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中国经济质量增长的影响研究

在构建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系统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制,利用空间滞后模型实证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在整体上呈现“东高、中平、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区域差距明显;经济增长质量具有空间溢出性,邻近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有利于本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显著提高本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应当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效应,助推经济高质量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基于西部地区85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1—2022年间我国西部地区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及其三个维度即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三个维度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均具有正向影响,其中,覆盖广度的影响最强,其次是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采用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发现这种影响存在非线性的门槛效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也较强;进一步研究还发现,科技创新和居民消费水平在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方面发挥一定的中介作用,但这些作用相对较小。

数字金融、创新创业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规模与质量视角的分析

文章利用2011—2021年中国2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基于经济规模和质量的视角探讨了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检验了创新效应、创业效应、创新创业效应在此影响过程中的作用机制,考察了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差异,对经济规模型增长的作用程度大于经济质量型增长,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并且这种影响具有政策和区位的异质性;创新效应、创业效应和创新创业效应在数字金融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数字金融对经济规模型增长的影响呈边际效用递增的双门槛效应,对经济质量型增长的影响呈现“U”型特征的三门槛效应。

虚拟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了虚拟集聚,这一新型空间组织形态也为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带来了新契机。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29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基于2013-202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在对虚拟集聚水平、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等相关变量进行测度后,通过构建相应的计量模型实证检验虚拟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在给定假设下,虚拟集聚的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起到差异性的促进作用,虚拟集聚通过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进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最后,根据所得研究结论,提出发展虚拟集聚以促进我国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针对性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通过综合考虑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两个因素,探究如何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能够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质量有显著影响,能够改善环境状况、提升技术水平和促进创新能力。

产业结构趋同、数字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增长

选取2007—2021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产业结构趋同、数字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产业结构趋同与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倒“U”型非线性关系;数字技术创新正向影响经济高质量增长;在产业结构趋同影响经济高质量增长过程中,数字技术创新发挥倒“U”型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产业结构趋同与数字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作用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基于此,提出加快推动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合理优化区域产业布局、高位驱动数实融合的建议,以期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提供有益参考。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创新活跃度与经济增长质量

基于2011—2019年中国275个城市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城市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且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的城市中,数字经济的正面作用更为突出。同时,城市的市场化水平和科教资源状况对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关系具有差异性影响,市场化和科教资源水平较低的城市受益更显著。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提高创新活力,从而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研究结论深化了对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关系的理解,对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推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普惠金融对其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本文基于2014年、2017年、2021年“一带一路”沿线46个国家的截面数据,从金融服务渗透性、金融服务可得性、金融服务效用性和数字化四个维度计算各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并探究与各国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普惠金融水平较高的国家与较低的国家之间差异较大,且数字普惠金融水平较高的国家中有很大比例是高收入国家;(2)数字普惠金融、城市人口比例能够显著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质量。基于此,本文对我国进一步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以及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提出建议,以供参考。

数实深度融合、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高质量增长

选取2010—2022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实深度融合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新质生产力在二者间的传导作用。结果表明,数实深度融合对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新质生产力在数实深度融合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促进作用中发挥正向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实深度融合对我国2015—2022年区间、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强。门槛效应分析结果表明,数实深度融合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只有当数实深度融合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才会对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促进作用。

畜牧产业结构变动对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

为探究畜牧产业结构变动对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研究利用2021年3月至2022年9月时间序列数据,以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畜牧产业结构变动对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畜牧产业结构变动能够赋能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畜牧产业结构变动对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冲击响应周期约为18个月,且直至第18个月仍有7.795%贡献率。研究表明,研究结果有利于建立畜牧产业良性循环机制,打造高端畜牧养殖模式,优化农畜产品产业链,促进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

城市群多中心空间结构、产业分工与经济增长质量

城市化已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的焦点之一,城市群模式引领着城市发展的新趋势。基于2003—2019年中国城市群层面的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探讨城市群多中心空间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城市群的多中心空间结构抑制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而城市群的功能多中心空间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不显著,同时,城市群形态多中心空间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城市群的产业分工水平显著缓解了城市群形态多中心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负向影响,并促进了城市群功能多中心空间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正向影响;东部地区的城市群形态多中心和功能多中心空间结构抑制了经济增长质量,而在中西部地区,功能多中心空间结构提升了经济增长质量。研究结论为理解城市群的经济动态提供了实证依据,未来应更加注重优化多中心空间结构,合理配置产业分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城市土地出让市场化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技术进步的视角,文章提出城市土地出让市场化影响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内在机理,使用大规模微观交易记录数据,实证检验城市土地出让市场化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城市土地出让市场化水平在样本期内提高缓慢,原因是挂牌和划拨方式的比重增长较快,拉低了整体增速。其次,城市土地出让市场化不仅直接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还通过技术进步对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为城市土地出让市场化改革成效的争论提供了一个有力证据,还为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增长战略提供理论参考。

