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胞间黏附分子基因多态性与经皮腔内冠状动脉成形术后再狭窄的关系

目的探讨细胞间黏附分子(ICAM)基因多态性与患者经皮腔内冠状动脉成形术(PTCA)后再狭窄的关系。方法 PTCA患者200例根据随访结果分为再狭窄组(70例)和未狭窄组(130例),采用PCR-RFLP技术确定ICAM基因(K469E)位点的基因型并比较两组基因型频率和等位基因频率。结果再狭窄组等位基因E、K比例分别为21.4%、78.6%,未狭窄组分别为36.9%、63.1%,两组差异显著(P<0.05)。再狭窄组基因型EE、KK、EK比例分别为18.6%、42.9%、38.6%,而未狭窄组分别为11.5%、57.7%、30.8%,两组差异显著(P<0.05)。结论 ICAM基因多态性与患者PTCA后再狭窄有一定的相关性,再狭窄后基因及基因型频率降低。

中药预防经皮腔内冠状动脉成形术后再狭窄研究进展

经皮腔内冠状动脉成形术(PTCA)以其无需开胸而获冠脉血运重建之效,目前已成为冠心病的主要有效治疗方法。但其术后冠状动脉的再狭窄(RS)仍严重影响着PTCA的疗效。尽管冠脉内支架、斑块旋切术以及β射线照射等方法已广泛开展,但结果尚不令人满意。如何预防RS已成为当前心脏病学研究领域所面临的主要课题之一。RS的发生机理目前尚不十分清楚,多数认为其主要始动因素包括球囊扩张对血管壁的直接损伤、血管壁的弹性回缩及血小板的粘附聚集等,上述因素可进一步导致某些细胞生长因子的释放。

经皮腔内冠状动脉成形术后再狭窄的机制及防治研究进展

经皮腔内冠状动脉成形术(PTCA)广泛应用于冠心病患者,尽管初始疗效较好,但术后再狭窄率较高。本文从术后发生再狭窄的机制及其防治两个方面,总结了近几年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和进展,指出新生内膜增生和冠脉重塑不良可能是发生再狭窄的主要机制;对于再狭窄的防治主要有药物、支架、基因、切割球囊PTCA和放射等方法,并指出了目前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研究的方向。

血红素加氧酶1与经皮腔内冠状动脉成形术后再狭窄

血红素加氧酶1是组成微粒体酶系统的重要组分之一,它能催化降解血红素生成胆红素、游离铁离子和一氧化碳。血红素加氧酶1以其强抗氧化、抗炎、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抑制血小板聚集、调节血管张力及细胞内信号传递等作用,在经皮腔内冠状动脉成形术后再狭窄的防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经皮腔内冠状动脉成形术后再狭窄的科学认知

再狭窄 (Restenosis,RS)是随着经皮腔内冠状动脉成形术 (PTCA)等介入治疗技术用于治疗冠心病而带来的一个新的临床问题 ,严重影响了PTCA这一有效治疗方法的远期疗效。为认识了解再狭窄的发生与发展 ,达到有效防治的目的 ,过去十余年各国医学界 ,特别是心血管病学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并从过程、发生机制到临床对策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在现代科技革命条件下 。

PDGF与经皮腔内冠状动脉成形术后再狭窄

PDGF可通过促进 SMC迁移导致 PTCA术后再狭窄 ,抑制 PDGF可能对防治 PTCA术后再狭窄有重要意义。

血管内放射治疗预防经皮腔内冠状动脉成形术后再狭窄的研究进展

为了降低经皮腔内冠状动脉形术后再狭窄的发生率,人们采用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但是术后再狭窄率依然较高,所以人们尝试其他方法以达到此目的。血管内放射治疗就是这些新方法中的一种,近年来在基础和临床研究中取得了一些效果。本文对血管内放射治疗抑制再狭窄的机制,放射源的选择,动物和临床试验结果以及存在的问题等作一综述。

全反式维甲酸防治经皮腔内冠状动脉成形术后再狭窄的研究进展

经皮腔内冠状动脉成形术 (PTCA)是目前治疗冠心病的有效措施之一 ,但术后 3 0～ 5 0 %病变血管再狭窄发生率 ,已严重地影响了 PTCA术后的远期疗效 ,临床上目前尚无有效预防 PTCA术后再狭窄发生的药物。全反式维甲酸 (ATRA)是一种具有广泛生物学效应维生素 A类衍生物 ,可明显抑制细胞增殖 ,近年来一些研究表明 ,该药在防治 PTCA术后再狭窄发生方面具有多种抑制作用 。

血管平滑肌细胞增生与经皮腔内冠状动脉成形术后再狭窄的关系

经皮腔内冠状动脉成形术(PTCA)已广泛用于冠心病(CHD)的治疗,但术后再狭窄仍是影响其疗效的主要原因.目前认为,PTCA触发一系列病理过程包括内皮损伤,血小板一血管壁间反应,血栓形成,血管平滑肌细胞(VSMC)增生和基质合成.其中VSMC过度增生和迁移及迁移后的VSMC表现型发生改变在再狭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倍受重视,认为是再狭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并在防治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现在还未找到理想的防治再狭窄药物,直接抑制VSMC增生和迁移的药物及基因疗法控制VSMC分泌大量基质将较有前途.

