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离婚经济帮助制度——兼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20条》

离婚时有负担能力的一方对生活困难的另一方提供适当的经济帮助是一种补充性的救济。离婚经济帮助的适用须符合若干条件,需要正确解释“一方生活确有困难”。长期以来,经济帮助以保障当事人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为标准,法院判决提供经济帮助的方式和程度普遍较保守,需要予以适当加强。法院通过判决确认对房屋的居住权是离婚经济帮助的一种恰当方式。

离婚经济帮助制度中的女性权益保护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社会的发展进步,对于各个领域的发展都有了新的变化。以经济帮助制度为例,其作为一项《婚姻法》中的常见制度,在当前的社会环境背景下应当结合现实的社会条件,对制度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完善,以更好的发挥经济帮助制度本身的作用和价值。基于此,如何利用经济帮助制度更好的保护离婚时的弱势一方的合法权益,是当前经济保护制度不断完善的主要方向以及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浅析离婚协议中经济帮助金条款的可调整性——基于司法实践的思考

经济帮助制度作为离婚救济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护离婚后弱势一方的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针对履行过程中义务方经济状况恶化的情况下,经济帮助制度是否具有可调整性,目前并未有明确法律指引,不同法院对“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进行取舍后产生了差异化的裁判结果。为统一裁判尺度,维护社会公平,应当在立法上给出明确回答。

法国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研究及其启示

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构建必须考虑如何尽量消减离婚本身对当事人各方以及社会和谐带来的不利影响。对法国的离婚经济帮助制度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研究,具体梳理分析我国现行该制度的不足,借鉴外国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完善我国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立法构想。

论我国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完善

《婚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离婚经济帮助制度,为当事人离婚自由的实现提供了保障,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尤其体现了《婚姻法》对离婚中经济弱势一方主要是妇女的保护。但是,我国离婚经济帮助制度仍存在诸多缺陷,应当将相对困难标准和义务人具备负担能力作为离婚经济帮助的适用条件,明确规定离婚经济帮助的考量因素、方式、变更和终止的情形,因离婚方式的不同合理设置离婚经济帮助请求权的行使时间。

经济帮助制度的思考

经济帮助制度对离婚时处于困境的当事人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在适用过程中暴露出制度设计简单等诸多问题。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通过中外相关制度的比较、借鉴,提出完善我国经济帮助制度的建议。

论我国离婚经济帮助制度

离婚经济帮助制度作为我国婚姻立法中一项传统法律制度,对保障离婚自由的实现,保护离婚时处于经济弱势的一方,尤其是妇女合法权益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审视我国现行离婚经济帮助制度,指出其存在的立法不足与缺陷,并在坚持这一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社会现状,探寻有效地完善我国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立法建议。

经济帮助制度：适用·审视·完善

经济帮助制度,是我国离婚救济制度之一。该制度产生于革命根据地时期,发展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经济帮助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曾一度发挥作用,但在新形势下,其正遭遇弱化。这与人们在观念上仍存在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密不可分。另外,经济帮助制度设计本身也存在诸多不足,已不能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国情。为使经济帮助制度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实现其设立的目的,促进性别平等及社会和谐的进程,该制度亟需进一步完善。

我国离婚经济补偿制度与经济帮助制度之比较

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和离婚经济帮助制度属于修订后的《婚姻法》离婚救济体系的重要内容。从两项制度的基本概述入手,对其立法演进过程和共性问题进行了简要分析,重点比较了两项制度的不同,澄清了理论上和实践中的一些模糊认识。

离婚经济帮助制度中的女性权益保护

经济帮助制度是我国离婚救济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原有经济帮助制度的有些方面开始逐渐和社会现实脱节,无法更好地保护离婚时的弱势一方。目前,离婚女性处于弱势地位的现象仍比较普遍,应在现有的经济帮助制度基础上,结合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女性在劳动就业和经济收入方面仍处于劣势地位的情况来完善我国的经济帮助制度。

论我国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完善

国内离婚率在逐渐升高,随着社会的发展,生存成本越来越高,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设立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弱者权益,真正意义上落实婚姻自由。但目前我国的离婚经济帮助制度在立法上存在众多缺陷,诸如适用条件、给付方式、帮助期限等都未作出明确规定,这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众多困难,加之执行难使得该制度形同虚设,并未发挥其原本应有的价值和意义。应当从该制度设立理论基础出发,分析国内适用现状,提出完善建议。

离婚后可以要求对方给予经济帮助吗

问：今年3月，我和丈夫协议离婚。由于我下岗在家，每月拿到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仅有260余元，还要赡养老人，生活非常困难。而前夫在一家公司作主管，月收入近4000余元。请问：离婚时一方生活困难的，可以要求对方给予经济帮助吗？

