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旅融合政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农旅融合是现代农业与旅游业的相互渗透、融合重组,是旅游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突破口。基于2000—2020年中国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广义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农旅融合政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深入探究其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旅融合政策对旅游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政策外生性和替代指标检验等实证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农旅融合政策不仅能对旅游经济增长产生直接影响,还能通过产业集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科技创新等方式,对旅游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影响程度依次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集聚>科技创新;农旅融合政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特征,表现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梯度化递减格局。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印发《关于支持太忻经济一体化发展若干生态环境政策措施》的通知 晋环发〔2022〕8号

太原市、忻州市人民政府,省直各有关单位、省太忻经济一体化发展促进中心:为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山西中部城市群太忻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晋发〔2021〕65号),主动服务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发展,推动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促进太忻经济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我厅起草制定了《关于支持太忻经济一体化发展若干生态环境政策措施》,已经省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文化旅游融合政策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基于双重差分法的检验

推动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基于2000-2017年以及2023年共18年间我国286个县域单元的统计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测度文化旅游政策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县域单元文旅融合对地区国内旅游收入有促进作用,即提高0.08%-0.13%,对地区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不甚显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效应具有异质性,其对地区(旅游)投资水平高的地区有促进作用,特别是经济开放与投资规模大的地区促进效应显著;机制检验发现,文旅融合政策通过显著提升地方投资水平,增加旅游项目投资、放大旅游资源价值和释放居民旅游需求,促进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文旅深度融合通过显著提升三产比重,推动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文旅深度融合显著提升城市化进程。

基于城乡融合发展视角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与政策优化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力量,近年来,中央政策文件明确提出巩固提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探索集体经济多样化的发展路径,农村集体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然而,农村要素市场化程度不高、集体经济组织造血能力不强等仍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短板。进一步做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和政策优化,才能整体统筹城乡要素融合,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下经济增长机制与政策创新研究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乡村产业融合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产业融合不仅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还可以促进乡村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本文旨在综合分析产业互补性、技术创新、劳动力与资本流动以及环境保护等因素,探讨乡村产业融合下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分析产业融合对乡村经济活力的促进作用,并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议,以支持乡村产业融合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乡村经济的全面振兴。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差异与区域政策协同机制的构建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涉及上中下游多地区利益,任意一方的独立作为无法解决问题,开展协同治理是必由之路。追求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协同效应有必要梳理府际之间存在的政策差异。文章运用政策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方法进行中央政府和长江流域地方政府关于发文时间、发文单位、政策工具的对比分析,总结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关于长江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差异,进而探讨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现实状况及进一步的政策供给。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央地总体差异较小,地方政府之间在重视程度、响应速度及政策工具组合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政策差异与中央政府的立场、各地的资源禀赋、地方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等因素有关,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因此,政策制定者既要基于具体情境制定差异化的策略和措施,又要通过区域政策协同机制的构建更好地开展生态环境治理。

生态环境的外部性与环境经济政策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生态环境问题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将外部性概念引入环境保护领域,是为了寻找促使外部性问题内在化的有效方式,以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与环境问题有关的外部性,主要是生产和消费的负外部性。环境经济政策是国家环境当局从影响成本—收益入手,引导经济当事人进行选择,以便最终有利于环境的一种政策手段,其主要目标之一是最大限度地减弱以至消除其外部性的影响,将外部性问题内在化。

生态环境政策机制的有效性——兼论塞勒行为经济学认识的政策启示

制定生态环境政策机制,必须考虑其政策的有效性,并考察行为者的行为特征有针对性地构建。针对理性行为者的成本-收益计算,应选择适当的生态环境规制强度才具有效性;针对风险规避型行为者,应选择适合的生态环境规制方式才能够达成博弈均衡;针对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应制定能够有效促进企业选择环保努力的生态环境规制手段;针对地方政府、企业、消费者等主体可能存在的非理性行为特征,可借鉴塞勒的行为经济学认识构建政策机制,有效推进各相关主体采取生态环境友好型行为。

山西生态环境建设的技术经济政策研究

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已严重阻碍着山西省经济社会的进一步持续、稳定、协调、健康发展。因此,在迈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从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出发,采取切实有效技术经济措施,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对保障山西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战略意义。