经皮腔内冠状动脉成形术后再狭窄的临床多因素分析

目的:通过对再狭窄和临床易患因素关系的分析,希望找出再狭窄的独立预测因素.方法;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50例(共61支血管)在我院成功进行了PTCA术,并于术后6个月有完整冠状动脉造影随访资料的病人,通过单因素及多因素方法分析再狭窄与临床因素的关系.结果:再狭窄率为49.2%(30/61).单因素分析中发现病变AHA/ACC分型B和C型、长病变、术前直径狭窄百分比较大、术前最小管腔直径较小组的再狭窄率高,以上4个因素和再狭窄的关系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球囊最大充气压较大和梗塞相关血管的再狭窄率较高,以上2因素和再狭窄的关系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病变分型为B和C型、梗塞相关血管、最大球囊充气压较大可使再狭窄率增高.结论:病变分型、梗塞相关血管、球囊最大充气压力再狭窄的独立预测因素.

核因子-κB与经皮腔内冠状动脉成形术后再狭窄

目前认为核因子-κB是调节基因转录的关键因子,它的激活可能是经皮腔内冠状动脉成形术后再狭窄的重要分子机制,并与多种心血管疾病的发生与发展有关,其相关研究成为分子心脏病学的研究热点之一,本文就这方面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准分子激光冠状动脉成形术联合药物涂层球囊治疗支架内再狭窄的即刻管腔获益及与光学相干断层成像下不同内膜组织特征间的关系

目的:比较准分子激光冠状动脉成形术(ELCA)联合药物涂层球囊(DCB)治疗冠状动脉支架内再狭窄(ISR)的即刻管腔获益及与光学相干断层成像(OCT)下不同内膜组织特征间的关系。方法:回顾性入选2019年1月至2023年5月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接受DCB治疗的ISR患者86例,共96处ISR病变,所有病变均行OCT评估。根据是否使用ELCA,将病变分为ELCA+DCB组(n=30)和DCB组(n=66);并根据OCT评估的ISR病变内膜组织特征分为均质模式和非均质模式,比较两种不同模式对即刻管腔获益的影响。即刻管腔获益定义为治疗前后的OCT下最小管腔面积变化值(ΔMLA)。结果:ELCA+DCB组与DCB组相比获得更大的ΔMLA[(3.2±0.8)mm^(2)vs.(2.6±1.4)mm^(2),P=0.015]。在均质模式的ISR病变中,ELCA+DCB组的ΔMLA大于DCB组[(3.0±0.9)mm^(2)vs.(2.2±1.1)mm^(2),P=0.030],但在非均质模式的ISR病变中,两组ΔMLA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4±0.7)mm^(2)vs.(3.2±1.5)mm^(2),P=0.533]。术后随访6个月期间,病变接受DCB治疗的患者(n=60)与ELCA+DCB治疗的患者(n=26)均无死亡,靶病变血运重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7.4%vs.4.2%,P>0.05)。结论:ELCA联合DCB是治疗ISR的有效策略,较单独DCB治疗能够实现更大的术后即刻管腔获益,尤其对于OCT显示病变内膜组织均质模式ISR的治疗效果更为显著。

切割球囊成形术治疗冠状动脉支架内再狭窄的临床观察

探讨对冠状动脉支架内再狭窄患者实施切割球囊成形术的治疗效果。方法 选取2018年5月至2023年5月期间本院接收的冠状动脉支架内再狭窄的病人30例,根据患者入院的时间将其分为甲乙两组,分别采用普通球囊血管成形术、切割球囊成形术两种方式开展治疗,对不同治疗方式的效果进行比较。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采用切割球囊成形术的方式对选取的患者干预后,乙组患者术后不同时间段狭窄血管最小直径、病变靶血管狭窄程度、管腔丢失情况均比甲组治疗有优势,在对所有患者进行为期一年的随访中观察到,乙组患者术后一年的再狭窄率明显低于甲组患者,乙组患者对治疗效果的满意度高于甲组。两组患者相关指标之间存在的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对冠状动脉支架内再狭窄患者采用切割球囊成形术的方式进行治疗,可以更好的改善患者术后相关指标,提高手术成功率,降低患者术后再狭窄风险的发生,改善患者的预后及生活质量,值得推广。

