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周期波动与菲利普斯曲线形态变异:兼论经济回升的路径选择

厘清菲利普斯曲线形态变异的本质机理对于准确把握经济运行规律和确保宏观调控精准施策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文章全面识别了中国菲利普斯曲线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的形态特征,并就如何采取合意的宏观经济政策引导经济回升展开了深入探讨。研究发现:第一,经济增速放缓、通胀单边异动以及全球化向逆全球化转变是导致“产出—通胀”型菲利普斯曲线出现形态变异的核心原因;第二,中国菲利普斯曲线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表现为:在经济周期上升或是平稳运行阶段,斜率较为陡峭,而在经济周期下行阶段则呈现出扁平化趋向;第三,不同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回升路径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现阶段以价格型货币政策搭配财政政策的渐进调控方式不失为一种引导经济平稳复苏的有益尝试。面对当下产出端与通胀端的双重紧缩压力,适度地矫正“产出—通胀”权衡关系,塑造陡峭的菲利普斯曲线斜率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有利于引导经济沿着安全的路径回升,同时也能在最大限度上避免古典经济危机重现。

经济周期的有序样本最优分割算法及实证研究

经济周期的阶段划分属于聚类问题中特殊的类型,需要对有序的时间序列样本进行分割,而经济周期的有序阶段划分则是研究经济周期相关问题的基础工作。文中构建以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 CPI)为基础数据的经济发展指标向量,提出针对经济周期阶段划分的有序样本最优分割算法,并分别选取美国1948年第三季度至2008年第二季度和日本1971年第三季度至2008年第二季度的数据为样本,动态分析算法的精度趋势和最优分割效果,为经济周期的阶段划分提供一种高效、简洁的算法。

经济周期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同群效应和热手效应视角

在宏观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经济周期波动是否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影响具有研究意义。研究发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呈现逆周期特征;进一步发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存在地区同群效应和行业同群效应,且两类同群效应均会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逆周期性;管理层对未来经济预期存在热手效应,但在此影响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仍呈现显著逆周期特征。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市场化水平高、行业竞争程度高和媒体关注度低的情况下,企业数字化转型逆周期表现更明显。

中国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波动特征及联动关系研究

区别于传统的经济周期研究,应用马尔科夫区制转换动态双因子(MS-DBF)模型,实现了对中国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的测度、波动状态识别以及关联关系的分析。这对于同时监测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部门的周期波动态势以及通过周期视角探究宏观金融关联关系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研究发现:第一,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波动具有非对称特征,并且金融周期的波动程度小于经济周期;第二,无论是扩张还是收缩阶段,金融周期对经济周期都具有一定的先行性,但每轮循环的先行期长短不一;第三,两个周期的联合波动具有区制依赖特征,并且不同状态之间的转移概率存在非对称性;第四,由于新冠疫情冲击导致宏观经济数据异常波动,使得传统MS-AR和MS-VAR模型都无法准确地识别经济周期阶段,而MS-DBF模型依托联合转移概率矩阵能够准确地捕捉到经济周期的每一轮波动。2021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三重压力”,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正处于“前者收缩、后者扩张”的联合区制状态,经济周期走势深度探底;金融周期虽然处在扩张阶段,但仍位于较低水平。这预示着,现阶段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总体可控,宏观调控仍然具有一定的政策调控空间,政府部门可以适度加大政策调控力度以实现经济平稳增长。

中国区域经济周期协同性测度

文章从变量指标选取、周期特征估计、协同性测算三个方面提出一种关于经济周期协同性的新估算方法,分别测算了区域与全国的总体协同性以及区域间的双边协同性,一方面,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历程解读省份经济周期协同性的演化趋势,另一方面,探讨以东、中、西部板块的传统思路划分政策区域的合理性。结果表明:省份经济周期分化特征突出,处于同一板块的省份也表现出显著差异,且金融危机过后经济周期的区域分化程度加深;处于不同协同性水平的省份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地理位置分布特征,且大部分经济发达省份与其他区域的协同水平低于平均水平。

经济周期视角下的中国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研究

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环境危机,中国提出了“双碳”目标。为了针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有的放矢地制定节能减排政策以实现这个目标,划分不同的经济周期开展碳排放强度驱动因素的识别和评估研究。首先从经济、社会、能源三方面选取了8个可能影响碳排放强度的因素,然后利用两步法(MSAR-OPLS)进行实证分析。通过MSAR模型将中国1978—2019年划分为低速增长期、中速增长期、高速增长期3个经济周期,然后利用OPLS模型得到了中国不同经济周期内碳排放强度和各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并据此分析了各影响因素在不同经济周期内的“碳效应”。在总结分析不同时期碳排放强度关键因素的基础之上,提出了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政策建议。

