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用地经济等别的耕地入选基本农田研究

农用地经济等别为科学划定基本农田提供了重要依据。为此,以大兴区为例,建立基于农用地经济等别的综合指标体系,进行基于农用地经济等别的耕地入选基本农田的研究,并使用ArcGIS9.2将所得结果与没有考虑经济等别所划定的基本农田进行叠加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依据农用地经济等别划定的基本农田,避免了主观因素的影响,保证了入选基本农田耕地的质量,使基本农田的空间布局更加合理。该研究成果对于永久基本农田划定、耕地入选基本农田指标的选取以及基本农田的划补具有重要的意义。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的典型模式与形成机制分析

【目的】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是多元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举措,探索数字经济赋能乡村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的典型模式和形成机制有利于培育壮大乡村绿色发展新动能,促进和美乡村建设和农民增收。【方法】通过对全国数字化先进县的典型案例进行梳理,从其关键做法,主要成效和价值体现,以及何以实现等方面系统分析数字经济赋能乡村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的典型模式和形成机制。【结果】“互联网+现代农业”融合发展、产学研合作,以及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应用是案例中数字经济赋能乡村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的3种典型模式。在此基础上,得出数字经济赋能乡村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的3条形成路径,即数字经济通过推动产业升级,为乡村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提供驱动力;数字经济通过提高乡村农产品流通效率,为乡村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创造良好的条件;数字经济通过创新商业模式,为乡村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建立有效路径。【结论】目前乡村数字经济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相应的政策措施和管理机制应该联合政府、企业和社会多方力量,聚焦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推动乡村数字技术渗透的广度和深度,促进乡村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

贸易开放、产业结构升级与数字经济发展--基于长江经济带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面板数据,构建并测度数字经济指标体系,使用基准回归模型、Bootstrap模型、空间自回归模型的固定效应,研究长江经济带贸易开放对数字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波动上升,且整个区域呈现明显差异,发展水平由下游向上游递减;贸易开放对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的影响显著为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具体表现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在贸易开放影响数字经济过程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而产业结构合理化表现为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使用空间自回归(SAR)对数字经济之间的互动作用及贸易开放对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检验后发现,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数字经济之间存在明显的“虹吸效应”,而贸易开放是数字经济溢出效应的重要推力之一。建议充分发挥贸易开放资源配置功能对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及产业数字化的提升作用,以及在政策制定时着重考虑数字经济供给的空间相互效应,从而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并持续推动贸易开放对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增长的扩大拉动作用。

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实证研究

从理论上来说,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影响产业间结构转变、产业内劳动生产率提升和产业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等方式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文章以我国24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6—2019年的数据为例,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第一维度、第二维度和第三维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子样本数据的实证结果和采取替代变量的实证结果均支持这一研究结论;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消费升级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两种途径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研究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的耦合机理,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测度了中国30个省份2013—2021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制造业绿色发展水平,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利用障碍度模型分析耦合协调进程中的障碍因子,并实证分析了两者耦合协调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存在较强的耦合互动关系,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不高且局部不均衡;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受到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参与程度、城镇化发展的正向影响。

数字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收敛——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数字经济发展对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经济增长条件收敛模型,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研究发现:考察期内全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条件收敛特征,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收敛;东中西部地区和南北地区均存在明显的俱乐部收敛现象,仅东部地区和南方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缩小地区经济差距;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本地区及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累积效应,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为负。为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充分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二是巩固数字经济的区域经济收敛效应,三是推行差异化的数字经济政策,四是推动数字经济均衡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城市碳排放?——来自中国283个地级市的经验数据

为探讨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基于2011—2020年中国283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数字经济指数,核算各城市碳排放量,采用SBM模型测算城市碳排放效率,并以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指数来刻画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在此基础上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提升碳排放效率,二者呈现出“U”型关系,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降低碳排放强度和减少碳排放量,均呈现出倒“U”型关系;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或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碳排放,且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与碳排放之间存在链式中介效应;数字经济、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碳排放存在门槛效应,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在门槛值前后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均呈现“先抑后扬”,对碳排放量的影响为“先扬后抑”,对碳排放强度跨越门槛后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指数跨越门槛值后能够提高碳排放效率、减少碳排放量,但对碳排放强度不产生影响。最后,基于实证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及效应

