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应用对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影响研究

依据2006—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量工业机器人应用对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结果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经济增长动能转换促进作用显著,且在非资源型城市、东部地区、普通城市、处于工业化后期及后工业化阶段的城市中促进作用更显著;产业结构调整是工业机器人应用促进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重要影响机制。鉴于此,应强化空间引导和分区施策,拓展机器人应用广度和深度,以充分利用技术红利培育壮大发展经济新动能。

基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动能分解

在传统Solow增长核算框架基础上引入异质性劳动投入以及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从而将经济增长分解为固定资本投入增长、劳动投入增长、技能结构深化、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中性技术进步及效率改进等五种动能。研究发现:第一,中国经济增长主要由固定资本投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共同驱动,其中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为61.64%,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则为35.66%,中国区别于其他中低收入国家的发展奇迹背后正是较快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第二,即使对于高收入国家而言,资本投入仍然是主要的经济增长动能;第三,技能结构深化以及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来源,二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分别为32.04%和21.27%;第四,资源配置效率变化是引起全要素生产率波动的主要因素,资源配置效率下降是导致2008年后中国以及大部分高收入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

应对中美贸易战升级应加快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与中美贸易争端相比,国内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对于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更为重要。经济增长动能转换,以坚持市场取向的全面深化改革为前提。目前经济增长新动能没有形成,集中体现在2016年民营投资出现断崖式下滑之后,至今仍未恢复此前的增长态势。

京津沪经济增长动能指数测度研究

我国经济要实现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化,迫切需要完成新旧动能的转换。在新时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构建评价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指标体系,从需求侧动能、结构转换动能和供给侧动能的研究视角,通过构建经济增长动能指数测度并分析京津沪2004—2017年的动能转换状态。结果表明,京津沪的经济增长动能仍主要来自需求侧,要素驱动作用明显,但结构转换动能逐渐增强,效率提升作用加大,供给侧动能还有待培育,技术创新驱动作用不明显。

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区域差异及其分布演进

本文构建经济增长动能指数评价指标体系,测算2009—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经济增长动能指数,考察其地区差距及分布动态演进趋势。研究发现:(1)各省份的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水平整体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东西差距显著。(2)总体地区差距呈现缩小趋势,从地区内差距来看,东部地区内差距最大,中部地区内差距最小;从地区间差距来看,东西部地区间差距最大,中西部地区间差距最小;从差距贡献率来看,地区间差距为主要来源,地区内差距和超变密度的贡献率较小。(3)我国整体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地区差距出现波动式下降,三大地区均存在两极或多极化现象,中部地区尤为显著。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中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供需耦合效应:理论、测度与比较研究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增长约束条件发生明显变化,宏观经济失衡从总量性失衡转向结构性失衡为主,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两大重要着力点。基于经济增长动能转换供需耦合机制分析,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考察2009-2018年国家、区域和省际层面的经济增长动能转换供需耦合效应、变化协调关系以及协调增长同步状态,并筛选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动能供需耦合度长期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实现了由勉强协调向中度协调、再向高度协调的过渡;区域层面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省际层面耦合协调度存在勉强协调和濒临失调两种阶段式分布,2018年各省份供需协调与经济增长的协同程度较低。投资水平、投资结构、资本存量、劳动生产率、资本效率和创新产出是经济增长动能供需耦合的关键影响因素。丰富了经济增长供需分析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为推动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有效协同提供了决策参考。

上海推进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以新型生产要素的视角

上海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产业政策方向面临深度调整,由大数据、量子计算和新材料等前沿技术引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在孕育并积蓄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要抓住信息技术和数据资源、智力型人力资本等新型生产要素的乘数效应,以新旧动能转换为导向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路径。要在管理机制创新、数字“新基建”布局、人才队伍体系和创新产业生态系统建设、投融资服务上做文章,塑造一批功能型、辐射型新产业,强化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基础与可持续性。

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及路径优化--基于需求侧与供给侧双轮驱动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经四次经济增长动能转换,供给与需求间的总量与结构关系不断发生改变,表现出“供给相对短缺、供给相对过剩、需求相对不足、供需结构性失衡”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通过梳理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演进历程,明确现阶段经济增长动能转换面临的多重压力,最终为新发展阶段实现供需总量均衡与结构平衡、促进经济增长动能有序转换、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提供优化路径。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约束条件发生明显变化,宏观经济失衡以结构性失衡为主,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两大重要着力点,促进供需平衡发展与动态协同成为实现经济“质”稳步提升和“量”合理增长的重要战略调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新供给经济学的视角

