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环保投入吗?——基于EPU指数的实证研究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环保支出吗?这是以往研究未明确涉及的领域。然而,环保投入作为特殊的投资方向,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存在的关系尚不明确。对此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探明二者之间的潜在关系,为企业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和政府环保监管提供建议。为了研究此问题,文章以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作为因变量,探讨其对于企业环保投入的影响路径和程度。研究表明,企业环保投入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企业环保投入先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而增加,当到达一定阈值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导致环保投入的下滑。且该效应在重污染行业更加突出。文章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企业环境保护的相关研究,为政府干预经济的边界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投资者情绪与银行系统性风险传染

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投资者情绪,银行业需承担应对经济衰退、化解银行风险和实现经济高质量稳定增长的责任。本文利用MVMQ-CAViaR模型测度了2008—2021年所有上市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构建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和面板平滑转换模型,研究在投资者情绪转换作用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银行系统性风险多重传染的边际效应结构变化。研究表明:投资者情绪具有显著的区制转换效应,使经济不确定性影响银行系统性风险多重传染的净边际效应,以指数转换模式发生结构变化。据此提出正确处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关系,投资者要保持理性情绪以及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管的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经济金融化与企业影子银行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影子银行的影响是否一成不变?考虑到2008年后快速发展的经济金融化,本文基于2000—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的财务数据对此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经济过度金融化形成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抑制企业影子银行;经济过度金融化形成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促进企业影子银行。这种阶段性差异形成的原因在于经济过度金融化造成了企业影子银行与实体经营活动之间关系的转变,并主要通过运营资产传导。第二,经济金融化程度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其强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影子银行的差异性影响。第三,经济过度金融化形成后,具备融资优势或处于经营弱势的企业更易从事影子银行活动,且两者对于企业影子银行的扩张效应具有叠加影响。本文对于从根本上解决影子银行风险问题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信息不对称对羊群行为的影响

基于沪深300指数成分股的数据,运用CCK模型对羊群行为进行测度。实证结果表明,2020年以前的市场交易中不存在较为明显的羊群行为。但此后尤其是行情下跌的交易日中,羊群行为比较明显。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水平的提高,羊群行为随之增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国际资本流动与银行系统性风险

文章采用系统性风险指数(SRISK)测算银行系统性风险,并构建MS-VECM模型,验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国际资本流动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非线性动态调整机制及其结构变化。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国际资本流动与银行系统性风险之间存在着显著相互作用的长期均衡关系及短期误差修正作用;该长期均衡及其锚定调整下的短期误差修正都存在着显著的区制结构变化;收敛、稳定与扩张三个区制状态都具有非对称性特征。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现金持有价值——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随着宏观环境波动,企业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较大,其对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以及渠道机制值得关注。基于沪深A股2013—2021年上市公司面板经验证据,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现金持有价值的关系进行探讨,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现金持有价值具有积极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加剧融资约束程度进而提高企业现金持有价值,在投资者保护度较低、非国有企业以及企业成长性较高时该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客户集中度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企业现金持有价值”的整个路径和前半路径具有显著调节作用。由此,提出政府应考虑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引导企业建立风险应对机制、促进资本市场改革、完善资金信用机制等政策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漂绿”行为

近年来企业“漂绿”现象屡见不鲜,已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绊脚石。文章基于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漂绿”行为。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漂绿”行为之间呈现“U”型关系,且样本期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大多处于“U”型左侧,发挥抑制企业“漂绿”行为的作用;调节效应分析表明,环境规制、环境认证、媒体关注和高管环保认知可以弱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漂绿”行为之间的“U”型关系。研究结论不仅深化了对企业“漂绿”行为影响因素的认识,也从外部宏观波动的角度为规范企业行为提供了新的见解。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研究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影响高管薪酬契约的制定。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了高管薪酬粘性。进一步研究发现,非现金性薪酬的设置对二者关系起到了调节作用,其中股权激励和在职消费弱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行政晋升则正向调节了二者的关系。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经济波动——基于非对称视角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人民币汇率对中国经济波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基于非对称影响的视角,构建一个融入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人民币汇率和经济波动的Mundell-Fleming模型,从理论上分析各要素的非对称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对物价水平的抑制效应大于贬值对物价水平的促进效应,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大于贬值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此外,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降低对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大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抑制效应。以上结果均通过稳健性检验。因此,央行需要加强对汇率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效应的关注,以实现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

