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边主义、美式联盟及对多边经济治理机制的影响

在多边进程受挫和大国竞争的背景下,少边主义开始盛行,并被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大国利用。在国际经贸领域,关键产业中的重要环节被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垄断,使得少边主义也能影响相关供应链布局的改变和规则的制定。少边主义的路径可分为开放式与封闭式。近年来,诸多美式联盟体现为典型的封闭式,具有针对个别国家的战略工具定位,背离非歧视与全球化的原则,因此不仅不会成为多边主义的补充,反而会损及多边治理机制。即使作为被美式联盟针对的主要对象,中国仍然践行开放的少边主义和真正的多边主义,未来也应当充分利用好经贸大国的影响力权重。

后危机时代的经济治理机制创新:市场与政府有效融合

市场的功能与政府的作用是经济学界长期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不同的经济学派观点对应不同的经济治理模式。市场和政府既各自发挥作用同时又存在失灵,经济治理机制的创新就是要在合理的边界将二者有效融合,"中国模式"的成就和金融海啸的爆发从正反两方面验证了现代市场经济应该是市场与政府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后危机时代经济治理机制的创新路径选择必须从以下方面入手: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政府的作用应该体现在对经济运行的控制力上,同时必须明确界定政府权力的边界。

改革全球经济治理机制 充分发挥智库积极作用——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第四分论坛综述

2011年6月26日下午,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承办的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第四分论坛在北京召开,来自国内外的18位专家学者在会上发言。主要观点综述如下。一、全球经济治理需要智库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问题异常复杂。

国际经济治理机制对中国贸易水平影响:国际公共产品视角

解析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公共产品特征,根据供给主体特征及中国参与情况,分析G20、CAFTA、APEC、EU等对中国贸易水平的影响,提出相关研究假设。选取176个中国贸易伙伴国1990—2014年的贸易面板数据,应用扩展引力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CAFTA和APEC对中国贸易水平具有促进作用,G20和EU对贸易水平产生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由于发达国家霸权主导,G20无法满足中国的国家偏好,阻碍贸易发展,而中国未参加EU,对中国贸易产生负外部性,抑制贸易发展。

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革新与探索——以RCEP的构建为例

当前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着疫情下全球经济遭受重创、热点地区的经贸投资活动难摆脱地缘政治因素影响、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等诸多困境。既有治理机制难以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新挑战,国际社会迫切要求创建更加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机制,使其致力于互利共赢协同合作,兼顾效率与代表性。由地区层面制度构建逐步扩展至全球是当前治理机制革新的优先思路。地区经济治理新机制构建中,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推进着力于东盟牵头和平衡、地区大国合力推动协议达成,创建东亚特色的新规则和新发展模式,保证制度规范的全面性和较高标准,兼顾"开放"和"限容"。构建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路径包括,找寻成员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平衡国家治理与国际治理,增强治理弹性,基于地区共同利益探寻"亚洲方案"等。

中国与非正式国际经济治理机制——以APEC和G20为例

非正式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兴起导致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对促进国际经济秩序的公正有着积极的意义。目前,中国活跃在G20、APEC等非正式国际经济治理机制之中,为自己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中国也需要在重大议题设置、人才培育与储备等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不断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迁与中美方案的历史考察

冷战后西方国际关系主流思想中的国际机制理论经历了从现实主义一统天下到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足鼎立'的演变。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主导思想的嬗变导致冷战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经历了阶段性发展,中美两国成为当前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的核心角色。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两国的国际金融地位发生了相反方向的变化,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有关全球经济治理的美国方案和中国方案。

日本的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治理

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经历全面恢复、确立与完善开放体制、结构调整的战略转型及转变战略倚重等四个重要阶段,日本逐步崛起为世界级经济大国,并成为国际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之一。但鉴于日本与国际经济体系联姻的特殊性,以及严重的对美依赖性、利益驱动性以及地区导向性等多重因素的制约,日本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一直都没有发挥关键性的作用。进入新世纪,迫于自身经济发展的亟需,日本将建构经济合作治理机制的重心落在了亚洲地区,并觊觎依赖"先地区、后全球"的战略路径,拓展自身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逻辑起点:经济型公司治理机制的构建

一.国有商业银行困境的体制性探析我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收益率普遍很低,只有5％左右,而且还有下降的趋势,而外资银行的资本收益率均在20％以上。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率还不到1％,远低于国外商业银行。反映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盈利能力较差,市场竞争能力很弱。相比之下,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要强得多,2000年度我国5家进入世界1000个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平均资本利润率为111.14％,但平均资产收益率不高,只有0.62％。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较强原因在于其建立了比较规范的现代商业银行体制,产权结构比较完善,市场运作比较规范。

