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探析(Ⅱ)——协调发展定量评价

根据海南省1998～2009年经济、资源与环境数据,建立了海南省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计量模型,对海南省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系统的协调状况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一系统对另一系统的协调系数波动较大;不同年份,不同系统间均存在较大的差异,说明海南省一系统对另一系统的发展匹配受外界影响大,三系统间的协调系数较高,大部分均超过0.9,这可能与海南具有较好的资源条件、特殊的产业结构以及生态环境基础有关。

海南省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探析(Ⅰ)——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根据海南省1998～2009年经济、环境、资源系统的数据,分析海南省的经济、资源、环境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以期实现三大系统间的协调发展。结果表明,经济和环境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综合发展水平有了较为显著的提高,资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海南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资源压力不断增大。

西部地区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水平测度

文章以西部地区为对象,以2007-2017年为研究区间,运用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水平,以及时空差异及其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西部地区经济-资源-环境耦合互动效应逐渐加强,耦合协调度波动上升,但是大部分省份仍处于轻度不协调或中度不协调阶段;(2)经济、资源、环境三系统综合指数来看,经济呈现波动上升态势,资源子系统相对平稳,稳中略增,而环境子系统在2014年之前呈波动向下态势,2015年和2016年有所好转,但2017年又开始恶化;(3)西部地区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有着显著的空间格局特征,可分为四大梯队,省份差异明显,并且空间差异呈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的演变规律。从不协调原因溯源来看,经济滞后型是主导,部分省份表现为资源滞后型或环境滞后型。

基于“三线一单”的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新时代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加强资源环境管控是现阶段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重点任务。文章以“三线一单”为依据,构建管控政策影响下的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系统动力学模型,设置资源利用上限、环境污染底线、环境负面清单以及生态保护红线四类政策情景,剖析系统间的内在联系以及资源环境管控政策的外部冲击,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与比较不同资源环境管控强度下的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水平,得出以下结论:①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间此消彼长的矛盾仍然存在,若不加以管控,经济规模扩张带来的资源耗用和环境污染的上升,将使区域面临资源承载力超载、环境质量下降的风险。②资源利用上限、环境污染底线、环境负面清单以及生态保护红线的管控对实现各自政策目标具有正向作用,能够通过结构调整、环保节能投资增加、生态红线增补等路径达到2030年的目标值,且政策间存在着联动互补效应。构建长江经济带“三线一单”管控体系,实施全面的资源环境管控具有重要意义。③资源环境管控能够有效提升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水平,中等强度的约束对于协调发展的促进性作用最为显著,而过高或过低强度的约束政策均会损害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的长期增长动力,选择适当的约束强度是实施区域资源环境管控的关键。并依据结果,针对“三线一单”限制指标与管控强度选择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黄河流域九省(区)人口-水资源-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及障碍因素分析

黄河流域九省(区)人口扩张和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资源和环境问题,亟待探究其人口-水资源-经济-生态环境(PWEE)系统耦合协调关系,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针对黄河流域九省(区)构建了PWE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对2008—2020年黄河流域九省(区)PWEE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状态和障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黄河流域九省(区)PWEE系统及其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度从2008年的0.56上升至2020年的0.69,由勉强协调进入初级协调阶段,水资源子系统一直是影响九省(区)PWEE系统协调发展的限制因素,其平均障碍度从2008年的49.05%增加至2020年的55.48%,人均水资源量为主要障碍因子。

祁连山地区水资源-人口-经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及预测

利用熵权TOPSIS模型测度2007—2021年祁连山地区30个县域水资源-人口-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综合发展水平,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水资源-人口-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的协调度,采用GM(1,1)灰色预测模型预测2022—2031年水资源-人口-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状况。结果表明:祁连山地区水资源-人口-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综合发展水平逐年升高,水资源子系统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人口子系统发展水平缓慢上升,经济子系统发展起点较低但增速较快;生态环境子系统发展起点相对较高但波动较大,且除水资源子系统外,甘肃片区指标优于青海片区。祁连山地区水资源-人口-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度处于高水平耦合状态,协调度等级波动上升已达到中级协调;各地区增速具有异质性,南部增速最快,西北部次之,中部最慢。祁连山地区水资源-人口-经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度呈现稳步上升态势,逐渐由中级协调升至良好协调等级,且甘肃片区协调度略高于青海片区。

