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口传文献生成考——以法藏敦煌遗书 P.2325号《法句经疏》为例

敦煌文献的生成、流传乃至其后的封藏之谜,一直是敦煌学研究者们持续关注的难题。本文以法藏敦煌遗书P.2325号《法句经疏》这份独一无二的主体部分以中文草书形式书写而成的写卷为例,从P.2325号《法句经疏》中同一个字的不同异写、写卷中的表音旁注及其现存唯一副本英藏S.6220号《法句经疏》(残卷)中保留之异文等方面择要考察敦煌文献的生成与流传,证实P.2325号《法句经疏》等一批敦煌文献并非如前人所述“抄写”而成,而是以“口传笔录”的形式“听写”使然,虽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口头文献,却是一种书面文献的口头传播,是民间口传与民间书传相结合的产物。

唐代释家经疏中的三国故事

本文比较了唐代佛教经疏和魏晋南北朝及罗贯中《三国演义》中的三国人物故事的异同 ,由此可以看出三国故事在历史上的流播和演变 ,并进而分析了佛家经疏例引故事的成因与影响。

敦煌本《百法论疏释及解深密经疏抄》刍探

敦煌草书写本P.2258号《百法论疏释及解深密经疏抄》,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该卷首尾残缺,计存1534行,每行20~34字不等,连续书写。经辨识,其为首次发现保存至今的唐代晚期对圆测《解深密经疏》的注释原件,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本文略述《百法论疏释及解深密经疏抄》内容,探讨其性质及拟定名,推断其成书时间。

敦煌写经仪式考——以法藏敦煌遗书P.2325号《法句经疏》为例

敦煌文献的书写仪式、传播模式乃至其后的封藏之谜,一直是敦煌学研究者们持续关注的难题。文章从写经功德入手,先考述佛典所载之写经仪式,再以法藏敦煌遗书P.2325号《法句经疏》这份独一无二的主体部分以中文草书形式书写而成的写卷为例,经由对于书写者、传书方式等内容的探讨,择要考察敦煌文献的生成与流传。

唐代政治与符瑞——以武则天称帝与S.6502《大云经疏》中的符瑞思想为中心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在称帝之前除了肃清政敌,为自己践祚扫清障碍,还大肆制造符瑞,为自己"女身为王"寻找天命依据。在武则天制造的众多符瑞中,敦煌文书S.6502《大云经疏》无疑是最重要的。据两唐书载,在沙门上《大云经疏》后不久,武则天便革唐命,因此《大云经疏》中所制造的符瑞虽也有附会夸大之词,但是却真实体现出符瑞在政治中的深刻作用。

毛晋与缪仲醇《神农本草经疏》

明末清初 ,常熟隐湖 (今常熟沙家浜镇 )藏书家与版刻家毛晋 ,平生笃好藏书刻书 ,其珍藏善籍 ,雕刻佳本 ,一时名传四海。“汲古阁” ,乃毛氏藏书刻书之处。明天启年间 ,常熟名医缪仲醇编撰《本草经疏》30卷 ,在毛氏大力支持下 ,始能雕刻刊印 ,其间缘起 ,颇多感人肺腑处。

《本经疏证》训诂特点初探

《本经疏证》采用"例则笺疏之例,体则辨论之体"的写法,承明清顾炎武实学遗风。基于乾嘉训诂考据之学,以《本经疏证》为主,医经为辅,博采经籍,训词释句,参以目验,注明《本经疏证》药物功用,探讨其训诂特色,既可窥见乾嘉学术在《本经疏证》注疏考据之风采,亦可认识《本经疏证》在临证治疗方面之功效,对于当今中医药学术研究有重要意义。

敦煌本《大云经疏》研究综述

僧俗界历来对《大云经》的真伪存在争议,上个世纪敦煌本《大云经疏》的发现,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研究涉及抄本、《大云经》与《大云经疏》的关系、《大云经疏》内容及相关研究等方面,但对其具体内容的研究力度还不够。对前辈学者关于敦煌本《大云经疏》的研究情况做一详细梳理,以便后来者研究。

