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方式区域差异与生态经济模式选择——基于甘肃省14市(州)数据实证研究

区域资源禀赋是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路径选择的基础。甘肃省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具有区域差异性,而且具有区域趋同性。系统聚类分析根据经济发展方式评价指标体系将甘肃省各地区划分为四类区域;而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实施生态经济战略,因此结合各类区域的资源禀赋特征,提出适合各区域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化与区域差异--基于新发展理念视角

该文基于新发展理念视角,构建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核密度估计、莫兰指数、泰尔指数等,对中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化和区域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不高且提升缓慢,由0.194增长到0.306,创新和开放系统是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短板.(2)空间上呈现“同群效应”,大多为高高集聚或低低集聚,且正向“同群效应”有所强化.(3)中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泰尔指数由0.055下降至0.019,整体协调性有所改善,但区域之间存在一定“马太效应”.北部沿海经济区、西南经济区、南部沿海经济区和西北经济区属于曲折波动型差异,东北经济区、长江中游经济区、黄河中游经济区和东部沿海经济区属于同频共振型差异.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时空演变及区域差异分析

数字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核心增长极之一,正在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2014—2020年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分布动态和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与2014年相比,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有所提升,分区域看,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波动下降趋势,中西部地区呈上升趋势且差距较小;空间分布上,中国数字经济呈现东高西低的发展格局,而且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多极分化状态;东、中、西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对差异呈不断缩小趋势,并且区域内差异是造成数字经济发展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

贵州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性与差异化发展研究

改革开放至今,贵州经济发展稳步提升,不论是经济生产规模还是经济发展的质量,都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在本省诸多地区之间还存在一个较为显著的问题,即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较大,不利于贵州全省经济协调发展。在了解区域经济差异内涵的基础上,结合贵州省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情况,提出促进贵州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期望通过结合各地区的优势,整合并高效利用资源,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协调稳定发展。

民间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最优规模与区域差异

民间金融作为正规金融的补充,现已成为中小企业重要的融资渠道,然而随着民间金融体量不断扩大,其对经济健康发展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民间金融是否存在最优规模的问题受到学术界关注。本文从具有常替代性的CES生产函数出发,数理论证民间金融最优规模的存在性,并采用2004—2020年省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民间金融占GDP的比重等于民间金融的产出弹性时,民间金融达到最优规模,此时其最有利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同时,实证结果发现,全国水平下民间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最优值(民间金融占GDP的比重)为76.65%,且该最优值具有空间上的差异性,即东部地区为71.57%,中部地区为87.24%,西部地区为84.00%。依据研究结论,提出对策建议。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的云南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研究

本研究从新质生产力的独特视角出发,对云南省内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研究聚焦于不同区域在产业结构、技术创新以及人力资源配置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并深入探讨了这些差异如何影响和塑造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轨迹。通过对比分析,本研究从促进产业升级、驱动技术创新、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等多个维度,系统阐述了新质生产力对云南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推动作用。基于上述发现,本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推动云南省内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缩小发展差距、增强经济整体竞争力的政策建议。这些建议不仅为云南省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同时也为其他地区在探索经济发展新模式、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数字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性测度及其动态演进

以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并基于Dagum基尼系数与Kernel核密度揭示数字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协调关系的地区差异及动态演进规律。结果表明:八大综合经济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具有“东高西低”阶梯形的异质性和阶段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协调发展水平逐年提升,八大综合经济区普遍由失调阶段跨入协调阶段;数字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协调关系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沿海经济区的协调水平明显高于内陆经济区,但地区间协调程度的差距呈现逐渐缩小的演进态势。

数实融合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演进及差异分析

数实融合是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的明确要求,对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从基础融合、创新融合、应用融合、效益融合和生态融合5个维度构建中国数实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对数实融合、经济高质量发展及二者的耦合协调水平进行测算,并运用核密度估计和Dagum基尼系数法对其时空演进与区域差异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各省耦合协调水平总体不断提升;在研究期内,耦合协调度较低的地区上升幅度较大,呈现追赶趋势,但增长速率逐步放缓。全国范围内,耦合协调水平呈先集聚后分散的趋势,虽差距逐步缩小,但已经出现多级分化特征;不同区域的耦合协调水平演进呈现不同趋势。数实融合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区域差异有所缓解,主要差异来源于区域间差距。东部地区省份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差距最大,与其他地区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差距也最为显著。

