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所属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川渝地区的“反事实”分析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立对所属区域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以川渝地区为例,利用2008年第一季度至2019年第二季度全国省域样本的GDP季度增长率、进口额、出口额及固定资产投资额数据进行合成控制,对自贸试验区的经济效应进行反事实分析。结果显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立促进了川渝地区经济增长,但该影响具有异质性。对四川而言,贸易驱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投资驱动更加显著;对重庆而言,投资驱动大于贸易驱动,且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的经济效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动力——基于多部门模型的反事实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农业部门、非农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多部门模型,通过反事实分析考察了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的动力。量化分析的结果表明,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上升是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重要原因,非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上升、资本深化和财政支出扩张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贡献力度较小。内生性偏好变化等需求侧因素以及市场化改革推动的劳动力市场扭曲下降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作用不容忽视。全要素生产率上升、资本深化和财政支出扩张都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上升和非农业部门资本深化是1978—1994年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原因;非农业部门资本深化和非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1995—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原因。通过分区间的对比研究发现,资本深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上升,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下降。

自贸试验区经济效应的反事实研究——基于工业增长视阈的检验

基于2012年3月至2018年9月共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本文采用合成控制的反事实方法,从纵向个体和横向整体二维层面考察了第三批七大自贸试验区驱动各自所在省份工业增长的经济效应。结果发现:在政策干预期内,辽宁、浙江、河南、陕西、湖北、重庆和四川自贸试验区分别平均提升了各自省份的工业增加值月度同比增长率17.22、 0、 1.84、 1.11、0.38、-3.26、 2.37个百分点。“自贸试验区驱动”的工业增长效应存在显著异质性:驱动方向存在正向驱动、负向驱动和不显著驱动,积极集聚效应和消极挤出效应并存;驱动力度有极大驱动、一般驱动和近似零驱动;驱动路径有波动上升型、倒W型、波浪型;在驱动响应方面,政策干预后的前不同几期都存在响应迟缓的时滞特征。

自贸试验区驱动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基于对第三批自贸试验区的反事实分析

基于GDP季度同比增长率指标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方法构建反事实拟合值,测算2017年第2季度至2018年第3季度第三批全部七个自贸试验区驱动经济增长的短期驱动效应情况,发现驱动效应异质性显著。政策干预期内,自贸试验区能够正向驱动多数实施地的经济增长,但对湖北和重庆经济增长的驱动不显著甚至是负向驱动。对季均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度也不尽相同,极大驱动辽宁提升了114.87个百分点,显著驱动陕西和四川分别提升了8.76和6.23个百分点;一般驱动河南、浙江和重庆分别提升了1.54、1.41、-1.18个百分点;对湖北的驱动不显著。政策干预的初期,实施地经济增长对政策干预的敏感程度存在差异,"自贸试验区驱动"效能发挥的时滞性和即时性并存。

基于“反事实”方法的海岛新区经济增长效应研究——以舟山为例

文章基于1995—2016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长三角地区部分地级城市生产总值增长率的面板数据,利用"反事实"分析方法,探究舟山群岛新区的设立对舟山经济增长的效果及是否达到经济发展先导区的预期,量化研究了舟山群岛新区设立对地区经济的影响。研究表明:舟山群岛新区设立表现明显的正效应,使得舟山经济增长有明显提升,且长期作用逐渐显著,舟山群岛新区设立已呈现出经济发展先导区特征。同时,验证了海岛经济新区政策的有效性,可以发现政策性因素对目前沿海地区发展的重要作用,从国家层面看,选择更多的沿海地区实施新区、特区政策,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目前国家出台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等战略也是有力佐证。

设立自贸区是否推动了地区经济增长——基于反事实分析法的研究

文章使用合成控制法,通过对比分析中国自贸区成立前后实验地区的经济变量实际值与控制地区内经济变量的“反事实”估计值之差,评估设立自贸区是否推动了地区的经济增长。选取了中国30个省区、直辖市的月度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从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和进出口贸易角度对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的经济影响进行评估。研究发现,设立自贸区整体上显著推动了地区经济增长,但对各个地区的经济影响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

广州自贸区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基于反事实分析法

广州自贸区自成立以来,促进了当地的贸易便利化,对当地经济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笔者通过大量查阅相关文献发现,国内学者对于自贸区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定量研究并不多。本文使用反事实分析法对广州自贸区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量化,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广州自贸区的设立对当地的工业增加值、当地的进出口总额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刺激作用。

上海自贸区金融开放创新对上海的经济效应评价——基于“反事实”方法的研究

上海自贸区成立以来,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其在推进人民币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等金融改革核心领域先行先试,推出多项金融开放和金融创新举措。上海自贸区金融开放创新的政策效果如何,对上海经济产生什么效应,是值得研究的课题。文章运用"反事实"方法,将金融开放创新作为内生变量,通过"上海自贸区金融开放创新→上海市金融业增加值变化→上海市GDP等经济指标变化"的路径,就上海自贸区金融开放创新对上海的经济效应进行评价。结果显示:上海自贸区金融开放创新拉升上海金融业增加值季度增长率4.32个百分点,对上海GDP增长率的贡献达到8.39%,已经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相当。

自由贸易区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开放还是改革?