敦煌遺書P.2049等寫卷《維摩經疏》研究

敦煌遺書P.2049等寫卷《維摩經疏》,學界認爲出自同一注疏,日本學者進一步認爲該疏作者是敦煌高僧曇曠。此説並無直接證據。在《宗鏡録》等傳世文獻中,徵引有出自“神鍇和尚解”“崇福疏”等的材料,這些材料亦見於敦煌遺書P.2049等寫卷。通過相互比勘,結合其他傳世文獻,證明這些寫卷確實出自同一注疏,但其真正的作者是神楷。神楷爲崇福寺高僧,故其所撰《維摩經疏》又被稱爲《崇福疏》。神楷主要活動於唐武周時期,爲玄奘門下大乘恂的弟子。其著《維摩經疏》的時間,應在奉詔入京之前。《維摩經疏》北宋中葉以後亡佚,幸賴敦煌遺書保存大部。敦煌遺書中既有能較完整地反映其原貌的抄本,也有僅撮其大要的節略本。神楷《維摩經疏》以鳩摩羅什譯本爲對象,間或引玄奘譯本以助理解;大量徵引前人注疏,彌足珍貴;具有鮮明的唯識學色彩。在唐五代宋初,神楷《維摩經疏》流傳廣泛,影響較大。

丹波元胤《难经疏证》涎-口乃脾候-散膏-胃中谷-实脾防变辑要

丹波元胤撰《难经疏证》"谨考经文,寻其指归,旁采群籍,资为证佐"。(氵欠),慕欲口液也;从欠从水,慕欲,即是因羡慕某物想得到它而直流口水。贪欲。玉篇曰:(氵欠)。或作"涎",涎乃心生欲望时的口腔泌出物贪欲时泌出物,出于口,口为脾窍,故涎为脾主。"脾气通于口,口和则知谷味矣;心气通于舌,舌和则知五味矣","口是脾候"。认为"散膏"乃胰,为解剖概念,非人体普通脂肪(膏脂),"散膏,津液之不凝者"解释未免牵强附会;"胰生两肾中间,似脂非脂,似肉非肉,乃人物之命门,三焦发源处也,……盖颐养赖之,故称之颐,亦作胰"。其父丹波元简认为胃中所受之"谷"乃是水、谷物兼而有之,然丹波元胤则认为胃所受三斗五升之"谷"仅指谷物,不因先父言论而盲目遵从,探求真义,不避亲讳,引经据典,论证胃中谷仅指谷物。

邹润安与《本经疏证》

清代医药学家邹润安,一生刻苦自学,所著甚丰。其所撰《本经疏证》一书,是对《神农本草经》药物研究、剖析得最深刻、最透辟的专著。该书为辩论之体,论药始终紧紧抓住其所适应的病机。且不离论方与论病。其行文流畅,引证广博,可谓融《内经》、《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诸书之精义于一炉,尤其是在发掘某些药物的精蕴方面有其独到的见解。

敦煌S.2512《藥師經疏》新探

現存敦煌本S.2512《藥師經疏》保存有《藥師經》的一部分原文。經過對勘可知,S.2512《藥師經疏》所引《藥師經》原文為《大灌頂經》卷十二《佛說灌頂拔除過罪生死得度經》本。同時,S.262號《藥師經》和《大灌頂經》卷十二幾乎完全一致,目前的證據無法證明S.2512號《藥師經疏》中所引的《藥師經》文是獨立的系統。

解经学视域下窥基《说无垢称经疏》的引用考察

对一作品中引用的考察,是佛教解经学研究的重要一环。窥基《说无垢称经疏》中的引用,包括自身著作与其他典籍两类。窥基对自身著作的引用,主要用于概念名词、知识背景和义理思想的解释说明,同时,这也有助于推定其著作成立的顺利和撰写过程中诸疏并行、不断修改的状态。窥基对其他著作的引用,在反映出其解经思想素材库的同时,也可以看出他对其他著作的直接借鉴,虽然窥基在著作中并未明言其引用。