经济状况恶化——我是否能免除对前妻的经济帮助？

我与前妻于1998年在法院调解离婚，同时对财产进行了分割，由于我前妻当时已退休，且单位效益一般，每月仅能领取退休金420元；而我每月工资加奖金则达1200元，在法院的主持下，我们双方达成了经济帮助条款：由我每月支付300元给前妻，直至前妻再婚时止。此后，我按调解书的规定按月给付前妻300元。但今年4月，因邻居烟火不慎引起火灾，我的家庭财产付之一炬，而同时，我也办理了退休手续，每月退休工资为912．6元，为此，我拒绝再付钱给前妻，但前妻扬言，要向法院申请对该款进行强制执行。请问，这种情况下，我是否可以免除对前妻的经济帮助?

论离婚经济帮助制度

在2021年民法典中,关于婚姻法相关制度的内容正式实行之前,现行婚姻法在司法实践中的表现还是很多不足和可以需要完善之处。本文将把现行婚姻法和即将施行的2021年民法典中的婚姻编相结合进行综合论述,主要包括引言,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

经济帮助制度的社会性别分析

经济帮助制度,是我国独具特色的离婚救济制度。该制度从其创立时起,便担负着维护离婚女性的生存权益、救济离婚当事人的生活困难、促进性别平等与公平正义的功能。对经济帮助制度进行社会性别分析,既有助于阐释经济帮助立法的目的与功能,又有助于建构经济帮助立法的原则与路径,进而形成矫正经济帮助制度的具体思考模式——坚持经济帮助制度以顺应本土文化需要,完善经济帮助制度以顺应社会生活需要,适用经济帮助制度以顺应性别平等需要。

中国老年人保障与代际间向上流动的私人转移支付——时间照料与经济帮助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本文首先描述了中国向上流动的私人转移支付模式,然后,在个体、家庭和社会层面剖析了子女给予老年父母时间照料和经济帮助的决定因素,并检验两种私人转移支付是替代还是互补。主要结论是:子女给予老年父母时间照料和经济帮助是较为普遍的现象,父母得到经济帮助的比率达到44%,父母得到时间帮助的比率达到95%;收入水平高的子女并没有用经济帮助来替代时间照料,相反,收入水平较高的子女给予父母经济帮助和时间照料的概率也都较高;空间距离很远的子女同时减少了对父母的时间照料和经济帮助概率;兄弟姐妹数量对给予父母的两种私人转移支付均无影响;两代居住同一社区中的老人社会服务"挤入"了私人的时间照料。

《民法典》视野下残疾妇女离婚经济帮助权利的实现

保障残疾人的平等人权是我国人权保障的重要一环。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偏重于将离婚经济帮助制度作为一种扶弱济贫、对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一方的救助责任。《民法典》对该制度进行了调整和扩充,规定一方离婚后不能维持合理生活需求时可以向对方请求经济帮助,此经济帮助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包括对离婚后生活水平显著下降一方的扶助和对婚姻期间为婚姻共同体作出较多牺牲和贡献一方的弥补。虽然《民法典》规定的离婚经济帮助制度本身不存在对残疾妇女的不平等对待或是歧视,但由于残疾妇女在离婚后更为脆弱,提出离婚经济帮助主张的可能性更大、残疾妇女在生理和心理上更依赖他人、残疾妇女就业更为困难、对残疾妇女的社会保障仍然不足、残疾妇女再婚率相对较低等因素的影响,与其他主体相比较,现实中残疾妇女在离婚经济帮助权利的实现上很可能处于一种实质不平等的地位。因此,需要对《民法典》中的相关条款提出合理的法律解释和适用建议,以充分实现残疾妇女的离婚经济帮助权利,体现《民法典》对残疾妇女人权的关怀与保障。

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规范目的及其适用规则

《民法典》第1090条在延续《婚姻法》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同时删除了帮助形式的列举,新出台的司法解释对之前司法解释"绝对困难"的帮助标准也未提及。对帮助标准、帮助形式的争议源自对离婚经济帮助规范目的的不同定位。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及婚姻契约属性的认可,离婚后经济帮助制度在功能上由社会保障的补充转向婚姻期待利益的补偿。我国以往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由于社会保障补充的定位遭遇了利用率低的适用困境,虽然《民法典》规定了离婚补偿制度来认可家务劳动的价值,对婚姻期待利益的补偿仍能由离婚经济帮助实现。应在综合衡量配偶双方对婚姻投入与收益的基础上,以离婚对夫妻双方生活水平的影响来确定离婚经济帮助的标准、形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