全球经济治理:问题、改革与中国路径

"二战"后全球经济治理的体系随着各国经济实力的变化而变动。全球经济治理在稳定国际经济秩序、防范遏制经济危机等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但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还存在一些结构和模式等方面的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治理进入深度变革时期。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应当优化全球经济治理执行机制,发挥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加强多边体制与区域主义的协调发展。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高全球经济治理能力并依据本国国情提供中国方案。

发挥联合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

一、全球经济治理现状国际金融危机提出了许多问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一是全球化的挑战。这次金融危机的深远影响,充分说明了各国之间深度的依赖。各国在施政过程中必须考虑对其他国家带来的影响,与此同时,也要关注各方对本国政策的反映。二是自2007年以来爆发了粮食、能源。

全球经济共同治理

单从字面看，“全球经济治理”是一个有些抽象的概念，但欧洲“毒黄瓜”事件所暴露出的问题却给“全球经济治理”的内涵和意义作了一个普及性的注脚。

全球金融治理相关问题研究综述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金融治理改革成为研究的热点。全球治理的研究以前多集中在国际政治的范畴,从金融角度进行分析的文献不多。从金融角度讨论全球治理的文献多集中在2008年后,许多概念和理论并没有统一起来,相关题目也较分散。本文试图对全球金融治理及其改革的文献做一系统梳理。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与机制创新的影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要求对全球经济失衡进行深度治理,而要对全球经济失衡进行深度治理就必须对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与机制进行改革与创新。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构建,对倒逼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与机制的改革与创新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虽然仍存在着不少影响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运行及其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与机制改革与创新的不确定因素,但随着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进一步深化,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将在更大范围上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与机制改革与创新产生重要影响。

政府、市场、企业和商会治理机制演化研究

本文基于利益集团博弈的视角,对政府、市场、企业和商会四种基本的经济治理机制演化问题展开研究。研究表明,经济治理机制演化的取向与结果取决于各利益集团的力量,经济治理机制演化过程就是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后形成的一种公共选择。在经济治理机制互补性下,利益集团的博弈产生向着各机制在经济治理域内的最优匹配方向收敛的正向循环。因此,利益集团博弈本身将促使经济治理机制的演化收敛到各机制在经济治理域内的最优匹配的方向上。以新中国成立后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颁布的法规、政策和文件为依据,我国经济治理机制演化过程可划分为五个代表性的阶段,各个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我国经济治理机制演化表现出渐进性、利益集团导向性、反复性和收敛性四个总体特征。未来我国经济治理机制的演化方向将是政府的治理边界不断收缩,但在市场失灵的经济域如垄断等仍将成为主导的经济治理机制;而市场、企业和商会的治理边界将不断扩展,且分别在其最具效率的经济域成为主导的经济治理机制。

关于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再认识

由于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中西方在社会信用体系的内涵和外延上存在明显差异。近年来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以信用为核心的经济社会治理机制正在形成。然而,我国市场信用机制仍处在自然发展阶段,今后应强化市场信用机制建设,并与政府信用机制协同发展,让信用成为市场资源配置的重要标准。

新型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角色

在治理、全球治理以及全球经济治理相关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对当前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演变过程中我国定位和发展的分析,提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需要建立以中国发展经验为基础的新的全球经济治理理论,加强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培养,并对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提出政策建议。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法律问题研究--基于对两省(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异同的实践考察

广东省、重庆市两地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机制、成员资格认定、股权类型设置和管理模式等改革的重大领域面临许多共性的问题,而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模式、组织机构的人员构成、集体资产股份流转现状等许多具体问题上存在较大差异。同一改革内容会因试点单位改革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这种差异会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而逐渐消解。进一步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首先,应当深入推进“政经分离”改革,理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村党组织的关系,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机制;其次,应当积极探索“一般+特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规则;最后,应当深化股份合作制改革,逐步优化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的制度环境。

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贡献正能量

当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这些都对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要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以建设性姿态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维护和完善多边经济治理机制、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等方面,不断贡献中国智慧。

浙江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证研究——基于嘉兴、丽水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践的考察

为了研究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具体进展,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建言献策,推动改革的不断完善,本研究对嘉兴市、丽水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践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欲进一步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应进一步细化“政经分离”改革的具体内容,在考量中国各地区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现实因素下分步推进,不断反刍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机制;弱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户籍标准,建立以“土地承包关系作为基本生活保障”为核心的成员认定规则,切实保障好集体成员的合法权益;全面培育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通过立法与政策扶持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