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学”视域下的北宋《诗经》经筵承变考论

经筵是宋代确立的一项为帝王讲解经史的规范性御前讲席活动,北宋《诗经》经筵在“帝学”的指导下展开。由于经筵授受双方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诗经》经筵体现出来的特质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宋代《诗经》学的发展:这一方面体现在北宋经筵讲《诗》仍然处于《诗序》阐释框架内,辅弼时政与“帝学”目的使得其《诗》学阐释难以超脱传统《诗》学;另一方面,北宋《诗经》经筵在《诗经》阐释的文本形式与理路格局等方面又对宋代《诗经》发展脉络产生深远影响,从多个维度呈现出特殊的意义与价值。

朝鲜英祖朝政局与《资治通鉴纲目》三次经筵进讲——以“荡平策”讨论为中心

1724年,李吟以王世弟身份成为国王,即朝鲜王朝英祖。面对激烈的党争,他力图通过推行“荡平策”以消弭党争和维持政局稳定。但随着局势发展,荡平局面逐渐被打破。在此过程中,《资治通鉴纲目》三次用于经筵,进讲时英祖君臣对“荡平策”讨论的变化,恰与英祖朝政局之发展相吻合。《纲目》在朝鲜英祖朝经筵进讲之过程,及其与英祖朝政治的互动,既源于以《纲目》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朝鲜王朝的重要影响力,也源于《纲目》被视为史中经,具有明正统、昭鉴戒之功用,恰与英祖的政治需求相吻合。

《明纪编年》与朝鲜英祖朝经筵

《明纪编年》十二卷,题钟惺撰、王汝南续补,或是假托钟惺之作。《明纪编年》在清初被刊刻后,获得广泛传播。乾隆帝修《四库全书》时,《明纪编年》遭到禁毁。该书传入朝鲜王朝后,成为肃宗和英祖时期的经筵教材。尤其英祖时期,君臣于经筵中研读和讨论《明纪编年》,内容包括选贤任能和改革弊政、阐述为君之道、讨论朝鲜王朝弊端和评价崇祯君臣等,目的是以史为鉴。《明纪编年》在中朝之间影响的差异是当时中朝不同政治状况的反映。

治道之间:任启运研礼倾向的演变——以《礼记章句》《经筵讲义》《礼记义疏》之《王制》《月令》为例

任启运《礼记章句》《经筵讲义》及《礼记义疏》的问世,伴随着个人身份的转变与研礼倾向的转移。康乾之际,任启运从乡塾学者到帝廷之师,再至礼学总裁,逐步被纳入清廷政统与道统的中心。三书不仅彰显了任启运在各阶段的身份认同,同时揭橥了任氏释礼重心由考据向义理的转向,以及经世意识的增强和文化认同感的提升。稽考三书阐释《王制》《月令》相关内容的异同,可管窥任启运礼学研究的核心精神与发展脉络。

经筵讲读:经筵讲官与帝王互动中的经典传承--以《五经》《四书》为中心的考察

经筵为经筵讲官向帝王传授以《五经》《四书》为中心的儒家经典提供了合法性的制度平台。作为经筵讲读活动中扮演传道者角色的讲官,寄希望通过教化帝王、涵养君德来造就尧舜圣王之君。经筵讲官将经典文本从书面语变成口头语的讲学活动中,形成了自为阶段的口头讲义和自觉阶段的文本讲义。经筵讲学中通过经典诠释所形成的讲义体文本,凭借经筵讲官的学术名望及弟子们间的学术传承,并借助帝王的政治声望及舆论影响,成为引领学术风向、推动经学传承的政治力量。经筵讲官以《大学》来推衍帝王之学的过程,就是要在学理层面达成“以政为教”与“以教为政”的互融共生,从而实现内圣所以外王的理想追求与外王必以内圣的现实境遇之间的统一,进而在学术、思想、政治之间的互动中诠释和重塑学为圣王的新范式,以《五经》《四书》为中心的儒家经典传承就伴随在其中。

学术与政治的互动——以真德秀与徐元杰经筵进读为例

通过真德秀与徐元杰的经筵讲读记录,可知士大夫以君德圣治成就为旨归的经典诠释、君臣经筵学问与治道的切磋、经筵留身后的时政探讨与信息交流,不仅拓展了士大夫参政议政的渠道与帝王政治决策的信息来源,而且为君臣在价值理念与治国策略上达成共识提供了契机,从而为君臣共治天下奠定了思想基础,呈现了士大夫以经筵为平台,以学术介入政治的动态过程。

