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跨境资本 流动风险的理论探索

跨境资本流动不仅能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内外部条件,也会产生一些风险。从总体上来看,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源于全球经济波动、地缘政治风险、贸易政策变化等因素,且政府和监管机构应对风险的政策措施会直接影响投资者信心和预期,导致跨境资本流动的异常变化,影响金融市场稳定。这种资本流动性风险的跨国蔓延,将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政策、经济增长、就业状况、政府债务状况等产生较大影响,并通过资本价格、汇率、利率和股票市场等渠道传导风险。这种风险传导会改变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水平和方向。为此,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对跨境资本流动风险进行理论研究,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跨境资本流动的新特点、潜在风险及政策建议——基于分类经济体的分析

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跨境资本流动规模、类型结构、主体部门都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呈现出的特点包括:跨境总资本流动规模大幅下降、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净资本流入逐年攀升;发达经济体其他投资流入显著下滑、发展中经济体直接投资流入仍占主导;发达经济体其他部门资本流入占主导、发展中经济体政府部门流入增加。新特点的出现对各经济体,尤其是发展中经济体政府部门融资比重提升,引发货币错配风险和债务危机压力,直接投资的“金融化”和“虚拟化”引发潜在风险。未来应减少外债规模,防止货币错配,引入高质量外商直接投资,健全监测预警体系。

数据跨境流动的欧美政策演进及启示——基于数据保护与数字经济发展权衡视角

文章主要基于数据保护与数字经济发展权衡的视角,研究个人数据跨境流动问题。首先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一方面,数据跨境流动能促进数字经济乃至宏观经济的发展,而限制数据流动给宏微观经济带来负面效应;另一方面,数据本地化有助于保障本国数据安全的观念却受到质疑和反驳,理论研究倾向于支持数据跨境流动。接着考察欧盟和美国的数据跨境流动政策:欧盟一直强调并坚持严格保护个人数据,这明显地抑制了数据跨境流动和数字经济发展,但欧盟的立场没有改变,欧盟更为看重对数据隐私的高标准保护;美国比较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主张适度的隐私保护。最后给出若干建议:我国的国情有自身的特征,不宜照搬欧盟的数据制度,可在参考GDPR的基础上适当地降低数据保护水平;逐步放宽数据保护,便利数据跨境流动,应继续成为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数据政策调整的着力点;我国还可选择加入APEC的CBPR体系,在适度的隐私保护框架下促进数据跨境流动和数字经济发展;我国在跟他国的数据合作中,政府机构出于国家安全目的获取对方公民的个人信息,应符合“必要”和“成比例”的要求。

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跨境资本流动与经济波动

近几年中国面临的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持续攀升,国内经济也由量的发展转向质的提高,那么明确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内宏观经济的影响则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中国2001年1月至2022年12月的数据构建VAR模型和“BK”溢出指数实证研究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跨境资本流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及其周期性特征。研究表明:第一,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和跨境资本流动增加都会导致中国经济波动加剧;第二,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会促进跨境资本流动;第三,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而存在差异,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主要发生在短期(半年内),而跨境资本流动在短期和长期(半年以上)均对经济波动产生不利冲击。因此,相关部门需强化不同周期下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针对不同周期下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跨境资本流动对经济波动产生的影响实施相对应的措施,并完善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监测体系,以实现经济稳健发展。

全球金融周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动

本文通过建立MS-VAR模型,考察2010年至2022年全球金融周期区制特征,并运用TVP-VAR模型分析不同轮次周期下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时变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金融周期上行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入不敏感,而全球金融周期下行则会明显减少我国短期跨境资本净流入;第二,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有显著为负的短期效应,但冲击持续时间不及全球金融周期;第三,全球金融周期对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则会推动全球金融周期上升。