数字经济与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

数字经济与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是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文章基于2008—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相关数据,利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对数字经济和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的时空趋势、区域差异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与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稳定上升态势;四大地区异质性特征明显;两大系统总体空间差异呈缓慢下降态势,东部地区区域内空间差异最大,东-西、东-东北、东-中区域间差异较大,超变密度是造成区域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环境规制、金融水平、对外开放度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区域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具有差异。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时空格局与区域差异研究

本文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和数字经济环境3个维度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3~2020年我国31个省域相关数据,运用熵权Topsis评价法、莫兰指数、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空间收敛模型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时空格局以及区域差异进行探析。研究发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持续增长,但区域“数字鸿沟”现象严重,呈现出东、中、西区域梯度式递减特征;省域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演化不变”和“演化退步”两种类型,空间正相关性的省域数量大于空间负相关性的省域数量;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导因素来自于区域间差异,全国与东、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绝对β收敛与条件β收敛,而西部地区在不考虑空间因素下存在绝对β收敛,不存在条件β收敛。

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包容性绿色发展效率区域差异、空间相关及收敛性研究

基于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2008—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非期望产出Super-SBM模型测度其包容性绿色发展效率水平,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莫兰指数和收敛性检验模型探究其区域差异、空间相关和收敛性特征。研究发现:我国包容性绿色发展效率整体水平偏低但上升态势明显,八大综合经济区呈鲜明梯度结构特征;区域间净差异是八大综合经济区包容性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八大综合经济区包容性绿色发展效率自2016年空间集聚状态稳定,并形成东部和北部沿海经济区“高—高”集聚,东北、长江中游和西南经济区“低—低”集聚的分布格局;除长江中游和西南经济区外,全国以及其余经济区均存在σ收敛,与绝对β收敛相比,考虑外部因素的条件β收敛检验中全国整体及各经济区的收敛状态未改变,但收敛速度有普遍提升,不同经济区的收敛特征和其对外部环境因素敏感度有显著差异。因此,应立足区域协同顶层设计,因地制宜采取措施缩小区域差异,进而推动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山东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动态变化与区域差异分析

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山东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考察2003—2020年山东省整体及三大经济圈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动态变化,利用Dagum基尼系数和核密度估计法分析山东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地区差异及分布动态。研究结果发现:山东省整体及三大经济圈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呈总体上升趋势,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胶东经济圈发展水平较高,省会经济圈次之,鲁南经济圈最低;胶东经济圈区内差异较大,省会经济圈和鲁南经济圈区内差异较小;鲁南与胶东经济圈区域间差异较大,鲁南与省会经济圈、胶东与省会经济圈的区间差异较小;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从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看,山东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差异演变趋势不一致。

苏浙鲁粤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启示

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四省(以下简称“四省”)是我国经济较发达的省份,现代化发展进程较为领先,其经济协调发展经验可以为其他省份所借鉴。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四省都曾面临省内各地发展条件差异较大、地区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与四川有一定相似之处;四省都采取了一些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值得借鉴。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区域差异——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2011-2021

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中国31个省份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熵权Topsis方法测算31个省份、七大行政区域各自的分项指标和总体水平,截取2011年、2016年、2021年的测算结果进行动态比较。结果表明:创新指标中的创新产出和创新环境对经济高质量能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其次是开放水平和共享水平,而协调、绿色水平现阶段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还比较小;五个分项指标和总体水平的全国排名近10年来全国前五名和最后五名基本稳定;七大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显示华南、华东、华北处于领先位置,而华中、东北居中、西南、西北处于落后位置。本研究为检验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和提供事实依据和政策建议。

“十四五”期间区域经济增长方式与可持续性发展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部分区域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推进可持续性发展上还有许多问题。进入“十四五”时期,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这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遇时期。为此,应积极改善区域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可持续发展,持续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与区域差异研究

