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与经济结构转型——一个产业结构变迁的视角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行为的产业结构变迁模型,理论研究发现,财政分权通过影响财政支出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配置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并进一步影响产业结构变迁,促进产业升级。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与财政分权水平,以及非农业部门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产出弹性有关,经济中可能存在最优的财政分权可以极小化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份额。本文通过省级面板数据模型考察财政分权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运用省内县级政府的税收分权指标,以及双重差分方法做了稳健性检验。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农业部门劳动力份额越低,这说明财政分权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且这一结论是稳健的。

经济社会变迁与乡村政治组织建设的规律性探析——评《经济社会结构变迁与乡村政治组织建设创新》

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经济、社会、政治之间存在着丰富复杂的互动关系。正因为如此,乡村政治组织建设不能忽视从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大环境中去寻找因果。

社会结构变迁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本文探讨了社会结构变迁对农业经济的影响,指出了当前农业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农业劳动力的组成与质量发生了显著变化,同时教育和技术水平的提升也对农业生产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章分析了土地利用、环境可持续性问题以及农业市场化和国际竞争带来的挑战。这些问题的出现与经济全球化、农业政策调整、技术创新等因素密切相关。为应对这些挑战,本文提出了包括促进农业多功能性、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和加强农村振兴战略在内的优化策略。这些策略旨在提升农业的可持续性和竞争力,同时保障农村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文章强调,深入研究社会结构变迁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对于制定有效的农业政策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产业结构变迁对碳减排的影响研究——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实证

基于1999—2014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面板数据计量经济模型,从合理化、高级化两个方面重点考察了产业结构变迁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分别与碳排放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即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均对碳减排起到积极影响;碳排放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在减排活动中,应加强省域间合作,持续增加科技研发投入,重点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等。

人口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为了论证人口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在一个索洛模型的基础之上引入人口结构变量,从理论上梳理并建立计量分析模型,应用中国1990~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别使用固定效应、混合OLS和工具变量法对人口经济变迁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劳动年龄人口份额上升、人口抚养比下降是过去2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1990~2010年由人口抚养比下降导致的经济增长约为1.4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15%。随着人口日益老龄化,未来的人口结构变迁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中国应通过提升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技术进步、人力资源制度建设等来应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北京市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

对比北京和全国的情形,本文分析了导致北京市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显著的若干因素。结合对现有文献中有关结构效应的争论的分析,本文在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得出了一般性结论: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仅和不同产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的差距有关,也和资源在产业之间的转移方向有关。当不同产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的差距较大时,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这导致了一个经济体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结构效应是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增长越依赖于技术进步。同时,由于工业化进程中资源转移往往发生于三大产业之间,较少发生于三大产业内部的各行业之间,三大产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变迁对三大产业各自的产出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

产业结构变迁、房价波动及其经济增长效应

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我国向经济强国转型的重要环节。本文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分析了产业结构变迁和房价波动的经济增长效应,并对其增长路径进行深入剖析。结果表明:产业结构的调整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能促进经济规模扩张,推动规模经济效应的发挥,但过度的服务化倾向会造成经济的结构性减速;房地产市场从本质上来说不适宜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途径,房价提升仅能促进经济规模的扩大,对经济增速无显著推动作用,还会通过抑制经济集聚对经济效率产生负面影响;产业结构对经济规模的影响在空间上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房价波动对经济规模影响的空间差异表现在中部与东、西部之间;产业结构和房价两者自身会对经济规模产生直接的扩张作用,但二者交互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冲击,侧面印证房地产市场不宜作为经济增长驱动力的观点。这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参考。

制度变迁、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理论上分析了制度变迁、金融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从实证上通过在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能够综合反映制度变迁的制度变量,验证了国家制度变迁对一国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会起到促进或制约的作用。当制度供给与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对制度的需求达到均衡时,国家制度安排会优化金融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否则便会出现规模与效率的“反比”现象,从而回答了转型国家规模与效率的悖论问题,进而给出了我国金融结构升级的选择路径及相关政策建议。

产业结构变迁、要素重置与中国经济增长

笔者应用偏离-份额法(SSA)将要素重置效率从生产率中分解出来,实证研究了1978年～2008年中国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要素重置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此基础上,利用分行业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别对1990年～2008年中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变迁的要素配置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变迁带来的要素重置效应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随时间的变动呈现出三阶段的变化趋势;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变迁过程中,轻工业和服务业增长的要素重置效应更为明显。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分析——基于空间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产业结构变迁对于推动经济发展作用显著,不过区域经济之间往往存在空间相关性。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引入空间相关因素,构建产业结构变量的协同变动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空间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空间相关性。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变动对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存在较为显著的外溢性。

