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执政合法性模式的转换:现状与前瞻

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资源表现出明显的动态性特征。在"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分别形成了以意识形态资源为主导的合法性模式和以经济绩效资源为中轴的合法性模式。新时期,受制于经济不增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等因素的制约,经济绩效合法性模式面临着困局。伴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从经济绩效合法性模式转向构建法理型合法性模式,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具有现实可行性。

论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的特色

"二战"后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与繁荣,加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中国社会主义政权面对政治合法性危机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邓小平强调:经济绩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取向。

论中国特色“党社关系”建构的政治合法性逻辑——以历史合法性与现实合法性为视角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合法性资源,因其自身革命理念的巨大惯性和执政之后的意识形态趣尚,被“代入”到和平建设时代,一直在现实社会与政治生活领域践行其“剩余价值”,发挥其剩余效力。由于历史合法性资源本身固有的时效性和易耗性特征,使得寻求现实合法性资源,进而谋求现实合法性与政治认同,以便补充历史合法性在现实时空的持续性消耗,成为执政者所面对的必然的历史选择。党的现实政治合法性诉求,对于执政党的党社关系建构理念的逻辑要求,是基于现代化建设之现代性视阈,从革命化的“阶级思维”转向社会性的“阶层思维”,从“阶级化社会观”转向“阶层化社会观”,以寻求其社会基础的更加广泛的拓展空间。而执政党的现实合法性资源获取路径,也宜顺应社会发展的阶梯式步履进行代际转换,在保持“经济绩效合法性”的基础之上,向着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社会绩效合法性”升级,并最终走向以自由、法治和民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旨的“政治绩效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探析

政治合法性,是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评价,它是政治权力及其遵从者证明自身合法性的过程。就是在价值或事实上,社会大众对政治秩序和政治体系的自愿认可、认同、同意和服从。其维度有二:价值的与事实的;公认的理想类型有三:意识形态合法性、程序合法性以及基于共同利益和相互认同信仰的“社群认同合法性”。不过,现实的合法性是上述合法性类型的不同程度的混合或综合的作用;要重视有效性在现代性的政治合法性中的地位,重视经济基础的合法性对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性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