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保考核制度调整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增长方式最直接的体现之一。首先分析城市经济增长率与企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发现其在2005年前后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2005年以前,二者高度正相关,而在2005年以后,这种相关性明显减弱。机制分析发现:出现这一转变的直接原因是在2005年及以后随着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企业更多地使用清洁能源代替非清洁能源;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在2005年以前地方官员选择放松环境规制促进经济增长,而2005年及以后此动机因官员环保考核制度调整而受到抑制。进一步分析发现,重污染行业占比不同的城市在2005年及以后选择了不同的“清洁化”增长战略。分析表明,2005年环保考核制度调整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人口结构变化、老龄化趋势及延迟退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检验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预测人口总量及其结构的走势和老龄化的未来趋势,分析人口总量及其结构,尤其是老龄化趋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占比增加、人口抚养比下降会促进经济增长,在对经济增长的回归中人口结构的解释力不及劳动力数量,但在预测未来时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力更大。第二,总人口会在低方案情况下已步入下降通道,如果总和生育率不快速提升的话,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在近50年将持续加深。第三,延迟退休可以减少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提高生育率可以减缓老龄化程度,但在短期会抑制经济增长。延迟退休方案增加劳动人口越多,越能促进经济增长,延迟退休实施的力度越大,法定退休年龄越大,对老龄化的缓冲程度越大。如果男女每年延迟退休递增1年,分别最终延迟到70岁和65岁,在一些年份甚至可以完全抵消老龄化的抑制作用。

环境质量视角下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质量中介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缩小收入差距,提升环境质量,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是推动我国新时期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基于2009—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动态门限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环境质量在二者关系中所发挥的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环境质量在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与单重门槛效应,随着环境质量改善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特征。政府应当积极通过缩小收入差距,优化环境质量与收入差距的匹配模式来促进经济增长,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增长目标调整促进了资本流动吗——基于企业跨地区投资的视角

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发展模式是造成市场分割的重要因素,那么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能否缓解这一局面、促进要素资源自由流通?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以上市公司在异地设立子公司的行为衡量资本要素的流动性,系统考察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对企业跨地区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能够促进资本流动,表现为经济增长目标下调显著提升了辖区内上市公司设立异地子公司的比例;影响机制分析表明,经济增长目标下调提高了政府放权意愿,降低了市场分割程度,进而促进了企业跨地区投资;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揭示,在地区行政壁垒较低、行业竞争程度较高及民营企业样本中,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对企业跨地区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本文丰富了制度性政府行为影响资源配置的相关研究,为当前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直接的政策思路。

数字经济中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与新范式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加速应用,人类正从工业经济时代迈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中的经济增长动力和范式不同于工业经济,但分析经济增长的基本逻辑和框架没有改变。工业经济中,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开始呈现出疲软和放缓态势,需要进行增长动力转换,消费拉动、供给推动和创新驱动是数字经济中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随着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进入经济系统,经济增长向新范式转变,数字平台、数字生态为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提供了重要引擎,从而形成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实现内生增长。数字经济中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需要在数字基础设施、数据要素使用、数字平台发展和融合发展等方面下功夫。

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2000-2020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中国经济逐步聚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利用2000—2020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检验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1世纪以来,产业结构升级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29.6317;中介效应分析显示,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为11.4741,直接效应为11.5540;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西部省份之间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差距正在逐渐收敛,但是中国经济增长还有较大的结构性红利空间;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明显大于政府财政支持和固定资产投资。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重塑激励机制激发企业和科研机构对研发创新的积极性,提高研发效率和自主创新能力,持续推进产业结构特别是制造业转型升级,形成世界级先进水平的制造业集群。这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之道。

高等教育规模、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增长机制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高等教育规模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城镇化是否在高等教育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发挥了重要中介效应,需要进一步研究。为此,可以基于2004一2020年国家统计局省级面板数据,分析高等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辨析城镇化在两者关系中的作用,进而探究高等教育规模、城镇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高等教育规模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具有直接作用;城镇化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正向驱动作用;城镇化在高等教育规模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中介效应。这也证明了“高等教育规模一城镇化一区域经济增长”机制的存在。为有效利用该机制,建议适度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加快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因地制宜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城镇产业结构升级,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我国宏观收入分配结构测算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长序列数据的实证

