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城乡“环境-经济”协同发展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在采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数字经济与“环境-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影响“环境-经济”协同发展的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城乡“环境-经济”协同发展。城市维度上呈现“倒U型”特征,且中西部、东北部较东部更显著;乡村维度上呈现“正U型”特征,且东部和东北显著、中西部不显著。(2)城市维度上产业结构高级化、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影响“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机制,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呈现门槛特征;乡村维度上产业结构高级化、技术创新和监督约束均是数字经济影响“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机制,但不存在门槛特征。因此,因地制宜,实施与本地比较优势相匹配的数字经济发展策略,继续推动产业结构变迁、技术创新,强化监督约束,有机统一“数字乡村”建设和“智慧城市”建设,以城乡联动融合发挥数字经济在促进“环境-经济”协同发展的引导效应。

关于生态环境监测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与技术研究的思考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等精神,落实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规划纲要(2020—2035年)》《“十四五”生态环境监测规划》《关于推进生态环境监测体系与监测能力现代化的若干意见》等部署要求,以推进生态环境监测向质量效能型跨越为导向,以实现监测先行、监测灵敏、监测准确为目标,对照国家发展战略、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目标管理、污染控制等生态环境管理需求,以宏观决策监测支撑方略、目标指标与网络优化、精细化管控监测支撑为重点领域,提出了生态环境监测高质量发展策略与关键技术的研究方向及重点内容,旨在推动传统监测向智慧监测创新转型,加快实现感知高效化、数据集成化、分析关联化、应用智能化、测管一体化,更加有力支撑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对策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高度发达,区位优势特征明显,自然资源禀赋优良,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科技创新要素聚集。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空间载体和腹地,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内外部条件。但长期高速粗放的发展方式也导致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历史欠账较多,重要生态空间和典型生态系统受到侵占与挤压,产业结构和布局亟待优化,生态环境共治共享机制不健全。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亟须从顶层设计出发,建立健全相关评价体系和政策体系,并在生态空间管控、绿色产业发展和联防联治方面创新有效运行机制,加快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步伐,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高水平保护、用高水平保护促进高质量发展。

国际贸易中“一带一路”国家需求对中国的经济环境影响

在绿色“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本文以隐含碳强度指标为核心,构建需求的跨境经济和碳排放影响综合分析框架,评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求对中国的经济和环境影响.结果显示,沿线国家需求对中国增加值、碳排放及总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能力正日渐增强.然而,相比于世界其他国家,沿线国家需求结构中高隐含碳强度产业占比较高,导致其整体上具有更高的隐含碳强度,意味着当前中国需要排放更多的碳排放来获取分工收益;要实现绿色“一带一路”愿景,南亚是关键区域,采矿和采石、石油、化学和非金属矿产、金属是关键产业;反映供应链的生产结构差异是沿线国家在中国具有高隐含碳强度的主因,表明供应链转型对构建绿色“一带一路”具有重要潜力.本文首次系统评估了沿线国家需求通过国际贸易对中国的经济和碳排放影响,明确了一个过往研究所忽视的绿色“一带一路”挑战,从关键区域治理、关键产业治理和绿色供应链转型等三方面提出了政策启示.同时,本文开发的跨境经济和碳排放影响综合分析框架为后续其他环境指标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