金融资源配置、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基于248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结合2004—2017年我国248个地级市数据,构建多种面板模型分析金融资源配置和环境规制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及其非线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U”型关系且呈现区域性差异特征,即东部地区现阶段经济增长质量在“U”型曲线右侧,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现处于“U”型曲线左侧;金融资源配置不仅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直接正向影响,还通过作用于市场化程度和科技发展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间接影响。随着金融市场不断完善,金融配置效率大幅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增强。同时,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强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质量,两者之间存在正向影响作用。金融资源配置与环境规制的互动也会影响经济增长质量,并且对全国层面的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国家审计:确保经济持续高质量增长的机制

在信息化不断发展的当下,国家治理体系中,国家审计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通过确保政策执行和资源优化配置来促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明确了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角色定位,研究重心在分析国家审计如何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上,包括经济政策监督、公共资源管理改进以及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的作用。同时进一步探讨了国家审计现代化的路径,包括利用信息技术、健全审计体制、加强审计人才培养以及加强审计成果共享与落实整改。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与评价

本文引用熵权TOPSIS法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2012—2021年统计年鉴相关数据,从兵团的经济增长结构、经济福利水平、经济增长效率、经济创新素质、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六个维度及对应的29项基础指标出发,进一步探索了兵团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对兵团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深入测度评价。研究发现,在考察期内,兵团经济整体运行质量较高,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从2012年的30.91增至2021年的55.91,兵团经济总体持续增长,但兵团依旧存在产业结构不完善、产业链条较短、产业价值层次低下、经济高质量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需通过产业融合与产城融合来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平衡民生支出与科教发展贡献比例,持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优化资源消耗与治理路径,以增强兵团经济高质量发展动力,通过进一步兵地融合发展,为兵团经济高质量发展开拓新的空间,仅供参考。

省域经济增长质量:基于山西省的测评及推进路径

通过测度山西省2010—2020年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动态变化,选取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一级指标,主要包括结构、稳定性、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绿色发展以及国民经济素质五大指标,并逐渐将其具体细化,最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综合指标进行测评,为实现山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行路径。对山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定量分析更易全面客观地掌握经济运行状态,对于加快经济转型、实现经济增长意义颇深。

“双碳”目标有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吗?

碳达峰与碳中和是我国当前环境治理的关键目标,实现碳减排也成为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那么,“双碳”目标有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基于“双碳”目标下的环境政策,采用长江经济带市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双碳”目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1)“双碳”目标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正向作用,表明“双碳”目标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并且该结论通过了平行趋势、考虑内生性和其他政策冲击等多维度稳健性检验;(2)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双碳”目标对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小型城市、非省会和非工业型城市的经济增长质量提升效应更显著,并且该影响存在空间外溢效应;(3)进一步分析表明,环境治理、效率提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等因素是“双碳”目标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传导机制。相关研究成果为“双碳”目标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环境政策的进一步实施提供了相关政策建议。

转轨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研究

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既是数量的扩张过程,又是质量的提高过程,是数量扩张与质量提高的统一。自1978—2002年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36%的速度增长,经济规模总量迅速扩张。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与数量扩张并不同步,即转轨以来经济规模总量迅速扩张的同时,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比提高。

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经济效应评价——基于经济增长质量的视角

从区域经济政策效应评价理论和经济增长质量的视角出发,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经济效应测度的多层次评价模型;从宏观经济生产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企业经济效益三个层面探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理;通过西部地区不同层面经济数据,以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和DEA模型实证考察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生产率的影响,以动态偏离-份额空间模型考察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以企业跨期经济效益评价梯阶层次模型研究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

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增长:机制、效应与异质性分析

基于信息技术与金融产业深度融合的数字金融改变了生产与消费方式,从供给侧与需求侧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增长。利用我国2011—2018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检验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作用机制、政策效应以及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可以显著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并运用中介效用模型验证了“数字金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增长”传导机制的成立;数字金融政策的实施促进了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增长;从维度异质性与边界异质性出发,发现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与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积极作用依次递减,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促进作用在高消费以及高技术地带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