基于多指标面板数据,提出保序时空PCA评价法,该方法不仅能解决特征向量符号选择问题,还能处理数据在时间、空间上的相关性,运用此方法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分阶段进行短期评价,并给出常规排序、并列排序、等级排序与全局排序,以考察各地区水平与相对位置变化,再结合聚类与空间集聚分析,做到优势互补、相辅相成。在度量地区差异时,构造多维基尼系数,直接依据多指标来测度,同时探讨了指标的地区差异,以寻找差异形成的原因。得出结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HQD)稳中向好,但整体水平依然不高,具体来说,与自身相比,29个省份(天津除外)、八大经济区HQD水平都在逐年提高,天津波动上升;相对而言,沿海发达地区HQD水平较高,北京、上海、江苏、天津、浙江、广东居前六,占据第一、二梯队,其中,北京、上海等地以异常值形式突显,其他大部分省份水平相对较低,约70%省份不及平均水平,尤其西南、西北中的云南、贵州、广西、甘肃、青海5省份始终处于第五梯队,排名十分靠后。两时期排名相比,东北经济区下降1名,长江中游上升1名,其余经济区不变,从省份排名来看,东北三省以及海南均有所后退,而河南、江西、河北进步明显。从聚类结果来看,两时期变化不大,内蒙古由第三梯队退至第四梯队,新疆由第四梯队退至第五梯队,其余不变;HQD地区差异呈下降趋势,但仍然较大,主要来自沿海与内陆省份间的差距,与地理位置关系密切,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集聚特征,沿海地区以高—高集聚为主,内陆以低—低集聚为主;从具体指标来看,中国内地30个省份在进出口比重上差异最大,两个科技创新指标差异明显,其中人力投入差异略有增大,单位GDP能耗差异显著增大,其余指标呈下降趋势,尤其在协调共享方面;从全局排序结果来看,2019年南部沿海HQD水平不及2015年东部沿海,北部沿海不及2015年南部沿海,大西北不及2014年长江中游,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八大区域HQD水平相差悬殊,经济追赶非一蹴而就。

兰州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及收敛性分析

研究基于“五大新发展”理念构建兰州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测算兰州市各区县综合得分;采用泰尔指数分析兰州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及来源;最后使用σ收敛和β收敛检验其收敛性。结果表明:兰州市三县五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市辖区发展水平优于外围县发展水平,但仍存在区域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内;全市、市辖区及外围县经济高质量发展均不存在σ收敛特征,兰州市及市辖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条件β收敛特征。

贵州省内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路径研究

贵州省地处中国西南内陆地区,为了扭转地区发展滞后的局面,在基础建设投资的带动下,贵州省交通面貌得到持续改善,并在第三产业和科学技术的支持下实现了快速发展;但是受贵州省山地地形等自然条件制约,省内经济发展仍面临区域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问题。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在此背景下,文章旨在对当前贵州省内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现状进行分析,以泰尔指数对区域内差异程度进行评价,立足国家经济大循环,以贵州省各区域资源优势为依托提出发展思路,通过围绕粤黔深度合作,融入粤港澳经济发展实现地区经济交流和对外开放水平;立足区域创新,展开数字经济应用发展;打造区域城市群和都市圈,为助力实现地区经济改善发展提供参考路径。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

文章在探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逻辑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8个维度、60个基础指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测算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分析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及非均衡性。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平衡,数字经济发展面临“数字鸿沟”问题,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主要来自区域间差异,且呈逐步缩小趋势;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均衡性呈上升趋势,但未出现极化现象;三大地区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同样存在非均衡性,且中部地区出现极化现象。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区域差异性

马克思、西方经济学者和我国经济学界都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做了研究,但其研究均未涉及发展方式转变的区域差异性问题。现阶段我国不同地区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事实决定了东西部经济发展方式在经济发展质量的层次、经济结构的内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程度、区域经济开放度和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国家对东西部应采取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策:东部应实行鼓励内生和包容性增长、提升发展层次与提高发展质量,实现由速度向效益、由国内向国外转型的政策;西部则应实行外延扩大式和内涵扩大式增长相结合、数量与质量并举、速度与效益并重、国内与国外统筹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