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投资者情绪与银行系统性风险传染

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投资者情绪,银行业需承担应对经济衰退、化解银行风险和实现经济高质量稳定增长的责任。本文利用MVMQ-CAViaR模型测度了2008—2021年所有上市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构建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和面板平滑转换模型,研究在投资者情绪转换作用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银行系统性风险多重传染的边际效应结构变化。研究表明:投资者情绪具有显著的区制转换效应,使经济不确定性影响银行系统性风险多重传染的净边际效应,以指数转换模式发生结构变化。据此提出正确处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关系,投资者要保持理性情绪以及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管的建议。

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跨境资本流动与经济波动

近几年中国面临的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持续攀升,国内经济也由量的发展转向质的提高,那么明确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内宏观经济的影响则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中国2001年1月至2022年12月的数据构建VAR模型和“BK”溢出指数实证研究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跨境资本流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及其周期性特征。研究表明:第一,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和跨境资本流动增加都会导致中国经济波动加剧;第二,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会促进跨境资本流动;第三,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而存在差异,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主要发生在短期(半年内),而跨境资本流动在短期和长期(半年以上)均对经济波动产生不利冲击。因此,相关部门需强化不同周期下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针对不同周期下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跨境资本流动对经济波动产生的影响实施相对应的措施,并完善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监测体系,以实现经济稳健发展。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系统性金融风险溢出——基于关联网络视角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已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驱动因素。研究基于七个部门的35个相关因子抽取系统性金融风险信息,综合采用DYCI溢出指数法、复杂网络分析法和滚动时间窗口技术等构建跨部门风险溢出网络,考察和检验EPU与金融体系内部风险压力承接与转移的关联动态和传导机制。研究发现:EPU与金融部门各维度风险变量间存在关联网络,且EPU冲击加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网络传染效应;危机时期,EPU冲击下的跨部门风险协同运动趋势明显,网络结构呈现更高的完备性。同时,本文研究结论为阻断内外部风险冲击以及维护经济金融稳定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决策参考依据。

新冠病毒疫情背景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原油期货价格的冲击波动影响研究

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变幻莫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不断骤升,导致国际原油期货价格频繁剧烈波动。本文基于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BVAR)考察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原油期货(INE)上市初期、新冠病毒疫情暴发前及暴发后三个时点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与上海原油期货、布伦特原油期货、WTI原油期货价格的冲击波动影响及其演化过程。研究表明:不同时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与原油期货价格的冲击响应具有显著时变性、差异性及非对称性,新冠病毒疫情暴发后上海原油期货价格走出独立行情。本文所得结论对于平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冲击,保障中国经济发展和原油供应安全等具有一定的启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金融机构信贷风险的影响研究

银行机构的信贷风险是系统性金融风险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本文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如何影响银行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进行理论分析,使用我国2008—2020年257家银行金融机构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会提高银行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资产总额比较大的银行往往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时对其信贷风险的影响更小一些。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与消费者价格指数——基于非对称影响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消费者价格指数的稳定对一国经济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也是央行制定货币政策时重要的参考指标。基于非对称框架,可以构建融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菲利普斯曲线,进而阐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利率、货币供应量对消费者价格指数的非对称作用机理。而运用NARDL模型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货币政策冲击对消费者价格指数的长短期非对称传导效应,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对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影响是非对称的。其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降低时对消费者价格指数影响更大;短期内,货币政策放宽对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作用更为明显;长期内,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对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作用更为明显。因此,政策制定者要考虑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的非对称调控效果,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以确保中国经济保持高质量发展。

短期资本流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恐慌指数——基于时变分析框架下的研究

本文在时变分析框架内对我国的短期资本流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以及恐慌指数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研究。基于滚动窗口拔靴方法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表明:短期资本流动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之间存在时变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而2015年“股灾”期间,投资者由于“羊群效应”,使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是短期资本流动的格兰杰原因;短期资本流动是恐慌指数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恐慌指数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随后,我们建立TVP-VAR模型,并利用等时间间隔的脉冲响应函数以及时点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三个变量的动态调整路径。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经济政策对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由“被动调节”转为“主动引导”。此外,由于我国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国际资本市场的金融恐慌对我国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较小。相反,由于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短期资本流动已经成为影响国际金融恐慌的重要原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物流指数波动率的影响