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后内瘘再狭窄的相关危险因素探讨

目的探讨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percutaneous transluminal angioplasty,PTA)后再狭窄的相关危险因素,为延长内瘘使用时间提供诊疗依据。方法回顾性纳入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1月1日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海淀院区肾内科因动静脉内瘘狭窄接受超声引导下PTA治疗并规律随访的血液透析患者335例,收集其基本数据包括基础病史、合并症、相关血清学指标、内瘘手术操作及术后随访资料,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影响PTA术后内瘘再狭窄的危险因素。结果共纳入335例患者,其中男187例(55.82%),女148例(44.18%)。PTA术后6个月时的初级通畅率为77.31%,12个月时的初级通畅率为50.15%。Kaplan-Meier生存分析结果显示术后12个月,内瘘类型为人工血管动静脉内瘘的患者初级通畅率在随访时间内明显低于自体动静脉内瘘的患者(Log-rankχ2=719.522,P<0.001);陈旧性病变患者的初级通畅率在随访时间内明显低于新发病变的患者(Log-rankχ2=23.106,P<0.001);PTA麻醉方式为局部麻醉的患者初级通畅率在随访时间内明显低于臂丛麻醉患者(Log-rankχ2=27.415,P<0.001)。多因素Cox风险回归分析结果显示,PTA术后6个月时,陈旧性病变(HR=0.393,95%CI:0.237~0.650,P<0.001)、PTA手术的麻醉方式为局部麻醉(HR=3.223,95%CI:1.956~5.311,P<0.001)、血小板计数(HR=1.005,95%CI:1.001~1.008,P=0.008)是影响PTA术后患者发生内瘘处再狭窄病变的独立危险因素。PTA术后12个月时,内瘘类型为人工血管动静脉内瘘(HR=0.550,95%CI:0.387~0.782,P=0.001)、陈旧性病变(HR=0.587,95%CI:0.422~0.815,P=0.002)以及PTA手术的麻醉方式为局部麻醉(HR=2.359,95%CI:1.686~3.302,P<0.001)是影响PTA术后患者发生内瘘处再狭窄病变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影响血液透析患者PTA术后再狭窄的危险因素较多,其中病变类型、麻醉方式、内瘘类型可能是导致PTA术后再狭窄的独立危险因素,在临床中我们需要密切观察和监测此类高危患者,以便早期干预和预防性治疗。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术后糖代谢及脂代谢指标对支架内再狭窄的预测价值

目的探讨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ASO)患者术后糖代谢、脂代谢指标对支架内再狭窄(ISR)的预测价值。方法选择2018年1月至2021年10月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收治的160例下肢ASO患者为研究对象。患者均接受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联合支架植入术治疗,术后随访1 a,根据随访期间ISR发生情况将患者分为ISR组(n=59)和非ISR组(n=101)。收集2组患者的临床一般资料,采用单因素分析初步筛选出发生支架内再狭窄的影响因素,将筛选出的指标进一步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分析下肢ASO患者术后发生ISR的影响因素。应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出院前1 d糖代谢、脂代谢指标单独及联合预测下肢ASO患者术后发生ISR的价值,绘制决策曲线分析出院前1 d糖代谢、脂代谢指标单独及联合预测下肢ASO患者术后发生ISR的净受益率。结果160例患者中59例发生ISR,发生率为36.88%。ISR组与非ISR组患者的年龄、性别、饮酒、合并症、患侧、Fontaine分期、外周血空腹血糖、血清三酰甘油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ISR组吸烟者占比及外周血糖化血红蛋白(HbA1c)、血清低密度脂蛋白(LDL)水平显著高于非ISR组,血清高密度脂蛋白(HDL)水平显著低于非ISR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外周血HbA1c、血清LDL水平升高是下肢ASO患者术后发生ISR的危险因素(比值比>1.00,P<0.05),血清HDL水平升高是下肢ASO患者术后发生ISR的保护因素(比值比<1.00,P<0.05)。ROC曲线结果显示,外周血HbA1c、血清LDL、HDL水平单独及联合预测下肢ASO患者术后发生ISR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17、0.761、0.654、0.824,特异度分别为0.861、0.792、0.851、0.663,灵敏度分别为0.525、0.678、0.424、0.864。决策曲线分析结果显示,下肢ASO患者术后出院前1 d外周血HbA1c、血清LDL、血清HDL联合预测ISR发生的净受益率高于三者单独预测。结论下肢ASO患者术后糖代谢指标外周血HbA1c、脂代谢指标血清LDL及HDL对ISR的发生均有一定预测价值,且三者联合检测的预测价值及获得的净受益率更高。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治疗经皮腔内冠状动脉成形术后再狭窄的初步效果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冠心病）经皮腔内冠状动脉成形术（percutaneous transluminal coronary angioplasty，PTCA）后支架内再狭窄（in-stent restenosis，ISR）的发生率为5％-35％。2002年1月至2006年10月，我们对37例伴ISR的冠心病患者进行了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CABG），疗效满意，现报告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