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基层民主选举中经济投票行为研究

"经济投票"理论为分析公民投票行为内在机理提供有效的观测窗口。伴随我国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民主选举的蓬勃开展,针对投票人投票参与和投票选择等行为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已有研究中由于存在样本选择、资料来源、研究方法取向等问题,无法从严谨的学术视角提供经济投票理论对中国农村基层民主选举行为的影响的实证分析。对经济投票理论展开全景性回顾和归纳性评述,基于全国性调查数据来实证分析农村基层选举中经济投票理论的现实影响,可以发现,年龄与投票行为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社会经济地位对投票行为的影响主要通过经济状况和主观社会地位来施加,政治涉入程度越深的村民更倾向于积极参与,认为"经济发展比民主重要"的人群更愿意投票,"经济评价"对投票行为只发挥了很有限的影响。所谓"经济投票"理论对中国农村基层投票行为的解释力有限,可能受理论局限性、经济投票测量问题、中国当前重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以及村庄的异质性的影响。

1996年以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的经济投票行为研究

经济投票理论认为,执政者的经济表现决定选民投票行为,当选民认为执政者应为经济表现不佳负责,或选民对未来经济评估悲观时,会投票支持反对党,以惩罚执政党;反之则继续支持执政党。台湾地区虽采行西方选举制度,但选民在自1996年以来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的经济投票行为(包括回顾性经济投票和展望性经济投票)都表现出强烈的异质性。这与台湾特殊政治生态和独特的选民结构密切关联。未来,选民的经济投票行为能否回归常态,取决于台湾社会的主要分歧线是两岸关系议题还是经济民生议题。

西方经济投票理论的批判性考察

伴随我国基层民主的蓬勃开展,针对投票人投票意向和投票行为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西方理论界20世纪中后期以来对选民投票分析倾注大量科研资源。本文即针对西方颇具影响力的经济投票理论展开全景性回顾和归纳性评述,在检视西方投票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期返观内省提升扩展我国基层选举投票行为理论分析的高度和视野,为我国基层民主研究进一步深入提供理论支持。

中东欧转型中的经济投票分析

作为研究现代民主选举的重要工具,经济投票一直受到学者的重视。而在发达民主国家的成功应用也表明,经济投票不是一个臆造的理论形态,而是能真正解释选举结果的有效模型。但在中东欧国家,相关研究依然较少,对于经济投票模型能否适用于这些国家也存有争议。对中东欧国家的多届选举进行全面分析发现:第一,经济投票能够适用于中东欧国家,换言之,经济发展形势对这些国家的选举结果有着决定性作用;第二,在经济因素之外,也会有一系列的制度性和背景性因素会干扰选民的思考与行动,从而影响最终的选举结果。

归因理论在分析美国总统选举中选民经济投票行为的运用

经典的Key的“奖励-惩罚”模型将经济投票中选民对经济状况变动的感知和其投票行为联系起来，研究“负责任的选民”应该在总统选举中采取什么的理性行为。然而，该模型忽视了不同责任归因过程的存在。本文在韦纳的动机归因理论的基本框架下讨论影响选民责任归因的因素，对已有的研究果进行整合，以修正Key的奖励-惩罚模型。

经济投票:代议制模式下的新型选举模型

在现代民主政治中,一种流行的观点是经济发展与选举结果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以此为基础,把计量经济学与现代民主理念综合起来的经济投票理论逐渐成为解释选举结果的重要工具。但许多学者依然对这一理论模型存有疑义,疑义之一是规范层面的,即经济投票模型是否符合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取向;疑义之二则是实证层面的,即经济投票是否真正描述了选民的思考和行动。鉴于此,本文从学理的角度梳理了有关经济投票的观点、理念和立场,同时也尝试从理论上回应一些学者对经济投票的质疑。

美国选民投票行为的理论分析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对美国选民的投票行为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提出了若干理论观点,形成了不同理论流派。美国学者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诸种因素影响着美国选民的投票选择,包括政党认同、选民的社会归属、对现任及非现任候选人的评价、对选民自身经济情况及国家整体经济状况的评估等。选民自身的政治成熟度以及国家的政治结构状况也左右着选民的投票行为和投票选择。

经济表现与台湾地区县市的政党轮替(1997~2018)

县市频繁的政党轮替是近些年来台湾政治中的重要现象。本文从问责政治和经济投票理论出发,探讨台湾社会经济形势出现诸多变动的情形下,执政者的经济表现对县市选举成败的影响。研究台湾地区22个县市1997~2018年的6届、132次县市长选举资料后发现:县市政府的经济表现并非县市政党轮替的主要原因,但台湾当局的经济表现构成了解释县市政党轮替现象的重要因素。台湾当局经济表现愈差,县市选举愈会发生政党轮替,且这一关系不受县市政府是否与台湾当局同属一个政党的条件限制。透过这一研究,本文从总体层级验证了台湾地区县市选举具备中期经济选举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