数字经济为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探寻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可为我国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建设农业强国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撑。文章基于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显著提升了农业经济韧性;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业经济韧性的效果具有区域异质性,在西部地区的正向效应更显著;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业经济韧性的效果具有门槛效应,并且其赋能效果呈递减趋势。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制度安排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然而,数据产权、交易、分配和治理制度不健全、核心技术存在短板、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脱节、寡头垄断平台“一家独大”、数字基础设施供求不匹配、数字鸿沟较大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带来了现实挑战。数据要素制度、数字技术制度、数字产业制度、数字平台制度、数字基础设施制度可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提供关键内核、强劲动能、生态体系、中介载体和坚实底座。因此,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走向深度融合需要加强相关的制度安排,未来应完善以“数据二十条”为核心的数据要素制度、“卡脖子”技术攻关制度、数字产业融合制度、数字平台治理制度、数字基础设施共投共建共享制度和数字鸿沟弥合制度。

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和收敛性研究

当前,区域间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显现,过大的数字经济发展差异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运用熵值法、基尼系数分解法以及收敛模型,考察了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2010—2021年数字经济发展情况、区域差异及其收敛性。研究发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八大综合经济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也均实现了增长,但各地区之前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差异较大;全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总体差异呈下降趋势,北部沿海地区的区域内部差异最大,长江中游的区域内部差异最小;全国以及东北地区、北部沿海地区、南部沿海经济区均存在σ收敛特征;全国与北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地区、长江中游地区、西南地区、西北经济区数字经济发展均存在绝对β收敛,但收敛速度不一。研究结论为分析八大综合经济区数字经济时空格局提供依据,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政策启示。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特征、现实困境与应对策略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集体经济现代化转型,是促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论文在阐述与分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主要类型的基础上,回顾与总结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历程与改革成效,阐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和举措。同时,论文结合目前学界关于经济发展质量内涵的界定,从现实困境与需求出发,提出从治理、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理解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研究表明,面向未来,可从治理、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

数字经济发展与新发展格局构建:理论逻辑及现实路径

数字经济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构建新发展格局则是关涉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抉择。着眼于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的现实问题,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揭示发展数字经济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逻辑相关性,可以发现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打通国民经济循环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重要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则因能优化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状况而成为发展数字经济的必然选择。据此,我国在新发展格局下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可采用以下路径:协调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字经济治理,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统筹数字经济自主发展与国际合作。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空间集聚与状态转移

文章基于TOPSIS法,通过CRITIC权与灰色关联理论构建CRITIC权灰色关联TOPSIS法,并将其在空间与时间上应用两次,从而可对面板数据进行短期评价。根据新评价法测算2015—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展开分析,结果显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异显著,主要取决于三大地区间的差异,且有扩大趋势;北京、上海稳居前2名,浙江、广东、福建、天津、江苏稳居第3至第7名;贵州、青海数字经济发展进步较大,东北三省排名退步显著;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状态转移较难,跨级状态转移基本不会发生,较低水平状态为贫困陷阱,陷于其中的省份很难靠自身得到提升;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空间集聚现象,基于配对t检验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地理限制。

数字经济发展协同推进增长降碳的动态效应研究

构建居民、厂商(包含数字经济厂商)、政府3部门DSGE模型,重点研究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等随机冲击协同推进增长降碳的动态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3类数字经济随机技术冲击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并减缓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数字经济投资冲击能够显著减缓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对数字经济产出和经济增长也有正向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对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推动效应越强,所引致的环境经济效果越佳;数字经济结构调整能够显著推进数字经济产出和碳减排。整体来看,数字经济随机技术冲击、数字经济投资冲击、数字经济结构调整等不同政策呈现出增长降碳协同效应。

