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经贸翻译的特点和基本技巧——以《美韩经济贸易协定》翻译为例

本文主要介绍笔者在《美韩经济贸易协定》的翻译过程中发现的经贸翻译中存在的相关的问题,从而不断克服经贸翻译工作中存在的不足,着力提高经贸翻译信息的准确性,对于推动我国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欧盟加拿大经济贸易协定的影响与中国对策

2013年10月欧盟和拿大经济贸易协定谈判的原则性协议的达成,标志着两个发达经济体双边自由贸易区即将形成,它必然会对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特别是对欧盟、北美和中国的对外贸易生产巨大的影响。本文在回顾总结CETA谈判的背景、历程、主要内容和重大影响之后认为,中国应该积极参与中美和中欧经贸战略对话和多边贸易谈判,调整对外经济开发战略和国内产业结构,妥善处理中国对外贸易争端,优化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环境,才能更好应对CETA对中国带来的长期影响。

《欧盟与加拿大全面经济贸易协定》对投资者诉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化

2016年2月,欧盟与加拿大重新公布《欧盟与加拿大全面经济贸易协定》,以全新的投资法院机制取代2014年版本中改良式的投资仲裁机制。这是欧盟对投资者诉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司法化的最新尝试,在程序规则方面以法院机制为参照,建立包括上诉法庭的投资法庭机制。通过比较研究,本文认为《欧盟与加拿大全面经济贸易协定》对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化,其特征为磋商机制和提交诉请的程序化,以及法庭组织架构的司法化。在其他法庭审理程序方面,《欧盟与加拿大全面经济贸易协定》仍然是对仲裁机制的改良。从法庭成员的非专职性、上诉庭组织方案的待定、以及《欧盟与加拿大全面经济贸易协定》需要借助《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这些外部机制的支持和执行来看,《欧盟与加拿大全面经济贸易协定》建立的投资法院机制并非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机制,而是投资仲裁机制与法院机制的混合。

欧盟与加拿大《综合经济贸易协定》中的地理标志条款研究

欧盟与加拿大《综合经济贸易协定》中的地理标志条款,无论"保护"还是"例外",都体现了超越WTO适用的《知识产权协定》的特征。《综合经济贸易协定》未能实现欧盟全面保护农产品和食品地理标志的目标,在加拿大与欧盟境内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欧盟与加拿大就地理标志保护例外、第三国同名地理标志保护达成的约定,对作为双方重要贸易伙伴的中国也有一定的影响。

中外双边投资协定中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分析

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ISDS)机制是双边投资条约(BIT)的核心内容,也是全球治理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它在平衡保护投资者利益和维护东道国监管权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目前生效的106个中外BIT中,尽管ISDS机制条款不一,但普遍采取友好协商、东道国国内救济和国际仲裁三种争端解决方式。实践中,大部分中外BIT中的ISDS机制条款既没有更新也缺乏制度化调解程序,有些ISDS机制条款内容过于原则或相对模糊,并且所有中外BIT中的ISDS机制条款都缺乏上诉机制。这些都不利于中国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中ISDS机制的建立,不利于优化中外双边或多边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中国应综合平衡“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关系,借鉴巴西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对ISDS机制做出的创新性安排,在中外BIT的ISDS机制条款内导入争端预防、制度化调解、上诉法庭三种既相互独立又彼此衔接的机制,推进中外BIT中ISDS机制的优化和完善。

浅议美国推动TPP的战略动因

2015年10月5日美国等12国经贸部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历时5年多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结束。早在美国提出加入TPP以后就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TPP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随着TPP协议的最终签署,关于TPP的研究又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国际投资协定新发展及中国借鉴--基于CETA投资章节的分析

《欧盟与加拿大全面经济贸易协定》投资章节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际投资规则发展的新动向。考虑到欧盟和加拿大的经济体量及其传统上所具有的规则话语权,《欧盟与加拿大全面经济贸易协定》投资章节在实体内容及程序机制上的创新对未来国际投资规则的演进产生的重要影响值得关注。中国作为双向投资大国,近年来非常重视国际投资规则治理及制度创新,而投资规则的变革及中国商签或升级国际投资协定也关系到"一带一路"倡议的顺畅实施。在此背景下,本文主要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对《欧盟与加拿大全面经济贸易协定》投资章节在实体和程序上的重要创新进行讨论,关注其创新特征及内在动因,在此基础上分析《欧盟与加拿大全面经济贸易协定》对未来国际投资规则和投资仲裁实践发展趋势的可能影响,以及对中国商签新的国际投资协定及升级现有协定的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