环境规制赋能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异质性环境规制是驱动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动态协调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采用2010~2021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基于PSR模型构建“水资源-社会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异质性环境规制对“水资源-社会经济”协调水平的空间溢出影响。结果表明:①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水资源-社会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命令型环境规制对其存在倒“U”形影响,而市场型呈“U”形变化趋势。②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模仿、警示和污染避难所效应对周边区域协调发展发挥空间溢出作用,在区域和产业结构差异约束下表现出显著的多重异质性效应。因此,应有效发挥各类环境规制的正向实施效果,持续提升环境规制对“水资源-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赋能效应,以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城镇生态化视角下三峡库区人口-经济-环境(PEE)耦合协调发展

[目的]探索PEE系统的互动耦合特征,可为三峡库区城镇生态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量化依据。[方法]在2000—2020年三峡库区PEE系统综合评价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引力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对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空间联系特征及主要障碍因子进行实证研究。[结果](1)2000—2020年库区PEE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呈逐步上升态势;(2)研究期内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基本不变,协调等级不高,协调类型呈“西南-东北”“中部-北部”的空间特征,总体呈良性上升发展趋势;(3)邻近区域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性存在显著的正自相关,空间联系总量总体上升,空间联系强度较弱,且随着地理距离增大而逐渐减弱;(4)各因素对系统发展影响具有趋同性,经济和人口系统是主要制约子系统,而环境系统的障碍度逐年增加。[结论]库区PE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总体向好,区域差异缩小,未来应重点从单一系统优化向多元系统协调出发,从系统自身与区域协同2个角度进行调整,加强政策制度调控,科学探索发展路径。

长江经济带工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正确把握工业发展、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三者耦合协调关系,对于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2000—2022年长江经济带工业资源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及其动力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全域工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资源利用水平总体平稳上升,环境保护水平先降后稳。长江各区域耦合协调度稳定提升,由高到低依次为:下游地区>全域>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空间分布为“中间低两翼高,北部高南部低”,呈现“江浙”保持引领、“沪渝”相对缓慢、“湘鄂”稳步提升、“赣皖”逐步发力、“云贵川”发展放缓的格局。各动力因素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各有差异,地区不对称性明显。因此建议:构建系统融合发展机制,坚持强化区域协同融通,推动资源要素顺畅流动。

黄河“几”字弯都市圈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研究

在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下,如何实现生态脆弱区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以典型生态脆弱区黄河“几”字弯都市圈21个地级市为例,基于2005年、2010年、2015年、2020年的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数据,运用熵权TOPSIS法分析资源环境承载力状况,并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揭示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关系及其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黄河“几”字弯都市圈资源环境承载力呈波动上升趋势,区域差异显著;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整体逐渐趋向于更高程度的耦合;通过莫兰指数分析发现,黄河“几”字弯都市圈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为显著空间正相关。

数字经济对城乡“环境-经济”协同发展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在采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数字经济与“环境-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影响“环境-经济”协同发展的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城乡“环境-经济”协同发展。城市维度上呈现“倒U型”特征,且中西部、东北部较东部更显著;乡村维度上呈现“正U型”特征,且东部和东北显著、中西部不显著。(2)城市维度上产业结构高级化、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影响“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机制,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呈现门槛特征;乡村维度上产业结构高级化、技术创新和监督约束均是数字经济影响“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机制,但不存在门槛特征。因此,因地制宜,实施与本地比较优势相匹配的数字经济发展策略,继续推动产业结构变迁、技术创新,强化监督约束,有机统一“数字乡村”建设和“智慧城市”建设,以城乡联动融合发挥数字经济在促进“环境-经济”协同发展的引导效应。

