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甲自实”与“打量画图”:南宋经界法推行的两种路径

南宋绍兴经界的推行,是为了解决南宋初期特有的土地赋税问题,其目标是令“民有定产”“产有定税”,即“定户”与“均税”。李椿年与王鈇为达到上述目的,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思路推行经界,并影响了此后的基层实践。王鈇使用的是“结甲自实”法,依托于都保联户组织的属性,以人为母、以田为子,依户寻田。李椿年则借助当时都保逐步地域化的趋势,推行“打量画图”之法,以田为母、以人为子,系户于田,并最终将分散的田地进行归户。就“均税”而言,两种方法效果不分优劣;就“定户”而言,“打量画图”之法则更为有效。

南宋经界法中的“打量”——关于是否实地测量的讨论

20世纪80年代,何炳棣提出了一个革命性观点:中国历代王朝从未组织过全国土地丈量,官方掌握的农田数字是土地所有者自己陈报的,官文书中的“亩”只是纳税单位,其数量不代表实际耕地面积。最主要的证据是对南宋经界法和明初鱼鳞图册的全新解读。((1))针对“明初全国各地履亩丈量绘制的《鱼鳞图册》根本不是史实而是‘传奇’”((2))这一观点,明代社会经济史大家栾成显做出了强有力的辩驳。((3))最近栾成显又撰文讨论南宋经界法.

经界法与南宋地方社会

绍兴和议以来的南宋中央政府致力于建立稳固的经济基础。为了确立对乡村社会的统治,实施了经界法。在完善地方统治秩序的同时,经界法也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州县基层政权中非正式经费体系的形成,在统治中心地域的江南社会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经界法的推广和实施,一方面为南宋前期各项经济制度的发展确立了模式,另一方面也使南宋时期的州县社会经济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特征。

南宋绍兴时期经界法研究

宋政府推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导致了土地私有者之间田赋不均和国家赋税流失的现象。为规范土地产权管理,宋政府制定了较为严密的土地管理制度,南宋初年实施的经界法就是这种国家职能的反映。文章结合现代产权理论,阐述了南宋绍兴时期经界法的提出、实施的具体经过和范围,对这一时期的经界法做了全面的探讨。

南宋前期财政集权及其对乡村的控制

绍兴和议(1141)以来的南宋朝廷致力于王朝财政秩序的重建,财政中央集权是其重要的施政目标。高宗秦桧集团在户部和地方各路州起用了大批财务官僚,将地方诸将的财权逐渐收归朝廷;为了建立稳固的基层赋税征敛基础,在李椿年的主持下,强力推行经界法,逐步确立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控制。经界法在制作均摊赋役、清查隐陷的地籍图的同时,恢复了长期存在的赋税缺额,在江南士人阶层中引起强烈的抵制。地方州县在推广经界法、征敛赋税、进献“羡余”的过程中,呈现出自主性特征,非正式经费体系得以形成,并成为南宋地方财政的重要内容。央地之间通过博弈,找到了双方利益的均衡点,实现了财政中央集权这一目标。

王之望在潼川府路的经界

经界是南宋政府通过对土地的清丈来确定土地产权状况,从而明晰土地产权,查出隐田漏税的情况,进而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土地产权界定活动。在十几年的大规模经界当中,各地情况不一,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其中潼川府路的转运判官王之望由于实行了一套比较灵活的措施,并且巧妙地结合了劝说理喻,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税率而不增加总税额,与地方豪富进行合理合法的斗争,软硬兼施,使四川经界在上下基本满意的情况下尽快结束了,这对结绝当时全国范围的经界法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不可割断的南宋史

历史不会重复,历史不会人为中断,这在当今已为世人所熟知,越来越成为一种浅显的常识。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南宋时期不过一百五十多年,充其量是一条不长的河段,或一条小溪。但它是一条不同寻常的河段或小溪,因为曾经创造中国古代丰富多采甚至可以说灿烂辉煌的文明:南宋的社会经济,包括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科学技术,都较北宋有所发展。文学艺术领域也涌现了许多杰出的人物和作品,如辛弃疾、陆游、李清照、文天祥等人的诗词名篇脍炙人口,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毫不夸大地说,南宋的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思想,甚至各项制度,都处于当时世界领先的地位。多年来,或许由于南宋的皇帝几乎都是强敌面前的主和派(仅宋孝宗和宁宗初期曾经积极主张北伐),对北方的金朝和蒙古(元)长期屈辱求和,因此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南宋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停滞、统治阶级极其腐朽的黑暗时代。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不符合历史事实。以下我们从四个方面,即南宋更加丰富多采的社会生活、活字印刷术的重要实践、王安石新法的最好检验、培养民族英雄的沃土等,来论证南宋时期在中国历史的重要地位。