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可从新供给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根本的问题是要解决经济持续高效增长的内生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创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思想、新理念和新战略,将有效挖掘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潜力,塑造我国经济增长的新支撑点,促进我国经济长期持续高效增长。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抗“疫”复产期经济增长新动能

加快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能够在抗击"疫情"复工复产时期切实地稳投资、促消费,扩大内需。本文首先分析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符合国际建筑业发展规律,顺势而为,意义重大:既是重大的民生工程,又是以房地产存量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其次,剖析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面临的新问题:建新房子是老问题,改造老旧小区是知易行难的新问题。最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加快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原则和对策建议。

中国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的进展评估

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增速换挡、结构调整与"新旧动能"转换时期,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需要增长动能呈现出新的变化。本文从需求侧、供给侧及结构转换视角,探寻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构建了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同源的中国经济增长动能指数。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新旧动能转换的论述,揭示了现阶段"新动能"的特征。结果发现:(1)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持续下降至2015年历史低谷时,经济增长动能指数在累积中已出现回升,但仍处于原有前沿下规模效率增长阶段;(2)"新动能"指数已于2013年超越"常规动能"指数;(3)供给侧动能2008年前后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但增长明显不足的需求动能与2011年进入停滞的结构转换动能,限制了供给侧动能的作用,并导致部分就业"迷失";(4)开放型发展动能在持续上升,对TFP增长率下降起到了逆向调节的作用,但是出口产品空间上创新与升级动能由升转降;(5)创新动能、直接融资动能和金融发展效率动能处于低水平,有金融资源禀赋优势的上市公司增长动能趋缓;(6)持续上升的增长动能已转到要素、企业、居民等微观主体动能上。顺应资源再配置动能变化趋势和要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决定作用,激发居民消费升级、要素替代与企业创新的动能,深化开放型动能,面向出口产品空间中高技术复杂度产品领域的开放、技术及知识创新与扩散,应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政策重点。

2017年中国经济运行情况分析

2017年中国经济运行呈现出以下主要特点:从生产角度看,第三产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起主要拉动作用,第一、三产业增加值拉动经济增速比上年回升;从需求角度看,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净出口需求由上年下降转为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负转正;从收入角度看,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增速比上年有所回升,企业利润总额增速比上年明显加快;从价格角度看,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比上年收窄,工业生产者价格由上年下降转为明显上涨;从结构角度看,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继续改善;从新动能角度看,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新产品、网上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新动能不断积累;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角度看,"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完成情况较好。

大力发展绿色债券 培育青岛绿色发展新动能

绿色债券作为绿色金融领域的新生事物,由于具有融资成本低、社会资本参与广等优势,近年来增长迅速,成为支持实体经济、助推绿色发展的有效金融工具。本文在综合分析国内外绿色债券市场发展趋势及青岛绿色金融发展情况基础上,从健全绿色债券支持政策、完善绿色债券服务体系、争取关键环节体制突破、开展绿色金融国际合作四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背景下新要素动能对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

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据、知识和技术等要素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本文利用任务模型框架刻画了经济增长新要素动能对就业结构变动的理论机制,通过构建经济增长新要素动能指数,从整体和地区层面实证分析了新要素动能对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增长新要素动能发展水平提高使得中国就业结构变动整体呈现出两极化趋势,并通过服务业发展水平进行传导。其中,知识要素的发展加剧了就业两极化趋势,技术要素和数据要素对就业两极化产生了抑制作用;地区层面的实证分析发现,不同地区就业结构变动趋势不同,东部地区呈现出就业两极化趋势,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就业结构两极化趋势不显著。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发现,新要素动能发展使得常规任务的减少和非常规任务的增加是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动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建立针对中技能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政策体系,促使其向高技能岗位进行转岗;扩大服务业就业,提升低技能劳动力就业数量和质量,实现更充分和更高质量就业。

抓住重大问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总体趋势是稳中向好,但同时还要看到我国经济运行中还存在国有投资热,民间投资冷;虚拟经济(包括房地产)投资热,实体经济投资冷;海外投资热,国内投资冷;投资领域3个冷热不均现象导致M1增速远远高于M2增速等几个突出问题。要解决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这些突出矛盾,需不断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改革促进结构的转换,通过结构转换不断释放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一是推进城乡一体化,二是实现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增长,三是以技术创新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其中,最强大的新动能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即推进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农民工的市民化和特色小镇建设。同时,还要聚焦投资体制改革,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聚焦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增加技术和人才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