本文利用资金流量表、住户收支调查、财政收支等数据,采用拟合法对1952年以来我国宏观收入分配结构进行系统测算,深入分析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宏观收入分配结构的发展变化,并以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和劳动者报酬占比为主要指标,对比分析我国宏观收入分配结构与发达经济体的差异。基于数据测算和分析,进一步使用1953—202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滚动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收入分配相关指标对消费及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住户部门收入份额总体呈现波动下降态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逐步有所回升,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平均高于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20个百分点左右。第二,与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进行同期对比显示,我国住户部门收入份额低约20个百分点,从相似发展阶段对比看也低10个百分点左右;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差距大于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表明我国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偏低与再分配的调节作用不足有关。第三,实证研究显示,投资、消费和出口都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提高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大于对资本形成的抑制作用,有助于带动经济增长,但从其作用效果的发展变化看,提高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对消费的提振作用有边际递减趋势。

数据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科学决策的中介效应分析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作为数字化与智能化的基础,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生产要素。数据要素通过辅助市场主体进行科学决策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为论证数据要素对经济增长产生的作用,文章将数据要素引入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并进行数值模拟,从理论层面论证数据要素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同时,利用2013—2020年的中国284个地级市为面板数据,对数据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科学决策机制进行验证。结果表明随着数据要素投量的增加,公司利润、社会总利润随之增加,并收敛于某一上限,数据共享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数据要素发展水平显著提升了经济增长,但存在区域异质性,科学决策对经济增长起到中介作用。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政提质增效与经济增长——基于转移支付不确定性的研究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不确定性对其财税行为会造成影响,进而可能影响到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使用1998-2007年中国县级层面的财政数据,以2001年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制度的确立作为工具变量,估算中国地区层面的财政支出乘数,并研究转移支付不确定性对地区层面财政支出乘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县级地区转移支付不确定性每增加1个标准差会导致县级地区财政支出乘数减少0.57,专项转移支付不确定性是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乘数下降的主要因素,而一般性转移支付不确定性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乘数没有显著影响。机制研究表明,转移支付不确定性通过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使得地方政府提高当地企业的实际税率,减少了当地企业的产出,进而影响到地区层面产出。

人口“数量-质量”转换、经济增长与养老金可持续性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可持续的养老保险体系,但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劳动占比下降、老年抚养比上升等问题开始影响养老制度可持续性。本文从人口数量-质量转换视角,先建立数理模型研究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和养老金可持续性的影响,再通过数值模拟分析不同老龄化程度下人口结构变化的宏观经济结果,最后以2001—2022年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剔除西藏)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人口数量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人口质量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口质量提高会缓解人口数量下降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冲击,即人口数量-质量转换可以促进经济增长。(2)人口质量提高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增强养老金可持续性。(3)人口数量-质量转换可以增强养老金可持续性。无论以教育投资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是父代主动的、有意识的行为,还是行政性政策的结果,人口质量的提高都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持养老金收支平衡。

“一带一路”沿线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境外经贸合作区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承接点,也是推动我国企业高质量“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如何评估合作区建设对考察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成效与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实践效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基于6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样本数据,通过渐进性双重差分法,可对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内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并对东道国经济特征和合作区类型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可以显著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其中,外商投资流入和贸易规模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第二,境外经贸合作区在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方面具有异质性,对收入水平较低、营商制度较差的国家具有更强的经济助推作用。

科技金融和科技创新对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门槛回归法

科技金融作为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融合发展的产物,对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研究科技金融和技术创新对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探究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本文选取京津冀三地2000—202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方法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科技创新对该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不同科技金融水平下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北京已超越了科技金融的门槛水平,当前阶段,其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已显现递减趋势;天津和河北省的科技金融发展水平尚显滞后,未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门槛水平。本文建议,北京市政府应适度调控科技金融规模的继续增长,同时加大天津和河北省的科技金融投入力度,以加快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协同发展。