信贷周期、经济周期与“双支柱”政策调控

本文首先使用Hamilton滤波估算我国的信贷周期和经济周期,然后使用TVP-VAR模型探讨我国信贷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双向互动机制及其内在机理,发现信贷周期与经济周期具有良性的“负反馈机制”,这很大程度上是货币政策逆周期调控的结果,而市场信心渠道是信贷周期影响经济周期的重要方式,使得信贷周期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大大增加。最后,本文探讨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交互作用对各自调控产出和调控信贷的边际效率的影响,发现货币政策在宏观审慎政策收紧时对产出和信贷的边际影响减弱了,而宏观审慎政策在货币宽松时期对产出和信贷的边际效应增强了,这意味着必须建立起“双支柱”政策的协调配合模式和效率互补机制。

经济周期波动对信用评级行为的影响——来自中国债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中国债券市场背景,使用2008—2021年的非金融企业主体评级数据、2012—2021年的商业银行主体评级数据,实证考察了经济周期波动对评级机构信用评级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行为存在顺周期性,即在经济繁荣时期评级机构倾向于高估企业主体评级水平,在经济衰退时期评级机构倾向于低估企业主体评级水平。当信用评级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提高时,信用评级机构的顺周期评级行为更为明显。

发展视角下的经济学教学——评《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案》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重要性日益凸显。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和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新挑战,传统的经济学教学模式已经难以满足现实需求,因此从发展的视角重新审视和探讨经济学教学,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发展视角下的经济学教学不仅关注经济理论的传授,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强调经济学知识的动态性和应用性,致力于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

经济周期对人力资源管理策略的影响分析

本论文旨在探讨经济周期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策略的影响。经济周期的波动对企业员工招聘、培训、绩效管理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本文综合分析了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人力资源管理策略的特点和应对措施,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应对经济波动带来的挑战,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效率和适应性。

穿越经济周期,锻造韧性企业——对当下形势分析及未来经济形势的展望

随着近期中国财政部新发1万亿元国债,预示系列财政刺激政策已在路上,要素价格上涨将会加重。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虽近几年经济增长稳健,但通货膨胀没得到明显控制,一旦经济增长放缓,将不得不降低国际贸易壁垒。现在世界已变得越来越不安全、越来越难以预测。

新经济周期下国企财务资金管理的优化路径探讨

当前国企经济压力大,存贷款利率走低,因此,如何更新资金管理模式、创新资金管理手段、创造更为可观的经济效益,是当前国企亟须考量的问题。基于此,指出了新经济周期下国企财务资金管理的重要性,深刻地分析了国企财务资金管理的现状,探索了国企财务资金管理的优化路径。

国企预算绩效管理应对经济周期策略

有效的预算绩效管理系统是国有企业稳健发展的关键,能帮助它们在不稳定的经济环境中保持竞争力。国企管理者需要重新考虑和设计更灵活、更高效的管理策略,以适应经济周期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合理的弹性预算制定实施弹性预算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国企的特定环境。关键策略之一是调整预算频率以适应审批结构的严格性。在可能的情况下,企业可能选择在每个财务季度内评估其预算执行情况,并根据实际的营业收入、成本变化和市场预测调整其支出和投资计划。这种周期性的评审和调整机制能够使企业在国企特定的框架内更加敏捷地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逃不过的经济周期

在21世纪的今天,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和科技的飞速进步使得我们似乎能够预知未来的每一个细节,但在经济周期的面前,我们仍然显得如此渺小和无力。经济周期的存在,是市场经济的自然规律。在自由市场中,供求关系、竞争机制、消费者行为、技术进步等众多因素相互作用,推动着经济活动的起伏波动。当市场需求旺盛时,企业扩大生产,投资增加,经济进入繁荣期;而当市场需求饱和时,企业开始压缩生产,投资减少,经济则进入衰退期。这个过程就像四季轮转一样自然,无法避免。