以Baker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EPU)指数和我国物流行业代表性的股价指数-国证物流指数为对象,运用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混频数据抽样(GARCH-MIDAS)模型,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物流行业波动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EPU对我国物流行业股市波动具有显著的影响,能对物流股票指数波动率的长期成分起到抑制作用。

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创新驱动战略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

采用2005-2016年中国29个省的制造业就业数据,引用Baker等人公布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通过建立贝叶斯正态回归模型,考察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创新驱动战略对中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了中国制造业就业增长率,而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又进一步降低了中国制造业就业增长率;在国家强调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应谨慎对待国际关于中国经济形势的评估,及时公布相关数据以降低企业和个人的不确定性预期。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大豆产业链价格波动的影响

【目的】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对大豆产业链期货价格的影响,为制定稳定粮食期货价格政策,实现粮食安全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基于2006年1月—2019年6月我国EPU指数及大豆、豆粕和豆油期货价格数据,构建TVP-VAR模型,探究EPU对我国大豆产业链期货价格波动的影响。【结果】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来看,我国大豆、豆粕和豆油期货价格均受到EPU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且响应均快速、剧烈,具有持续性和周期性特征;同时,随着响应期数的延长,响应程度逐渐减弱,并趋于平稳。在金融危机(2008年)、欧债危机(2011年)、股市危机(2016年)及中美贸易摩擦(2018年)4个时期,EPU对大豆、豆粕和豆油期货价格的冲击力度不同,主要产生负向作用,后期均呈现正负交替的冲击趋势,且在滞后0~4期所产生的冲击波动较大,但随着滞后期的延长,影响逐渐减小。相对于3个危机时期,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时期EPU对大豆及其相关产品期货价格的短期冲击较大,影响较深。【建议】为更好地应对危机时期EPU对大豆产业链期货价格的冲击,我国应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拓宽大豆进口来源渠道,并建立农产品期货市场信息共享机制,稳定期货市场,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确保政策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抑制了上市企业创新?

本文基于2007—2019年Baker指数和中国上市企业相关数据,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上市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上市企业创新水平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负向影响上市企业专利申请总数、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及非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且在更换解释变量、检验模型稳健性之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上市企业创新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非市场新入者企业和高竞争行业企业中尤为突出。第三,企业规模、企业资金自由度(大股东掏空情况)、机构持股比例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上市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中具有调节效应。第四,虽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了上市企业创新数量,但是提升了创新质量,且企业规模越大、机构持股比例越高、资金自由度越充裕,创新质量越高。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产出——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10～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GII)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均涵盖的21个国家和地区相关数据,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产出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国家或地区的创新产出水平越低。这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的提高抑制了国家或地区的创新产出;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导致国家或地区的商标等无形资产产出、创意产品与服务等显著减少。另外,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影响创新产出主要因素的交互结果发现,经济体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开发因素能够显著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产出的负向作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股市波动的影响——基于2007—2019年上证指数的实证分析

股票市场的波动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本文研究2007年1月—2019年10月的月度数据,其结论如下:(1)主效应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我国股市波动率越低;(2)在惯性因素上我国股市波动率会显著受到滞后波动率的影响;(3)在结构性断点上我国股市波动率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0年融资融券交易处存在结构性断点;(4)在交互效应上2010年融资融券交易制度的建立降低了股市波动率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敏感程度。本文的研究结论拓展了研究边界,为宏观政策制定及资本市场投资提供了思路参考。

内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金融市场稳定的动态传递效应研究

论文从银行、外汇、股票、债券、保险和房地产等6个金融市场出发,选取2005年至2020年相关经济数据,采用动态修正CRITIC赋权法构建中国金融市场压力指数,分析中国金融市场稳定的时变特征;并运用DCC-GARCH模型与BEKK-GARCH模型探究中美两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金融市场稳定的动态相关效应与波动溢出效应。研究表明:中美两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金融市场稳定之间存在动态相关效应,且在面临外部冲击时相关程度较高;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金融市场稳定之间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而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能直接作用于中国金融市场。