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研究——兼论宏观审慎政策的调节作用

通过构建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2000年第1季度—2020年第4季度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讨论了宏观审慎政策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1)美国EPU指数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显著为正,且这一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新兴市场国家;2)紧缩的资本类和信贷类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可以削弱美国EPU指数引起的短期跨境资本流动;3)由于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和制度质量差异,发达国家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调节作用明显优于新兴市场国家。政策建议如下:世界各国应增强自身经济政策透明度,增强全球经济政策的协调性;短期采用合适的宏观审慎监管工作,长期则推动金融市场发展。

薪酬水平、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环渤海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2000—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薪酬水平、异质型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全样本、环渤海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范围内提高薪酬水平均可促进区域内经济高质量发展,人力资本产生了正向的中介效应;进一步考虑人力资本异质性发现,高级人力资本在薪酬水平影响两个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中皆发挥了积极的中介作用,但初级和中级人力资本在两个区域中发挥中介作用的方式不同。

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实证研究——基于劳动力质量的调节作用

为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以2004~2023年30个省(区、市)经济面板数据为对象,实证分析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其中,以经济增长水平为因变量,以资本要素市场扭曲为自变量,以劳动力质量为调节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创新环境为控制变量,通过多重共线性检验、回归分析、异质性检验,验证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劳动力质量在资本要素市场扭曲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中发挥着调节作用。通过劳动力质量的调节,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抑制明显减弱;从区域影响看,东部、中部、西部3个不同区域的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相同,均表现出显著抑制作用,且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增加,抑制作用增大;加大外商直接投资、优化产业结构、强化创业环境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实证结果,本文认为要进一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避免资本要素市场扭曲的抑制作用,并提出三方面措施:建设开放的资本要素市场,提高外资直接投资水平;调整产业结构,加快产业协同发展;加大创新投入,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加快资本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不同区域资本要素的流动。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高校创新能力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科技革命推进了生产要素的变革,数字经济的核心在于将数据独立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生产要素,而数据综合利用率的提高为高校创新效率提高提供了助力。文章选取2015—2021年31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高校科技创新基础的角度,考虑地方财政支出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探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高校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技术的提升有效促进了信息流动效率,扩大了知识的溢出效应,提高了技术转化成功率,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了高校创新能力。

城市经济密度、资本水平与流通业发展——基于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

本文基于省域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城市经济密度对流通业发展的总体影响,以及在资本水平动态变化的条件下,城市经济密度对流通业发展作用系数的变化规律。总体上,我国城市经济密度与流通业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城市经济密度的提高对流通业发展产生了有益的影响。而随着资本水平的提高,城市经济密度对流通业发展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先升后降”的“倒U型”特征。当资本水平超过一定阈值时,城市经济密度的影响程度反而会有所下降。

数据跨境流动赋能新质生产力:理论机制、关键挑战与实践路径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数据跨境流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度释放国内国际海量数据资源价值,将为我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独特而重要的助力。本文基于数据跨境流动这一国际视角,从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本质特征和催生路径出发,构建了数据跨境流动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分析框架,分析了数据跨境流动通过跃升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加速技术革命性突破、促进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进而催生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机制,讨论了阻碍数据跨境“流得动”和“用得好”的关键挑战,最后在统筹发展和安全基础上提出了有效促进数据跨境流动和充分释放跨境数据价值的实践路径。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论析

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举措。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符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二重属性和四个特性批判的理论逻辑。当前资本发展对我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到了促进和阻碍的双重作用,为了发挥资本健康发展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作用,要坚持党对公有制资本的领导正确处理资本的不同形态,给资本设置“红绿灯”,持续推进资本领域反腐败,从而使资本依法依规健康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局。

外部流动性、经济预期和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

本文构建了基于外债抵押品约束机制的开放经济DSGE模型,利用我国的跨境资本流动数据,对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量化评估。研究发现,在不影响外债利用水平的前提下,事前对外债融资动态征税3%左右,不仅能够将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降低接近45%,而且能够减少金融风险产生的负面影响,使消费和汇率的下降幅度缩减19%左右。本文还发现,在外部流动性偏紧和经济预期偏悲观的情形下,金融风险所产生的危害最为严重,需要实施更大力度的价格型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