经济周期对人力资源需求和供给的影响及应对策略分析

经济周期对人力资源需求的影响在经济繁荣期,企业经营状况良好,业务量激增,市场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旺盛。直接推动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和市场份额的欲望,从而导致人力资源需求显著增加。企业不仅需要补充现有岗位的空缺,还可能开设新部门或增设新职位,以满足业务扩展的需要。在这一阶段,公司往往愿意提供更有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来吸引和留住人才,特别是在技术、销售和管理等关键领域。繁荣期的人力资源策略侧重于招聘和培训,企业可能加大在人力资源开发上的投入,包括内部培训、专业发展和团队建设,以确保员工技能与企业目标同步成长。企业还可能采用灵活用工策略,如临时工或外包,以应对突发的项目需求或季节性波动。

经济周期与企业金融化

当前中国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现象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企业金融化是否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有待检验.本文以2005年—2019年中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经济周期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情境因素差异.实证分析发现,在经济上行期,企业金融化程度提高,表明当前中国上市公司配置金融资产的“投资替代”动机较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管理者面临业绩压力越大的公司,经济周期对企业金融化的促进作用越强,而在低高管持股比例、高融资约束和低行业竞争的公司,经济周期对企业金融化的促进效应被削弱.本文从宏观经济层面验证了企业金融化的“投资替代”动机,不仅丰富了经济周期和企业金融化相关领域的研究,而且对政府和监管部门引导企业适度配置金融资产、防范金融风险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经济周期与企业创新投入同群效应:“顺势而为”还是“逆流而上”?

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经济周期波动下企业创新投入决策的同群效应现象。研究发现:企业创新投入决策存在行业层面的同群效应;在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下,企业创新投入同群效应呈逆经济周期变化,即相比经济上行时期,当经济处于下行时期,企业创新投入同群效应更加显著。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替换关键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依然支持结论。进一步地,基于双元创新模式和行业竞争程度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进行探索式创新及处于高竞争程度行业的企业,其创新投入同群效应及其逆经济周期变化更加显著。从经济后果上看,创新投入决策的同群效应及其逆经济周期性变化能够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金融信贷渠道如何影响利率下调的政策效应?——基于混频数据模型的经济周期阶段划分

中国于2022年上半年出台了一揽子政策,扩大信贷投放、推动实际贷款利率下行,然而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初期主要经济体下调利率导致经济滞胀和资产价格持续攀升。采用混频马尔可夫区制转移动态因子(MF-MS-DFM)模型测度中国经济周期,并通过反事实结构向量自回归(CSVAR)模型考察不同经济周期阶段内利率下调对中国宏观经济和资产价格的影响及其金融信贷渠道的作用。结果表明,经济扩张期内利率下调加快金融信贷扩张,金融信贷渠道放大利率下调对宏观经济的刺激作用;经济收缩期内利率下调抑制金融信贷的扩张速度,金融信贷渠道导致利率下调的宏观经济提振效果减弱;经济扩张期内金融信贷渠道会放大利率下调导致的人民币贬值与房价、股价上涨,缓解利率下调导致的债券价格上涨。研究结论证明,金融信贷渠道对利率下调的宏观经济提振效果具有显著影响,且可能导致经济收缩期内利率下调无法有效刺激经济复苏,经济扩张期利率下调的房价、股价存在信贷驱动因素,可为政府和央行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经济周期、交易成本与有色金属业投资——基于金融加速器理论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如何稳投资亟待理论界和实务界深入探索。与已有研究主要关注金融加速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不同,本文基于2000-2021年中国有色金属业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从金融加速器的微观理论机制视角研究经济周期对有色金属业投资的影响,以及交易成本的作用。结果表明:与古典经济学提出的微观企业投资呈顺周期变化不同,中国有色金属业投资呈逆周期变动;交易成本呈逆周期变动;以现金流和偿债能力两条路径表征的交易成本在经济周期与有色金属业投资间存在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交易成本在经济周期与有色金属业投资间存在非线性的门槛效应,只有当现金流和利息保障倍数低于0.0195和0.0371的门槛值时,才能发挥有色金属业的逆周期调控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有色金属业交易成本的门槛效应只存在于国企样本中,非国企无门槛效应。本研究不仅从金融加速器理论视角拓展了对微观企业投资的认知,而且为有色金属业助力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以及稳经济大盘提供了参考。

从国际经济周期理论到世界经济周期理论

来自经济体系外部的冲击,通过国际经济纽带在各国之间传导,并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引起世界各国经济的大致同步波动,从而生成一轮世界经济周期,这种机制可以概括为“外部冲击—部门传导—国际传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