减税降费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当前,减税降费已成为各国推动经济增长和促进企业双元创新的重要举措。文章以2012—2022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根据减税理论与双元创新理论,深入研究减税降费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表明,减税降费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和策略式创新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考虑股权性质、地区分组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了减税降费对实质性创新的正向效应,但对策略式创新的影响不明显。在非垄断企业的样本中,减税降费对实质性创新具有更明显的改善效应;在大企业的样本中,减税降费对策略式创新具有更明显的改善效应。文章为减税降费政策驱动企业实质性创新和策略式创新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为减税降费政策嵌入企业双元创新提供经验启示。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提高国际投资的风险和成本,加上“外国劣势”的影响,投资者会减少对外投资,从而使国际资本出现本土化倾向的异常流动。采用24个发达经济体、25个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2005年第三季度至2022年第四季度的跨国面板数据,将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分为外逃、撤回、激增、中断4种类型,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发现:在样本期间,发达经济体的资本异常流动少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降低资本外逃和激增的概率,并增加资本撤回和中断的概率;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发达经济体4种异常流动的影响都显著,而对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只显著影响了资本外逃和激增;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影响其他投资的4种异常流动,并显著影响直接投资的外逃和激增、证券投资的外逃和撤回;金融开放水平较低时,金融开放会强化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但当金融开放水平较高时,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不再显著。因此,应建立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监测平台,完善国际投资监管机制,并积极推进高水平金融开放。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亚太价值链重构的影响

基于亚洲开发银行多区域投入产出(ADB-MRIO)数据库,本文构建了2008~2020年的亚太价值链重构指标,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亚太价值链重构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究了互联网发展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亚太价值链重构的作用效果。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总体上推动了价值链参与度由全球向亚太区域重构,该影响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渠道起作用,且上述影响在制造业中尤其显著。互联网发展强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亚太价值链重构的促进效果。鉴于此,中国应稳定经济政策更新频率,加大产业体系安全保护,加强互联网建设,深化亚太区域经贸合作。

数字化转型、服务化融合与制造业企业绩效提升——兼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引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为调节变量,从嵌入式服务化和混入式服务化的双重融合视角,研究数字化转型提升制造业企业绩效的理论机制和作用路径。在此基础上,采用2008—2020年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理论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企业绩效,嵌入式服务化发挥了正向中介作用,但在区域分布、所有制结构和技术水平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数字化转型能够抑制混入式服务化中制造业企业的“脱实向虚”行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增强数字化转型对嵌入式服务化的推动作用和对混入式服务化的抑制作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管金融背景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企业高管金融背景以及这两者如何共同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研究结果显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企业在决策时更为审慎,从而提升了其投资效率。研究还发现,具备金融背景的高管与企业的投资效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当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与企业高管的金融背景相结合时,它们能够相互促进,使企业的投资效率达到更高的水平。尽管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不因产权性质而有显著变化,但在非国有企业中,高管金融背景的影响表现更为显著。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针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影响的问题,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以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数字金融、融资约束视角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显著正相关;数字金融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发挥负向调节作用;融资约束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减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的影响,防止企业过度虚拟化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对中国进口乳制品贸易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

数字经济降低了贸易信息不对称性,降低了贸易风险与不确定性,成为提高贸易效率的新引擎。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背景,构建了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检验了中国乳制品进口效率与东道主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结果表明,目前中国乳制品进口的发展潜力巨大,同时贸易双方人均GDP和文化距离、乳制品出口国人口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经济自由度有利于促进乳制品进口效率。而中国的人口、双方首都间的地理距离、乳制品出口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价格水平指数波动不利于乳制品进口效率的提升。为确保国内乳制品供应安全,中国应加强数字经济建设,推动数字技术与乳制品产业相融合,促进中国乳业高质量发展,同时还要积极开展自贸区谈判,以消除贸易壁垒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乳制品贸易效率。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企业ESG表现日益受到关注,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加剧是否会影响企业ESG表现?本文选取2010~2022年上市企业年报数据,实证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促进了企业ESG表现;机制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通过企业成本的渠道影响企业ESG表现,其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中间消耗成本和税费成本,有助于企业ESG表现,也会增加企业资本成本和其他成本,进而抑制企业ESG表现;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非国有、大规模、盈利企业的ESG表现有显著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ESG表现存在倒U型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极值前后对企业各项成本的影响有显著差异。据此,本文提出促进企业ESG表现的相关政策建议。

中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研究

随着人民币汇改以及国际化的推进,本文探讨中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影响。本文选取2005年8月至2023年6月的中美EPU指数与人民币汇率数据,基于时变视角的VAR模型,实证分析人民币汇率与中美EPU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金融风险、新冠疫情等突发事件时,美国EPU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骤升;第二,中国EPU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呈现短期显著、长期同步现象;第三,汇改后中美EPU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强度更大。结合当前经济环境看,本文认为降低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外汇市场和经济稳定的冲击尤为重要。

创新驱动国家中心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U”型调节效应

选取国家中心城市2010—2020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并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为调节变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对创新驱动转化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国家中心城市创新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U”型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创新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U”型调节作用。区域异质性表明,东部地区创新驱动效果更佳,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敏感程度更强。据此,提出国家中心城市“因城施策、因时施策、因业施策”的组合发展策略体系。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精准性的视角

采用2000—2019年SDC全球并购数据库中国企业的并购案例,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并购行为,增加并购完成数量且缩短并购完成时间。机制分析表明,企业代理问题和管理者过度自信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该现象。异质性检验发现,经济下行期、垂直并购和非跨境并购、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上市公司的并购活动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并没有阻碍企业的并购行为,在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背景下,政策出台和实施方案需要科学评估,防范企业管理者的非理性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