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及预警机制

本文首先基于新兴经济体面板数据,研究了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发现:金融开放与发展水平上升会显著增加各类跨境资本流动规模,经济周期上升能显著吸引跨境资金流入,金融周期差会显著减少其他投资净额——即金融周期背离时跨境资本会通过其他投资项目流出。其次,以probit面板模型构建了跨境资本流出风险预警系统,结果显示,对于新兴经济体,经济周期上升期会显著减小跨境资本流出风险;与美国的金融周期差、金融开放与发展水平上升、全球经济风险、浮动汇率制会增加跨境资本流出风险。最后,本文研判了近期人民币跨境资本流动风险,认为人民币跨境资本外流的风险整体可控,但是伴随中美金融周期出现背离和外部风险上升,我国其他投资项目可能出现较大波动,应引起关注。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脚步持续不断向前,金融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我国的跨境资本流动更加频繁,在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的同时,风险也在倍增。在此背景下,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影响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因素,实证结果表明:首先,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与跨境资本流动之间关系密切。其次,适度的通货膨胀水平有利于我国的跨境资本流入。再次,人民币升值是跨境资本流动的重要驱动因素,但在近期人民币贬值压力下相关风险递增。最后,开放的金融市场为跨境资本开拓了更宽泛的流入空间。因此,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为获得跨境资本流动的积极效应,应密切关注宏观经济走向和人民币汇率变化,同时提高金融发展水平,使之与金融开放水平相得益彰。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流动的影响与研究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流动具有显著影响。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易吸引外来人口流入,带来劳动力增加等积极影响;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会面临人口流出的问题,导致劳动力短缺和人才流失。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流动的影响体现在技术水平、区域资源、消费水平、产业发展等方面。本研究主要探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并提出吸引人才流入、减少人口流失的措施,以期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推动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全球性外部冲击、宏观审慎政策与跨境资本流动

当前全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日益突出,对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愈加明显。现有宏观审慎政策能否有效管理全球性外部冲击下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本文利用2000~2021年间中国、印度、巴西等28个新兴经济体的数据,实证检验全球性外部冲击下宏观审慎政策在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管理上的有效性。研究发现:新兴经济体实施宏观审慎政策,可以有效降低经常项下和资本项下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从管理效果上看,宏观审慎政策应对全球性外部冲击带来的直接投资、外债等资本项下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效果更好。进一步研究发现,宏观审慎政策在应对全球性外部冲击时,并不以牺牲外汇储备规模为代价。基于此,建议持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管理框架,强化宏观审慎政策与产业、货币等政策的协调性,同时更好地发挥外汇储备在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管理中的“稳定器”作用。

资本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分析

在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诸要素中,资本要素尤为重要。它不仅带动其它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并且涉及到政府如何适时地采取有效的地区发展政策来促进落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最大限度地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以实现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资本流动、资本供给和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逐渐拉大,资本出现反向流动,针对这种事实,本文对各省资本相对供给程度进行了测算和分析,结论是: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导致区域间资本生产率差异拉大,从而使得发达地区对资本的需求远高于欠发达地区,在整体经济尚处于资本稀缺的时期,各地区资本相对供给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即发达地区资本相对供给程度反而低于欠发达地区。这样,通过改善欠发达地区市场条件来缩小地区差距,可能比直接增加欠发达地区资金供给更有效。

全球风险偏好、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动--基于新兴经济体基金数据的证据

基于全球资产组合配置模型,本文利用EPFR数据库基金数据构建了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的非线性溢出效应。研究发现:①当全球投资者风险容忍程度较高时,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导致资本流入新兴经济体,即表现为“投资组合再平衡效应”;当全球投资者风险容忍程度低于一定临界值而呈现出避险情绪后,新兴经济体则表现为资本净流出,即“安全资产转移效应”。②相比债券型基金投资者,股票型基金投资者的风险容忍度临界值更低。③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推进资本市场开放进程中要更加注重对主动式基金、ETF基金、散户投资者基金资本流动的监测,同时本经济体应提高金融效率并增强经济韧性,以缓冲外部环境带来的资本流出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