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经济汉奸”审判：以上海新新公司李泽案为例

战后国民政府在各地厉行肃奸、审奸运动。在此过程中,戴笠凭借手中掌握的汉奸整肃权,冀图在政治角力中取得优势地位。这一图谋显然与蒋介石极力平衡国民党内各派系的原则相违背,故很难得到蒋的支持。上海警察局局长宣铁吾以上海新新公司职工检举总经理李泽为契机,借"伸张正义"之名将戴笠力图包庇的李泽逮捕,迫使李案由政治解决走向了司法审判。李泽案凸显了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争,这场整肃经济汉奸的司法审判实为政治所操弄。

“民族”与“民生”的互见:以战时美亚公司为例

生存利益论着重从民生的角度阐释商人战时合作行为,对解读商人战时心态十分有力。这一理论框架也可称之为"民族"中的"民生"。然而,它忽视了商人战时如何面对及解决"民族"的困境、战后如何对待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战时企业经营者在商业活动中力图在"民族"与"民生"之间进行平衡,这也暗示沦陷区商人的活动,民族与民生密不可分。战后,他们竭力将民生与民族等同,这种将两者合二为一的诡辩既是"事仇民族主义"的体现,又是战前商人的"民族"与"民生"主义观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