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经济政策

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是比较突出的。就环境污染方面,据有关方面测算和估计,以万元产值衡量的“三废”排放量,我国相当于西德的3倍,日本的2.6倍。因此,我们的产业经济政策除了要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外,还要有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然而后者却一直为人们所忽视。本文试就产业经济政策与保护生态环境问题,作些粗浅探索。

辽宁沿海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研究

辽宁沿海经济带地处战略性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优良,对辽宁乃至全国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辽宁沿海经济带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严重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分析了辽宁沿海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现状和问题,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了符合实践要求的财税政策建议。

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访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重要的改革话题。并前所未有地提出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为“美丽中国”的目标实现保驾护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在新形势下。应该如何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重速度轻质量、重眼前轻长远、重经济效益轻环境效益等问题？本刊记者就相关问题专访了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

经济转型发展下产学合作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政策机制--评《产学合作培养人才政策的制度分析》

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产业经济的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的内生驱动,都离不开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保障。在当前经济增长上行压力趋紧的形势下,解决就业难和人才结构性短缺的矛盾性问题成为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现实要求,以产业和教育深度融合、企业与高校紧密合作为特征的产学合作型人才培养模式能够较好地适应形势需要,为社会共同参与全过程人才培养开辟了新的路径。

政策性担保与商业担保的融合--国有担保企业的创新之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担保行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国有担保企业作为国家政策性支持的重要载体,在发挥政策性担保与商业担保的融合优势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从政策性担保与商业担保的融合模式出发,探讨国有担保企业的创新之路,以期为国有担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耦合协同评估

对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耦合协同进行评估是进一步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内容。在对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政策能力进行测量的基础上,应用耦合协同模型评估2014~2019年间生态环境保护与政策能力的协同情况。评估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与政策能力呈现“高耦合、低协同”特征。这与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自身难度大、地方政府政策能力不够且具有较大差异、生态环境保护与政策能力步调不一致有关。未来可以从完善制度、搭建信息共享机制等方面突破困局。

新形势下生态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策略分析

本文从多个角度对新形势下生态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的策略进行了分析。首先,分析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生态系统受到的威胁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接着,论述了污染治理现状及问题,包括污染源头控制不足、治理技术的局限性和监管执法不力等方面。然后,阐述了政策与法律环境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支持与制约,以及在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最后,讨论了技术手段和经济手段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应用,包括新型污染治理技术、环境监测技术、生态修复技术以及生态补偿机制、绿色金融和生态产业的作用。通过全面分析,可以为当前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参考和启示,从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更大进展。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中国环境战略与政策沙龙” 广邀各界名家 共论生态环保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2018年紧紧围绕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热点问题,定向邀请政策制定者、研究者、企业、地方等政产学研不同群体,开展闭门互动交流,形成分析研究报告。生态环境部领导指出“政研中心沙龙是一个高层次、高水平的制度性研讨会。回应和探讨一些生态环境及其相关领域战略性、前瞻性问题,针对性强,较好发挥了智库作用”。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2018年政策助力污染防治攻坚战系列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2018年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以《中国环境战略与政策研究专报》为平台发起了“政策助力污染防治攻坚战系列研究”活动,以服务生态环境管理为目标导向,依托于中心优势学科平台,收集调查了700多份各地政策需求建议,设立了25个研究主题,召开了关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环境监管执法等多场有针对性的研讨会,形成了9篇年度研究专报,为生态环境管理部门提出了30余条政策建议,每篇均获生态环境部领导批示。其中,《20年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保厅(局)主要领导任职情况对比分析》获生态环境部李干杰部长批示,还有2篇专报中所提建议获生态环保部领导批示,要求吸收纳入相关法规和政策制定中。

污染防治攻坚战经验总结与展望——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举办第十二期中国环境战略与政策沙龙

2019年9月9日,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简称政研中心)围绕“污染防治攻坚战经验总结与展望”主题举办了第十二期中国环境战略与政策沙龙。沙龙由政研中心主任吴舜泽主持,副主任田春秀、裴晓菲出席会议。会议邀请了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柴发合、美国环保协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张建宇等专家,武汉市生态环境局、成都市生态环境局、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党委政府等地方代表,以及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副主任钱勇、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张波等司局代表参加。

农业生态环境政策的机制创新

通过对国际农业环境政策实践的分析,结合我国实际,阐述了环境治理共同负担原则,以及对现行农业环境政策进行经济学解析,提出了相应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