域九省(区)人口扩张和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资源和环境问题,亟待探究其人口-水资源-经济-生态环境(PWEE)系统耦合协调关系,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针对黄河流域九省(区)构建了PWE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对2008—2020年黄河流域九省(区)PWEE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状态和障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黄河流域九省(区)PWEE系统及其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度从2008年的0.56上升至2020年的0.69,由勉强协调进入初级协调阶段,水资源子系统一直是影响九省(区)PWEE系统协调发展的限制因素,其平均障碍度从2008年的49.05%增加至2020年的55.48%,人均水资源量为主要障碍因子。

以“四水四定”统筹推进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及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特征及规律认识

我国水资源分布与人口、生产力布局以及土地等资源不相匹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四水四定”(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贯彻落实“四水四定”,核心是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需求,科学处理水资源与城市、土地、人口、产业之间的关系,实现人口-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在深入分析当前我国水资源基本形势基础上,探讨了以“四水四定”统筹推进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及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内涵特征和基本规律,从优化时空格局、强化要素调控、实施风险调控、加强质量管控等方面阐述了以“四水四定”统筹协调发展的总体调控思路,提出合理优化城市布局规模、因水制宜发展农业生产、保障公平合理水事服务、促进工业产业适水发展等调控策略,以期为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促进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黄河流域农业用水效率—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评价

推动农业用水效率、农业经济发展与农业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是实现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2005-2020年沿黄9省区数据,构建黄河流域农业用水效率—农业经济发展—农业生态环境(WEE)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及障碍度模型探析三者耦合协调发展特征及障碍机制。结果表明:(1)农业用水效率、农业经济发展与农业生态环境子系统在2005-2020年呈不同程度波动上升趋势;(2)黄河流域WEE复合系统处于高耦合状态,协调度由勉强协调向初级协调迈进并呈“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且农业生态环境滞后型省区最多,农业用水效率滞后型省区最少;(3)各子系统对应的主要障碍因子对农业用水效率子系统阻滞程度最强,而对农业经济发展子系统阻滞程度最弱。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型升级,打破省区壁垒促进农业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因地制宜制定相关政策等是加强黄河流域及各省区农业用水效率、农业经济发展与农业生态环境优质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

乡村振兴视域下阿克苏地区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度评估

立足于乡村振兴背景,运用综合发展评价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阿克苏地区2009-2019年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关系展开研究。结果表明:该地区生态环境和农业经济增长的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在2017年以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稳步超过农业经济增长水平。该地区生态环境系统与农业经济增长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可划分为3个阶段:2009-2012年表现为中度协调;2013-2014年耦合协调度从中度协调转变为基本协调,且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2015-2019年耦合协调度迅速提升,从基本协调转变为中度协调,并呈现出稳定状态。整体上,阿克苏地区生态环境系统与农业经济增长系统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保持持续增长状态。

河南省黄河流域水资源-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及驱动因素分析

持续的强人类活动改变了水资源、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之间的互馈关系,影响了区域可持续发展。为探究河南省黄河流域水资源-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状况,识别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研究基于协同学和随机森林模型改进了传统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了河南省黄河流域2011-2022年水资源-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指数和耦合协调度,采用核密度估计揭示其时空演变特征,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各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均呈不同程度的增长趋势,但存在一定的异质性,水资源、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系统分别呈现出“西高东低,南高北低”、“中心带动周边,边缘发展缓慢”、“上游优于下游,西南优于东北”的空间非均衡格局;水资源-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向好趋势显著,各城市间空间异质性明显,呈现出“区域齐升,南高北低,西高东低”的演化特征;自然禀赋、经济基础以及人居环境是协调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各因子之间关系日益紧密,交互类型呈现向“非线性增强”转化趋势。研究创新性地提出了协调发展评价的新方法,并对其科学性进行了验证,为深入剖析河南省黄河流域水资源、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状况提供了有力工具,对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广东省旅游产业、区域经济及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进一步厘清广东省旅游产业、区域经济以及生态环境三个系统之间彼此作用机理及其耦合协调发展态势显得极为迫切,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9—2018年这三个系统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进行实证分析,运用滑动平均法以及灰色预测模型GM(1,1)对2019—2021年这三个系统的耦合度以及耦合协调度进行预测。研究结果显示:一是2009—2018年旅游产业和区域经济这两个系统之间出现交互超前发展,但生态环境系统发展在2009—2015年变化幅度较小,2016年出现最高值,随后呈现下降趋势,三个系统发展在时间序列上呈现不均衡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生态环境子系统存在相对滞后现象;二是三个系统耦合协调度水平较高,三者交互关系较为紧密,彼此发展相互作用较强,并呈现出高耦合未必高协调的特征;耦合协调类型先后出现“严重失调、濒临失调、中度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优质协调、良好协调”的系列变化发展过程;三是预测得知2019—2021年广东省耦合协调类型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但耦合协调度值出现了先大幅下滑后再次回升的发展态势。

长三角中心城市群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环境与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多种权重评价法,结合博弈论组合赋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5和2020年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群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森林覆盖率和高等教育分别在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指标体系中权重最高。对比2015年,2020年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和社会经济发展指数提升显著,分别有77.78%和88.90%的城市在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呈现上升趋势。在空间分布上,区域生态环境发展空间自相关性增强,空间集聚效应显著,但社会经济发展空间集聚度呈现略微下降趋势。环境经济耦合协调发展较好的城市由区域中部扩展至区域中部和南部,其中,浙江省环境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提升显著。中心城市群没有耦合失调的城市,但高度耦合协调发展的城市数量仍相对较少。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森林覆盖率、大气环境和经济结构对区域环境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尤为显著,因此在提升区域森林覆盖率、控制大气污染和增加单位土地面积收入等具体措施上加大实施力度,有助于协同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的高水平保护。

黄河流域上游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以甘肃段为例

以黄河流域甘肃段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发展模型、ArcGIS软件、灰色关联度模型对2010—2020年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三者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其驱动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系统评价值总体呈上升趋势,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系统评价值呈持续上升特征,经济发展系统评价值出现波动下降趋势;黄河流域甘肃段各市(州)耦合度呈上升态势并达到较高水平,协调度总体不高,初级协调是主要类型,各市(州)协调度在空间上呈现出“西高东低”的分布态势;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影响力从强到弱依次为政府能力、经济发展水平、水资源、产业结构、科技投入、对外开放程度.

重庆市生态环境质量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性分析研究

本文根据重庆市近十年生态环境质量数据与社会经济发展数据,构建生态环境质量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性评价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度分析模型,探究各要素环境质量与人口、经济、交通、能源消耗以及污染排放等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识别主要影响因素并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为新时期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