黄河流域资源-人口-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及影响因素分析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成为重大国家战略,资源-人口-产业系统的耦合协调高质量发展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该文分析了资源-人口-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决策实验室法和解释结构模型法探讨了2015—2021年黄河流域沿线55个地级市资源、人口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水平、耦合协调时空演变历程及其根本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黄河流域资源-人口-产业各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均呈现平稳上升态势;(2)三者的耦合协调程度普遍较低,但整体呈良性发展趋势,同时在空间上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3)黄河流域资源-人口-产业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展现出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其中“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于流域的下游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位于流域的上游地区;(4)在评价指标中,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环境规制强度,第二、三产业占GDP比重和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影响黄河流域资源-人口-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指标因素。基于资源-人口-产业系统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关系和识别的关键影响因素,提出相应的策略建议,以期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持和决策基础。

河南省煤炭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经济-环境-社会协调发展研究

为提升煤炭资源型城市协调发展水平,推动其绿色转型发展,以河南省8个煤炭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基于熵权TOPSIS法的煤炭资源型城市经济-环境-社会协调发展评估模型,探究2000—2018年河南省煤炭资源型城市协调发展动态演化趋势和异质性特征,识别各要素间协调发展水平。结果表明,2000—2018年河南省煤炭资源型城市经济-环境-社会协调发展度呈波动增加态势,增速约为0.008/a,协调发展程度逐步转为良好水平;2000—2018年成熟型和衰退型煤炭资源型城市经济-环境-社会协调发展度增速最快,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协调发展度也逐渐高于其他类型资源城市。

河西走廊水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关系及时空分异

推进水资源、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系统协调发展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生态和谐与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文章基于修正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价河西走廊水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水平,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和泰尔指数揭示驱动因素和空间异质性,并利用趋势面映射耦合协调度全域分布。结果表明:(1)由经济发展带动水资源-经济-生态系统综合发展水平逐年上升,综合发展指数由2006年0.29增长至2021年0.65。(2)河西走廊水资源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生态子系统两两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呈不同趋势上升,水资源-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度发展处于颉颃阶段向磨合阶段升级;协调度经历“轻度失调衰退-濒临失调衰退-勉强协调发展-初级协调发展-中级协调发展”五个阶段。(3)区域空间异质性逐渐发展为减小趋势,2021年空间分布表现出东南部发展优于西北部格局,金昌和张掖逐步成为河西发展优势区域。(4)城市化率、排污总量、节水灌溉面积对河西走廊水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耦合发展起到较大的驱动作用。研究结果对河西走廊经济-生态-水资源系统协同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主体功能区视角下的滇中城市群人口-经济-资源环境时空耦合分析

[目的]探析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三者之间协调及发展水平状况,阐明各县耦合协调关系及影响因素,为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提供有力支撑。[方法]基于2010年、2015年、2020年滇中城市群的自然、经济及人文数据,从主体功能区视角建立人口-经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序关系分析法(G1)与熵权法(EW)确定综合权重,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度量各县耦合协调关系,定量分析了2010年、2015年、2020年滇中城市群人口-经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演变状况,探析其发展规律。[结果](1)3个时段内,研究区人口在县域尺度呈空间正相关关系,且空间聚集性逐渐增强,呈现西部低人口密度聚集和中部高人口密度聚集态势且常年稳定;(2)2010—2020年,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综合发展水平有微弱提升,严重失调的协调类型逐渐消除,濒临失调占比46.94%成为最主要的协调类型;(3)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两两耦合协调分布不均,其中2020年人口-经济综合耦合协调指数最低为0.4543,协调度水平时空分布与三系统协调评价结果吻合度是两两耦合协调评价中最高的,对人口-经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评价结果影响最大;(4)在主体功能区划实施前后,国家重点开发区两两耦合协调水平变化显著,人口-经济-资源环境整体耦合协调水平较低且有倒退趋势,省级重点开发区长期稳定可控;(5)研究区的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三者之间存在较强的相互作用关系,但协调性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制约状况。[结论]高耦合协调性主要依赖于人口对市县区经济的带动作用。重点开发区的有效实施必须抓好人口与经济协同发展,人口和经济协调是未来优化主体功能区的重点方向。

内蒙古沿黄地区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水资源耦合协调研究

选择黄河流域上游地貌单元复杂、经济相对滞后、水资源依赖性强的内蒙古沿黄地区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构建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水资源耦合协调系统,分析各子系统特征和耦合协调程度的时空演变与驱动因素,进而提出区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路径。结果表明:2011—2021年研究区水资源子系统发展滞后于生态环境子系统和经济发展子系统,子系统空间不均衡性显著;研究区耦合协调度经历了勉强协调到初级协调的上升过程;识别出各市(盟)耦合协调发展面临的6类主要问题;回归结果表明资源禀赋和工业化水平对耦合协调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研究提出“在顶层设计上统筹支撑、在市(盟)间协同发展和在市(盟)层面减小冲突”的三级治理建议。