窥基《说无垢称经疏》“心净土净”思想研究

《维摩语经》中“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是大乘佛教唯心净土思想的重要来源,窥基在注疏《说无垢称经》时引入唯识学的思想体系,在心净土净思想上表现为第八识诠解心,心与土之间的联系一是通过心识的变现功能而实现,成就“净土”或“净心”必须通过修行实践,窥基通过经文的前后比对,认为《说无垢称经》中的十八种净土行之间存在着次第关系;二是通过心识的认知功能而实现,所见之土的染净取决于心识的染净,最终的关键亦落实在修行上。窥基对修行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罗什译本带来的唯心净土倾向的影响。

唐代前期佛典经疏引《切韵》考

唐代前期佛典经疏引用了不少《切韵》佚文,据统计有144条。从文字、注音、释义三方面对这些佚文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切韵》原书的某些特点,也可以看出唐人修订《切韵》的路径和方法,揭示出"增字、加训、刊谬"的具体情形。

《大云经疏》初步研究

一、引言 现存《大云经》有两种:北凉昙无讖译《大方等无想经》、姚秦竺佛念译《大云无想经》(仅存卷九),《大云经疏》则仅见于敦煌文献S2658、S6502两个抄本.

从《解深密经疏》看圆测的唯识学立场

当代一些唯识学研究者对圆测唯识思想的论断有重大失误,如他们认为圆测的唯识学立场倾向于真谛。但据《解深密经疏》,圆测所宗为玄奘而非真谛。首先,在对二人之称呼上,对真谛,本疏有三种称呼:真谛三藏、真谛师、真谛;而对玄奘,本疏一概尊称为大唐三藏。此外,圆测虽将真谛称为真谛三藏,但全疏指责真谛翻译、解释错误与观点错误之文字,多达二十余处。指责之范围,从《解节经记》直至真谛翻译之世亲《摄大乘论释》、《三无性论》等。在翻译、解释错误方面,圆测多处指责"译家谬也","不可依也"。在观点错误方面,圆测对真谛的"九识论"、前七识属分别性(即遍计所执性)或相分属分别性、转依后遣依他起性等重要观点都作了否定。相反,对玄奘,本疏无一处指责,而是处处以《成唯识论》作为依据,以护法与玄奘之观点判别正误。

敦煌遗书地论学派《涅槃经疏》(拟)中的佛性思想——以BD2224、BD2316、BD2276为中心

佛性论是中国佛教史上关注的焦点。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迅猛发展,众多佛性论顺势而起,竞擅风流。敦煌遗书中保存的以BD2224、BD2316、BD2276缀接而成的《涅槃经疏》(拟),属于地论学派文献,表现了地论学派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佛性思想。《涅槃经疏》(拟)在借鉴《仁王般若波罗蜜经》的五忍思想基础上,重新诠释了《涅槃经》中的熙连、八恒及四依概念,构建了较为完整的修行阶段论。在此基础上,《涅槃经疏》(拟)提出了既非本有、亦非始有的佛性论,即佛性在众生修行的性种性阶段才出现,通过主体与佛性的互动,保障众生提升修行,以至解脱。

试论《盂兰盆经疏》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盂兰盆经》在东亚地区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自其传世后,历朝高僧大德撰述《盂兰盆经》注疏甚多,其相关研究却寥寥无几。其中,唐代圭峰宗密禅师所造《盂兰盆经疏》影响尤为深远。该疏在平安时代末期文献《注好选》中已有引用痕迹,传入日本时间当在此之前。镰仓时代,日本派遣僧人赴中国留学,律僧俊芿和禅僧圆尔辨圆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二人都携带大批中国典籍返回日本,其中就包括《盂兰盆经疏》的注释书--宋代灵芝元照所撰的《盂兰盆经疏新记》。此后,以记通疏,日本僧人开始借助新记理解疏文,客观上促进了《盂兰盆经疏》的出版与传播。该疏亦对日本中世和近世时期的文学作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内容频繁为说话文学、唱导文学、佛经注疏和假名草子所征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