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新形势下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战略举措。选取我国20个省市季度数据,以上海、天津、广东和福建4个自贸区为例,采用反事实分析法,通过对比自贸区政策实施前后地区经济反事实值与真实值差异,评估实施效果。结果发现,上海、广东、福建和天津自贸区的设立通过进出口以及投资等途径促进了各个省市GDP的增长,且其结果具有相当的稳健性。这表明自贸区的设立促进了制度红利的释放,并且改革效应大于开放效应。

东中西部地区商品流通业对经济增长影响差异的分位数回归分析——基于中国地级市市辖区的数据

利用分位数回归分析法,对2009年中国256个城市的商品流通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各个分位数,东中部、东西部地区GDP差异和制度性差异都大于0;在大部分分位数下,制度性差异是地区GDP差异的主要原因,特征差异为次要原因。另外又从产业结构、交通状况和观念等角度进行了分析。最后基于实证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

全面二孩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影响

文章将决定经济增长水平的人口年龄结构指标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基于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研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用反事实分析方法预判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结果发现,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而老年人口比重、老年抚养比及少儿抚养比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如果我国在2000年放开生育政策,短期内(15年以内),少儿人口数量年均增长率由-2.24%上升至0.62%,2015年总人口数量由13.42亿上升至14.92亿,老年人口年平均占比降低0.52个百分点,全面二孩政策通过对老龄化程度的改善使人均GDP增长率年均提高约0.2045个百分点;虽然短期内全面二孩政策通过调整人口年龄结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少儿扶养比上升)对经济增长带来消极影响,但是在长期内全面二孩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积极的。

关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几点看法

有人写文认为:“江苏经济有增长、无发展”。这不符合事实,在理论上也讲不通。因为增长与发展有联系又有区别。增长是发展的基础,没有增长就没有发展,发展也离不开增长;但是,增长要讲质效,并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不能片面追求数量和总量的扩张。江苏经济增长快,并已注意提高质效、优化结构和富裕人民,当然,还有继续改进的余地,重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技术含量并不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使部分农民和失业下岗者得到实惠,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全面小康。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是下一轮增长周期的核心

迄今为止，尽管存在不少学派号称在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上另辟蹊径、另立门户，但回头看无非在凯恩斯的反周期调控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然率”之间徘徊。其规律是，在经济增长期强调自由放任，到经济低迷期祭起扩张性政策的法宝。派系林立的宏观经济学说无非在右翼的奥地利学派与左翼的马克思学说之间呈连续分布而已。

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伴随着中国快速城市化,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未来中国仍然拥有比较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基于三个假设前提,采用反事实度量,假设农业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部门劳动生产率相等,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增长效应,利用2000—2013年数据,研究发现:劳动力从传统产业向现代经济部门转移使实际经济总量低于潜在生产总值;从是否考虑技术进步可以看出,技术进步在中国2000—2013年经济增长作用不明显,中国仍然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然而,随着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政府要重视解决农业劳动力向现代经济部门转移就业问题。

要素市场扭曲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理论与经验证据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但以资本、劳动力资源错配为代表的要素市场扭曲可能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产生重要影响。基于2000-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在有效控制内生性问题情况下,实证检验了要素市场扭曲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中国情景下资本、劳动力市场均存在明显的负向扭曲趋势;资本市场扭曲与劳动力市场扭曲均会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资本市场扭曲对经济增长质量的阻碍效应更为突出;以全球金融危机为界限,发现要素市场扭曲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具有显著的阶段异质性;反事实检验表明,如果消除资本市场扭曲与劳动力市场扭曲,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将分别获得每年9.24%和4.09%的额外提升。

农民收入增长低缓的组织分析

目前,农民收入增长低缓的现象已引起政府和农经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农民收入增长低缓的原因是什么?对此看法颇多.本文认为:农民组织程度低,特别是农村经济组织不完善是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约束因素.一、两个基本事实(一)农民收入增长低缓的势态1978～1984年,农民收入呈大幅度增长势头.80年代中期以来,在全国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人以世界瞩目的速度增长的时候,农民收入却呈低速缓慢提高的态势.

福建自贸区对福建省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福建自贸区建设为影响的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为视点,在科布-道格拉斯函数(C-D函数)基础上,将制度内生化,认为制度通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技术对经济产生影响。基于反事实分析,运用合成控制法评估福建自贸区对福建省经济增长影响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福建自贸区的政策效应不断变化,对福建省经济增长的影响于2015年第四季度开始体现,于2016年第一季度的影响效果达到最大,而后自贸区对福建省的经济增长作用逐渐减小,这是在全国各大自贸区布局完成的背景下福建自贸区的优势不再凸显以及福建自贸区的制度创新成果不完善所致。基于此,今后要完善金融制度创新体系、加强自贸区功能及产业发展、优化人才引进及服务机制等策略。

近期的反滞销政策首先需要讲求增长与改革的协调搭配

针对目前中国滞销积压的严重局面,反滞销必须有根本性的“大政策”。大政策首推经济增长与改革之间的协调搭配,即使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也不能脱离这个基本出发点。

上海自贸区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基于面板数据下的反事实分析方法

本文运用前沿的反事实分析方法,基于我国31个省市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和进出口总额增长率的月度数据,对上海自贸区成立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评估。结果发现,上海自贸区成立对上海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分别提升上海市工业增加值和进出口总额月同比增长率2.69和6.73个百分点,且此结果关于自贸区成立时点的变化、控制组的外生性假设、变量选择准则的使用等都具有稳健性。

中国省际增长差异的源泉的测算与分析(1978～2002)——基于“反事实”收入法的经验研究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地区差异和省际差异业已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然而关于中国省际经济增长差异的源泉的分析却相对不足。为何会出现省际增长的趋异现象?不同的因素对于中国省际增长的差异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本文以传统的收敛回归分析为基础,采用"反事实"收入计量分析法,构造初始收入、实物投资、就业、人力资本、基础实施、经济开放度以及城市化等增长因素的"反事实"相对劳均收入,以此测算和分析各增长因素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省际劳均收入收敛和收敛的贡献度。本文的主要结论是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城市化虽然有力地促进各省的劳均收入增长,但同时也成为省际间经济增长不平衡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