天水市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性研究

为了探究天水市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本文首先通过构建天水市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综合指数法测算了2010—2021年天水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数据,其次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天水市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性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还运用障碍度模型识别了妨碍天水市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2010—2021年天水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指数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指数值由2010年的0.1201增加至2021年的0.8395;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则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指数值从2010年的0.1845上升至2021年的0.8669,以上表明2010—2021年天水市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2)天水市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值从2010年的0.2728波动上升至2021年的0.6531,耦合协调等级从中度失调逐步提升到初级耦合,表明2010—2021年天水市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性得到了不断改善。3)2010—2021年妨碍天水市资源环境承载力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有人均水资源占有量(X_(2))、人口密度(X_(3))、工业废气排放量(X_(6))、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X_(8))、第二产业占比(X_(12))、第三产业占比(X_(13))、恩格尔系数(X_(16))共7项;妨碍天水市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Y_(4))、第一产业占比(Y_(5))、第三产业占比(Y_(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Y_(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Y_(9))、恩格尔系数(Y_(10))共6项。由以上障碍因素可以看出,天水市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受到了自然资源、环境保护、经济实力、经济结构、人民生活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制约。

基于耦合协调分析的火灾-经济-环境时空演化研究

为探究火灾、经济、环境的时空演化特征,基于2000—2019年中国火灾、经济、环境数据,建立火灾-经济-环境耦合协调模型,研究火灾、经济、环境系统的耦合发展水平;结合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研究我国31个省域各子系统时空演变特征及聚集性,并基于Moran'I检验开展火灾、经济、环境空间相关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9年火灾、经济和环境综合发展耦合良好。从时间维度上,2000—2019年耦合度和协调度呈上升趋势,耦合度受火灾综合得分影响,协调度受经济子系统影响;从空间维度上,经济发展是影响31个省域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因素。从耦合关系时空演变分析看,省域耦合度随时间呈聚集状态,耦合协调度在空间聚集中呈随机性。火灾、经济和环境对耦合协调的不同影响,导致协调类型及空间聚集状态不同。

南疆县域生态-经济协调性评估及可持续发展分区

基于当量因子法估算2000—2020年南疆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cosystem services value,ESV),应用生态-经济协调度(Ecological-economic harmony,EEH)模型从县域尺度分析南疆地区生态-经济发展协调水平及其空间分布特征,最后通过生态贡献率模型揭示各县域ESV变化主要贡献因子,并结合其ESV损益状况和生态-经济协调水平进行差异化的可持续发展分区。结果表明:(1)2000—2020年南疆地区ESV整体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总量缩减167.99×10^(8)元;草地和水体的ESV占总量的70%以上,单项ESV调节服务(57.1%)>支持服务(27.5%)>文化服务(10.0%)>供给服务(5.4%);草地和农田是多数ESV实现增益(减损)县域的主导地类。(2)2000—2020年南疆地区37个县域ESV均有不同程度减损,ESV实现增益县域共计9个;约80%的县域为生态-经济初始恶化区,其余县域表现为生态-经济协调稳定状态。(3)南疆地区整体呈轻度生态-经济不协调状态,少数生态-经济协调稳定县域主要分布于南疆中、东部地区。综合分析将南疆县域划分为林草生态-经济不可持续区、农田生态-经济不可持续区、水体生态-经济不可持续区、林草生态-经济持续稳定区和农田生态-经济持续稳定区5种类型。

中国省域数字-能源-经济-环境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基于数字、能源、经济与环境融合的理论分析,通过修正的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中国30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2012—2021年四个领域的融合水平,并采用空间自相关模型对其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全国数字、能源、经济与环境的耦合水平在观测期内呈良好上升趋势,最终处于基本协调状态;东中西部地区融合发展步调较为同步,但省域间协调状态等级分级明显,且部分地域间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