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经济增长约束的低碳城市碳排放总量优化模型研究

基于低碳经济理论,充分结合我国低碳发展现状,以经济增长为约束条件,碳排放总量为优化目标,依据行业特点对所有行业进行划分作为二级指标,构建碳排放总量优化模型,以保持经济增速的同时碳排放总量最小,使低碳经济发展达到最佳效果,为低碳城市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经济增长目标约束是否会加剧“以邻为壑”?

以2003-2018年中国31个省区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为样本,重点从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与“层层加成”两个维度研究了经济增长目标对市场分割的影响。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与“层层加成”将会加剧市场分割;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与“层层加成”加剧市场分割的结论具有显著的地区与时间异质性,且受到临近省份间经济相对情况的显著影响;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钝化、土地财政扩张以及金融资源扭曲配置三种途径加深市场分割;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与“层层加成”对于市场分割的影响不存在非线性关系。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中国应全方位深化改革,建立更全面的政绩考核机制,同时根据各地区区域内相对经济条件积极探索灵活制度化的区域合作机制,促进经济群、经济带的合作,加快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

解码“中国经济增长”

消费是人类经济增长最初也是最终的目的,单纯为了经济增长速度、为了增加就业、为了出口创汇等,可能脱离经济发展的消费目的,未必有利于真正的经济增长。新时期中国理想的经济增长必须考虑以下六个制约因素,即居民增长的消费需求、资源的供给、环境容量、国际竞争力、科技创新和制度。关键是突出消费作为增长的目的,抛弃狭隘的速度思维,将环境保护放在首位,以分配公平为前提,建立有责任约束的经济增长机制。

碳排放约束条件下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分析模型

节能减排工作的推进不能以大幅牺牲经济增长为前提，因此，探索减排条件约束条件下经济发展的最优路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从理论上探索碳排放约束条件下我国经济发展的模型，有利于确定该约束条件下经济发展最优路径。

高铁开通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兼议经济与环境双重目标的约束

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高铁作为高效并有利于碳减排的绿色交通工具而备受关注。本文基于2003—2017年全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了高铁开通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对沿线城市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且动态效应显示这种减排效应有逐渐增强的趋势。在排除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高铁开通的碳减排效应具有异质性,内陆城市、资源型城市、三线及三线以下城市以及小规模城市的碳减排效应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高铁开通主要通过产业结构效应、技术创新效应以及资源配置效应降低碳排放,而交通替代效应在碳减排过程中并不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强化了地方经济发展动机,进而削减了高铁开通的碳减排效果;环境目标约束加强了高铁开通的产业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有助于高铁开通实现碳减排。以上研究结论为深入理解高铁开通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扩大我国高铁网络建设与实现“3060”双碳目标提供重要决策参考。

沿海城市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对近海污染的影响

理解沿海地方政府经济发展行为对于近海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04—2017年中国48个沿海城市近海污染物浓度以及经济增长目标约束数据,考察沿海城市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对近海污染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财政压力和晋升激励数据,检验了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对近海污染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相比未采用任何约束,施加经济增长目标硬约束会导致无机氮浓度提高约0.020 mg/L,占无机氮浓度均值的比重约为7.17%。由沿海省级到市级经济增长目标的逐级加码幅度每提高1%,近海无机氮浓度将提高约0.007 mg/L,占无机氮浓度均值的比重约为2.51%。上述结果表明,沿海城市经济增长目标硬约束和逐级加码均会加剧近海污染。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对近海污染的影响会因财政压力以及官员晋升激励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在面临高财政压力以及主政官员具有高晋升激励的沿海城市,经济增长目标硬约束以及逐级加码对近海环境的不利影响更为显著。

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的绿色效应——基于双重目标约束的视角

基于2011—2021年中国县域层面的面板数据,将“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的实施对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空气质量,且在PM_(2.5)浓度越高的地区,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对空气质量的改善作用越大。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通过提高环境关注度、提升创新能力以及推动效率提升的机制显著改善空气质量,其对空气质量的改善效应会随经济发展水平与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强,也会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加而减弱。在经济增长目标的约束下,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的实施对空气质量的提升作用会加强,而环境目标约束的作用并不显著。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原因何在

从1998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逐步放缓。为防止经济过度衰退、确保社会稳定,我国实行了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3年来发行了3600亿长期建设国债,1998—2000年财政赤字增长率连续突破50%,其中1999年高达89%。与此同时,尽管我国采用了稳健的货币政策。

中国省际能源尾效：测度、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探究能源尾效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与其空间效应,识别能源尾效的关键影响因素,可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新思路。测算中国省际1997—2016年各期能源尾效,分析其空间格局和集群特征,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全国及七大区域的尾效影响因素展开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各省份普遍存在着能源尾效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且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高(低)尾效与高(低)尾效省份之间呈现出相互聚集的特征;(2)全国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能源价格和开放水平对尾效增长具有正向贡献,而产业结构、科技投入水平、城市化水平和能源结构具有负向贡献;(3)区域实证结果表明,能源价格对尾效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其余变量则在不同空间区域显示出不同的作用效果。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城市低碳转型——基于双重目标约束视角

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既是应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当下之需,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长远之策,数字经济已成为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的新引擎。本文在梳理数字经济助推低碳转型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数字经济赋能城市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并利用2011—2018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有助于实现城市碳排放降低和全要素碳生产率提高,该结论在多重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推动能源效率提升、绿色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等途径赋能城市低碳转型。深入分析发现,经济增长目标与环境目标约束对数字经济助推城市低碳转型的作用不同,其中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强化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机,削弱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碳“减排”和“增效”的作用;环境目标约束强化了政府环境监管行为,增强了数字经济的低碳治理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推动老工业基地城市低碳转型,但囿于对传统资源产业的路径依赖,对资源型城市的低碳治理作用尚不显著。

双重目标约束下土地资源错配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求土地资源高效利用和经济绿色发展。因此,从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重目标约束视角,分析土地资源错配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7—201 9年中国284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土地资源错配显著抑制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经过一系列诸如更换解释变量、缩尾处理等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分析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具体而言,土地资源错配的抑制效应是通过促进城市蔓延和降低城市绿色创新实现的,在中西部地区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中型城市,其抑制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增长目标会强化土地资源错配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环境目标强约束会显著削弱土地资源错配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而环境目标弱约束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因此,需要进一步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构建市场化导向的绿色创新技术体系、加强官员考核的环境目标约束条件,以缓解土地资源错配程度,从而提高城市绿色发展效率。

环境目标约束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手工收集整理我国276个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开的环境目标约束数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使用双重差分法和工具变量法,系统评估了环境目标约束对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目标约束对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克服内生性后依然成立,且该效应的大小在城市等级和所处区域等层面存在差异;环境目标约束通过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进而抑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企业会采取积极的创新战略以谋求长远发展,而非采取跨区域转移的方式进行规避,这表明环境目标约束在吸引高质量清洁型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具有较大潜力;环境目标约束能够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分布特征,促进地区外资结构的调整与优化;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将削弱环境目标约束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抑制作用。本文为深化中国的环境治理与高质量利用外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