王船山的土地及赋役论

王船山是我国十七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其思想精深浩翰,影响深远。本文就其土地及赋役论,作一粗略的探讨。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土地、赋役问题一直是构成社会矛盾的中心问题,也是历史上思想家们争相议论并感到困惑而难以解决的课题。王船山继承了前人的一些主张,考察了中国土地斌役问题的源流,批判了企图使历史倒退的遵循“先王之制”的思想,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南宋经界后徽州田亩数剧增问题考论

《新安志》中关于南宋推行经界法后徽州田亩数的记载与当地经济情况及后世方志均不匹配,田亩数虚高的原因在于大量承担赋税的山林未经细分即划入田亩,而南宋徽州邻近地区方志中大量纳税山林被记于田亩一栏,为此提供了佐证。唐宋之际的山林纳赋经历了由唐代“山泽之赋”到南宋时山林普遍纳税的制度变迁。至明清时,山林纳赋再被进一步细化。南宋对纳税山林的精细化管理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经济管理的历史趋势,它反映了这一时期土地形式与管理方式调整、赋税制度变迁以及南方山区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

中晚唐至明初乡里制度的变化

鲁西奇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撰文指出,乡里制度是由乡、里构成的乡村控制制度。中晚唐以后,北方地区乡一里制度逐步演变为乡一村制,村成为社会制度、管理与组织的基本单元,在村内以户丁控制为基本原则。南方地区乡一里制较稳定地保持下来,并在宋代与保甲法、经界法相结合,演变为乡一都一图(保)制,至元代又与村社制相结合,演变为都里正一都分主首一社长的控制体系,基本原则是地域控制,以期实现田亩控制。

宋代的“富民”与国家关系——以税制改革为核心的考察

作为沟通帝制国家与"富民"阶层的税收制度,唐中期发生了从以人丁税为主的租庸调向以资产税为主的两税法转变。两税税制改革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新形势,通过改革明确了在国家主导下的"富民—国家"权责利益关系。进入宋代以后,两税税制得以延续,"富民"成为向国家纳赋的主要对象和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群体。但占有大量田土的"富民"阶层不断从国家税制漏洞中以各种方式逃避赋税,官府在进行必要弹压的同时,进一步全面推进和深化了唐代以来的税制改革。方田均税和经界法就是宋廷推动的税制改革和厘正与富民关系的重要举措。此番改革结果表明,围绕财赋收益,"富民"与国家进行了反复的博弈,但"富民"阶层并未由此发展成为与帝国对立的异己力量,他们的利益诉求和博弈均被限定在帝国统治规范之内。宋代"富民—国家"关系仍处于以国家为主导、双方共赢互惠的统一体中。

南宋中后期的土地清查和地籍攒造

南宋中后期较大规模的土地清查主要有两次,分别为中期始于嘉定十五年的经界和后期始于景定五年的经界推排。嘉定经界以丈量土地法为主;景定经界推排则因国力孱弱,采取变通措施,改为户主自实法。以常熟县为代表的经界法逐块丈量田亩,登记业主、税赋信息,制成核田簿,绘图编号制成鱼鳞图,复经类姓簿类析,再汇总为物力簿,构成一套完整的土地清查作业程序,具有典型意义。鱼鳞图册功效明显,但受多种因素影响,亦存在局限性。南宋中后期的土地清查是对绍兴经界法的完善和发展,土地簿籍制度更趋成熟,对征调赋税、纾解财政困局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后世田赋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宋代县乡吏役在土地清丈中的职责

两宋时期,土地作为国家赋役征发依据的作用日益突出,但隐匿田亩、赋役不均的问题十分严重,有鉴于此,两宋时期屡次推行土地清丈。县乡吏役在土地清丈中承担着不同的职责。北宋时期,乡役人主要承担着土地打量以及亩角的计算;南宋时期,乡役人需要承担土地的打量以及亩角产税的折算计定,这与两宋时期均税地域范围从县变为乡存在直接的关系。县吏在土地清丈中承担着指导监督乡役人的具体操作执行以及攒造部分簿账文书的职责,在北宋时期还需承担对亩角的审定以及产税的折算均摊;在南宋时期如果乡役人无法完成亩角产税的折算计定,则需由县吏承担,这与乡役人的职业技能水平存在密切的关系。

庙堂与江湖——宋末宰相王爚的为人做官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宋代士大夫政治理念下,士人秉持儒家政治理念,不管身处何处,总能以君王、生民为重。南宋末期宰相王爚(yuè),在地方任职期间,因敢于任事而政绩斐然;入朝为官后,体现出高洁的情操与品德,踽踽特立。一、地方治理,敢于任事王爚,字伯晦,绍兴新昌(今浙江新昌)人,南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生,为东晋宰相王导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