中部六省经济增长与工业三废脱钩关系

基于Tapio脱钩弹性系数模型,选取工业增加值、人均GDP、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等5个指标,对中部六省2005—2019年工业三废排放与工业增加值、人均GDP增长的脱钩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时间上看,中部六省工业增加值与工业三废排放和人均GDP增长与工业三废排放的脱钩弹性系数无时序规律,但整体脱钩关系向绝对脱钩演变;工业增加值与工业三废排放量大部分处于脱钩状态,但状态不稳定,仍有少部分非脱钩状态存在;人均GDP增长与工业三废排放脱钩关系大部分处于相对脱钩和绝对脱钩状态,少部分呈扩张负脱钩和增长连结状态。空间上看,湖南省是两组脱钩关系中表现最优的省份,山西省是两组脱钩关系中表现最差的省份。

基于经济增长视角的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效果评估

坚定不移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是当前山东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基于2008-2021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将除山东省以外的其他省(区、市)作为潜在控制组,从经济增长的视角,采用合成控制法,对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结果表明,从整体上来说,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的实施对山东省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的显现具有时间滞后性,并且不同因素对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因此,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新旧动能转换的演进过程,大力推动供需两侧新动能培育和成长等。

中国纺织业跨境电商集聚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跨境电商已成为产业升级、地区发展的重要路径。采用空间基尼系数和区位熵指数,测度2012—2021年全国31省/市的纺织业跨境电商集聚水平,探索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在考察期内纺织业跨境电商产业集聚现象突出,但集聚程度呈现下降趋势;分地区看,江苏、浙江、河北、湖北4省的集聚度高且增速较快,产业竞争优势较大,山东省集聚度也较为明显但逐渐丧失产业竞争优势;从影响效应看,纺织业跨境电商集聚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作为新型贸易方式的跨境电商集聚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已经较为明显,对区域产业发展政策的制定有借鉴意义。

工业机器人应用对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影响研究

依据2006—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量工业机器人应用对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结果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经济增长动能转换促进作用显著,且在非资源型城市、东部地区、普通城市、处于工业化后期及后工业化阶段的城市中促进作用更显著;产业结构调整是工业机器人应用促进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重要影响机制。鉴于此,应强化空间引导和分区施策,拓展机器人应用广度和深度,以充分利用技术红利培育壮大发展经济新动能。

“边老边减”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人口负增长地区的证据

中国人口进入了老龄化与负增长交汇的“边老边减”阶段。文章梳理了人口老龄化、人口负增长影响经济增长的文献,基于供需互动视角建立了经济增长模型,模型推演表明,人口负增长时代,经济增长慢于人口增长和不增长阶段。利用人口普查和我国2010—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人口负增长地区与全国的经济表现和增长模式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负增长地区的常住人口减少使得产出增长年均放缓0.99~1.82个百分点。“边老边减”对需求侧和总产出增长有不利影响。人口负增长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全国水平。面对人口发展新常态,不必过分忧虑劳动力减少。要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鼓励技术进步和投资,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和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紧密结合起来,稳定人口规模,确保经济增长处于合理区间。

数字金融、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运用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市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来研究数字金融、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该路径在分区域的情况下,数字金融能够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东部地区区域经济增长,但在中西部地区则不显著。

山西省数字物流、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数字物流、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是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利用2014—2021年山西省1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数字物流、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综合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法、耦合度模型及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估各市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研究结果表明:(1)从综合发展指数看,晋北地区综合发展指数总体偏低,但呈上升趋势。晋中地区各市综合评价指数稳步增长,太原市最高。晋南地区各市综合评价指数上升速率差异较大,运城市最高。(2)两两系统耦合分析,数字物流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在11个市中相对较低,尤其是阳泉市在2014—2021年间协调性较差。(3)三个系统的耦合度逐年提升,以太原市的协调度最佳。基于此,建议加快物流网络构建、推进物流数字化发展及加强各市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