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本文以1952-2011年作为研究的时间序列,就福建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作深入的分析,研究表明:(1)从"量"上来看,产业结构变迁对福建经济增长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发展与壮大是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支撑。然而,分组回归结果同时反映出这样的事实,即福建省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拉动作用要大于第二产业。基于此,在接下来的经济工作中,应高度重视省内"三农"建设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2)从"质"上来看,产业结构变迁是影响福建省内劳动生产率的主导因素。但由于产业结构存在要素资源"反配置"和"同质化"等问题,以过度投资为突出特征的"重化工业化"浪潮可能对福建经济未来的稳健发展形成严重威胁。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在第五部分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经济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上海为例的研究1980—2000

通过经济结构变迁与上海市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发现了经济结构的变迁将通过影响资本效率或经济规模刺激经济增长。其中 ,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通过对资本效率和经济规模的双重影响刺激上海市经济增长 ,消费结构则仅通过资本效率来影响经济增长 ,而不对经济规模产生影响。

第三产业份额提高的产业结构变迁是否促进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经济和工业化过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巨大。基于理论机理分析模型和实证门限回归模型来研究我国市场经济改革以来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结论是:第二产业在工业化前期和中期是我国经济的主导产业,是拉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引擎;但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第二产业在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方面出现下降。工业化后期,第三产业劳动力占比不断扩大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但第三产业中的劳动力占比扩大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利影响。中国在工业化时期,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份额增加为特征的产业结构变迁促进了经济增长;进入工业化后期,以第三产业份额扩大为特征的产业结构变迁虽然出现一些Baumol病问题,但整体上促进了经济增长。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

文章将产业结构变迁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测算了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利用197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区域间差异。结果表明：中国中西部地区存在一定程度“虚高度化”现象。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当前,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但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相对重要性却在不断提升;从区域层面看,东部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

国际资本流动、增长因素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资本流动对资本、技术、人力资本和制度等经济增长因素的结构变迁有重要的影响,进而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

转轨期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经济分析

本文以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生活为背景,论述了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是非正式组织与非正式制度占主流的社会,以人格交换为主要特征,构成经济交换的价格决定因素。进而论述了农村存在特殊的人际关系、民间借贷、农村社保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认为转轨期农村社会结构的变造就是非正式社会结构日益消退、正式社会结构日益壮大的过程。并对如何整合中国农村非正式社会结构提出了具体设想。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

论文根据"转换份额分析"的方法,对我国的东中西三个地区的经济增长的效应进行了分解,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从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来,度量了产业结构变迁对三个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将其与技术进步的贡献相比较。实证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产业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一度十分显著,但是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不断降低的趋势,逐渐让位于技术进步,即产业结构变迁所体现的市场化的力量逐步让位于技术进步的力量。

结构变迁与经济演化增长

经济增长过程总伴随着结构变迁,如何将结构变迁纳入分析已经成为增长理论研究的重要主题。本文尝试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这有助于我们更为准确地理解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及其深层次的动力机制。在考察结构变迁如何影响经济演化增长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一个包含结构变迁的多层级演化增长模型,该模型能够较好地描述结构变迁与经济演化增长的关联。最后,指出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研究的启示。

资源依赖性经济的结构变迁与生产率增长——以山西省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经济总量增长了近14倍,这一增长低于固定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但却高于劳动投入的增长。其中第二产业的比例保持了相对稳定,为60%左右,第一产业下降而第三产业上升。由于煤炭资源产业的快速发展所导致的非均衡经济结构,整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结构效应TSE先升后降再升,中间阶段甚至小于零,说明进入21世纪以来,山西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初见成效。同时,山西经济通过产业优化和增长方式转变,仍然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

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变迁效应:理论与实证

本文尝试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进一步考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变迁效应。通过构建一个包含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变迁效应,并运用1990-2011年中国行业数据对其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平均68.5%左右由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积累驱动,31.5%左右由生产率的增长驱动,其中劳动生产率增长平均7.14%源于劳动力在不同行业重新配置的结构变迁。尽管资本积累依旧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是,结构变迁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系数是资本增长的2倍多。以2001年为分界点,劳动增长率的贡献在此之前呈现上升趋势,之后则呈现下降趋势,后10年劳动增长率的平均贡献仅仅是前10年的一半左右,但是,结构变迁效应的平均贡献则是前10年的5倍左右。因此,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正在下降,但是就业的"结构红利"总体上正在处于上升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