长江经济带岩溶塌陷分布、成因及其对工程建设的影响

[研究目的]岩溶塌陷是长江经济带主要环境地质问题之一,开展长江经济带岩溶塌陷分布、成因及其对工程建设的影响研究,对长江经济带立体综合交通走廊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地质环境安全保障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方法]本文系统梳理了长江经济带岩溶塌陷研究成果,从岩溶环境特征、岩溶塌陷的成因类型和机制、发育及分布规律、对工程建设的影响及防控措施几个方面进行论述。[研究结果]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岩溶塌陷易发区面积约25.4万km^(2),有记录的岩溶塌陷灾害2146处,矿山疏干排水、抽水、工程施工等是这一地区岩溶塌陷的主要诱发因素。长江经济带岩溶塌陷具有以下发育分布规律:一是具有区域性和地带性的分布特征;二是发育地层一般为均匀状纯碳酸盐岩,沿断裂破碎带、褶皱轴部裂隙发育带、可溶岩与非可溶岩接触地带等岩溶洞隙密集发育带分布;三是多发生在岩溶地下水强径流带、河流两岸等地下水位变化幅度大、水动力条件易发生急剧变化的地段;四是多发生在人类工程活动强烈的地区,塌陷的规模取决于人类活动的性质和强度。为了降低岩溶塌陷对工程建设和安全运营影响,本文同时提出了相关建议和对策。[结论]长江经济带岩溶塌陷分布广、危害大,高易发区内线性工程、重要城市群等规划建设应对这一环境地质问题引起重视,该研究成果可为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规划、地质灾害防治提供基础支撑和理论依据。

平台经济赋能实体经济发展——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

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强国的建设离不开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平台经济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典型业态,将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从3个维度构建平台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并测算出平台经济发展水平,选取2013—2021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来检验平台经济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及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平台经济发展能够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且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平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空间异质性,平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对实体经济发展的间接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携手前进”与推动绿色、数字经济发展--新加坡2023年回顾与2024年展望

2023年,政治方面,尚达曼当选新加坡第9任总统,新加坡政党多元性得到强化。以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黄循财为核心的第四代领导团体通过《新加坡携手前进》报告,逐步明确新加坡未来发展蓝图。外交方面,新加坡坚持“大国平衡”和立足东盟的外交政策,与中国建立了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经济方面,受制造业和货物贸易增长放缓的影响,新加坡经济增速趋缓,仅实现约1%的增长,但旅游业稳健复苏,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新加坡仍坚持贸易立国,与中国签署《关于进一步升级〈自由贸易协定〉的议定书》,与南方共同市场正式签署《南方共同市场—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进一步织密了自由贸易网络。文化方面,通过《新加坡文化遗产计划2.0》、“年轻变革者文化遗产启动津贴”等实现了文化遗产的创新开发利用,增强了新加坡国民的身份认同。展望2024年,新加坡将稳定推动领导权力的交接,第四代领导团体将继续通过“新加坡携手前进”议程进一步明确未来发展方向,并凝聚共识,助力下一届大选;将继续坚持“大国平衡”和立足东盟的外交政策,积极拓展国际合作空间;经济方面预计将实现1.0%~3.0%的增长。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推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研究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一种管理民主、利益共享、发展模式多元的现代经济形态,是我国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仅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弥合城乡鸿沟、振兴乡村经济,同时也是推进乡村振兴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途径。为了更有效地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目前我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现存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强化党建引领作用、优化人才队伍、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创新经营方式等对策建议。

人口结构变化、老龄化趋势及延迟退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检验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预测人口总量及其结构的走势和老龄化的未来趋势,分析人口总量及其结构,尤其是老龄化趋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占比增加、人口抚养比下降会促进经济增长,在对经济增长的回归中人口结构的解释力不及劳动力数量,但在预测未来时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力更大。第二,总人口会在低方案情况下已步入下降通道,如果总和生育率不快速提升的话,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在近50年将持续加深。第三,延迟退休可以减少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提高生育率可以减缓老龄化程度,但在短期会抑制经济增长。延迟退休方案增加劳动人口越多,越能促进经济增长,延迟退休实施的力度越大,法定退休年龄越大,对老龄化的缓冲程度越大。如果男女每年延迟退休递增1年,分别最终延迟到70岁和65岁,在一些年份甚至可以完全抵消老龄化的抑制作用。

数字经济中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与新范式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加速应用,人类正从工业经济时代迈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中的经济增长动力和范式不同于工业经济,但分析经济增长的基本逻辑和框架没有改变。工业经济中,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开始呈现出疲软和放缓态势,需要进行增长动力转换,消费拉动、供给推动和创新驱动是数字经济中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随着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进入经济系统,经济增长向新范式转变,数字平台、数字生态为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提供了重要引擎,从而形成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实现内生增长。数字经济中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需要在数字基础设施、数据要素使用、数字平台发展和融合发展等方面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