基于SVAR-DCC-GARCH模型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原油价格相关性研究

文章以2000年1月到2016年9月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大庆原油月均价、布伦特期货价格为研究对象,基于SVAR-DCC-GARCH模型展开相关性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原油收益率变化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原油收益率水平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两者之间具有动态相关关系;原油现价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高于原油期货。提出不断完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指标体系,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衡量指标;优化成品油的定价机制;优化能源结构,发展清洁能源,推进绿色金融发展的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

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复杂多变,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总体水平较高,在"政策市"的背景下,"重投资出口、轻消费"经济增长模式的不稳定性问题亟待解决。鉴于此,本文在理论上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由此得出,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时应注意经济冲击对消费的影响,保持政策的系统性与稳定性;考虑增收政策和消费政策的有机结合,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全面改善居民消费环境。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物价水平的影响研究

采取贝克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运用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法与方差分解法实证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物价水平及其分类价格指数的影响。从脉冲响应函数上看,PPI和CPI及各分类价格指数均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向影响,其中,与CPI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相比,PPI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力度较大,持续时间相对较短,但影响更大;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比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要大;消费品在居民消费支出中占比越大,其价格指数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越大。通过方差分解得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各价格指数变动的贡献度存在差异,其中,对CPI及其各分类指数变动的贡献度高于对PPI及其各分类指数变动的贡献度;对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动的贡献度高于对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动的贡献度;对各消费价格分类指数变动的贡献度差异不大。

应对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对策研究

本文基于2008-2020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运用DCC-GARCH模型和SVAR模型证实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针对我国汇率、进出口贸易以及跨境资本流动三大领域的研究表明,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会使人民币汇率产生非预期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规模产生负面冲击,影响我国跨境资本流动走势。据此,本文提出在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战略指引下,我国汇率、进出口贸易和跨境资本流动领域应采取相关措施积极应对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演变趋势:基于EMD-ARIMA模型的预测分析

作为经济政策变动的风向标,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Global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GEPU)指数的动态走势对于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GEPU指数动态路径的影响因素复杂多变,其数据生成过程难以在一个时间序列模型中得到准确的体现。基于“先分解后集成”的建模思路,首先采用经验模态分解(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EMD)方法将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分解为若干相互独立、频率不同的可读信号,其次运用非平稳时间序列ARIMA模型对可读信号分别进行建模预测,最后集成各类可读信号的预测结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应用VAR模型考察了全球贸易、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对GEPU指数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1)通过对训练组和测试组数据的预测值与真实值的对比,发现EMD-ARIMA模型对训练组和测试组数据的拟合精度均优于ARIMA模型;(2)与ARIMA模型相比,EMD-ARIMA模型能够解决由原始数据不确定性、非线性以及不稳定性所导致预测偏差问题,得到精度较高的预测结果;(3)全球贸易、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对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EMD-ARIMA模型的样本外预测结果显示,GEPU指数在2021年7月之前呈增加趋势,2021年7月至12月逐渐趋于稳定。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动态溢出结构演变与外部事件冲击

本文利用美、欧、中、日四大经济体2000年1月~2021年5月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采用基于TVP-VAR模型的时变溢出指数法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时变溢出效应进行测度,并在此基础上利用WBS结构变点检测方法研究其结构突变及其与全球政治、经济、公共卫生等重大突发事件的关联,并通过时变以及时点脉冲响应分析研究了各经济体在短期、中期、长期3个不同周期视角下的溢出特征,以及在中美贸易争端、新冠肺炎疫情两个重大外部事件冲击下的溢出机制。结果表明: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时变总溢出指数存在结构变化,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事件的发生都引发了溢出效应的结构转变。早期美欧两大经济体是主要的溢出风险输出方,中日是主要的接收方,但自中美贸易争端以来我国的净溢出指数呈上升趋势,显示出我国抵御外部政策不确定性溢出风险的能力逐渐增强。在金融危机之前,各经济体的溢出效应以短期冲击为主,金融危机之后中长期脉冲响应逐渐显现,并且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各经济体的长期脉冲响应普遍激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