宋代经筵研究综述

经筵是宋代倡导文治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帝王教育制度,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与研究。梳理近20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从对经筵的界定及其沿革的考证、对经筵制度的研究、经筵中师道之争、经筵官对政治的影响、经筵中经学的传播、经筵官考和经筵制度的意义与作用等七个方面进行了综述,并对宋朝经筵研究现状进行了评判,提出了后续研究的方向。

宋朝经筵制度补阙

在宋朝经筵制度的设计和运行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学界以前尚未论及的问题。比如宋高宗南渡以后,出现了有经筵而不授经筵官的情况,还有重新以元祐时期的经筵官"翰林侍读学士"授人的情况。这是因政局动荡时期,朝廷制度建设不完备所致。此外,宋朝经筵官有职能分工之别,有任期,而经筵官的选任,还存在自荐、兼任的特例。

宋朝经筵官设置考

在宋朝经筵制度中设置的经筵官(亦称讲读官、讲官、读官),前后共有"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侍读"、"侍讲"、"崇政殿说书"、"天章阁侍讲"、"迩英殿说书"七种。其中,翰林侍讲学士源自唐朝,翰林侍读学士是宋真宗时首创。宋神宗时进行元丰改制,去掉侍读、侍讲的翰林学士称号,是为侍读、侍讲。天章阁侍讲创立于宋仁宗景祐四年,而且,天章阁侍讲、迩英殿说书的设置都是与崇政殿说书并行,而不是由崇政殿说书新改而成。

从“经筵”词源管窥儒、释文化的互相影响

宋代“经筵”的词源是唐代“讲经筵”“经筵”,因而在宋代“经筵”与“讲筵”可以同义互换。“经筵”的本义是“铺筵大讲”,指佛经讲习研讨集会,到唐代词义扩大到包括儒家学术讲座。经筵制度定义分为广义、狭义两种,“经筵”词源演变是南北朝以降儒、释合流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

中国古代经筵概论

经筵可以定义为"古代帝王为研读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但在历史应用上有本意和引伸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汉唐,在宋代形成制度。历代经筵制度的具体内涵、性质不尽相同。经筵既是一种帝王教育制度,又是一种对君主专制体制有所制约的政治制度,还是一种文化礼仪形式,是各王朝崇儒重道文教政策的象征。

北宋经筵中的师道实践

依托士大夫阶层实行全面文治,是宋代政治文化最重要的特点,也是促使宋代儒学高度发达,士大夫阶层政治主体意识、精神自觉意识同时高涨最重要的推动力。在此基础上,宋代儒学最终发展出一套独立于政统的道统观,成为此后中国政治哲学中的重要观念。揆诸历史,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复杂的过程。"师道"观念经中晚唐至宋初的古文运动,逐渐在儒家学者思维世界中渗透,而在宋真宗、仁宗两朝渐渐完善起来的经筵制度,使得士大夫依凭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优先权,逐步取得对君主的教育权,并将道德规范加于君主权威之上。在士大夫以道自任的基础上,形成道统脱离政统而自足的契机。

经筵进读与史学义理化

宋代历史诠释的一个明显特征在于对当下政治的关怀。在经筵中讲读儒家经典与历史经验,为帝王提供治国理据与借鉴的制度安排,也为士大夫提供了利用历史诠释表达政治观念的合理途径。在具体政治环境的刺激下,以唯道德主义为检验标准的观念体系逐步成熟,并渗透到历史编纂中,使史学诠释产生明显的"义理化"倾向。作者将以《资治通鉴》和《唐鉴》为例,检讨这一过程的发生。

朱熹理学化的帝学思想——以《经筵讲义》为中心的考察

《经筵讲义》是朱熹为引导宋宁宗成君德立圣治,建构其理想的帝王之学而作。为此,他紧扣《大学》三纲领,以"天理"所赋之"明德"作为人的本质属性,诠释了尧舜可学而至的理论依据及工夫进路,从而将帝王纳入了"天理"所规范的范围,要求他与普通人一样按照理学的标准修身,成就盛德至善的圣王功业,寄寓了朱熹以学术影响政治,以理学建构帝学,致君尧舜的理想,客观上促进了理学的社会化。

明代经筵制度新探

明英宗初年,经筵仪注正式确定下来,由宋元时期单一经筵进讲演变为仪式性的月讲和实用性的日讲两种。日讲在正统以后又面临着讲读时间有限、君臣悬隔太远、讲章不得言及时事等限制,不可避免地沦为知识性的传授。万历中期以后,皇帝几从前朝消失,即便日讲也难以维持。经筵辍讲日日撰讲章这一权宜之举,代替经筵面讲,被推广到日常讲读日,并由此固定下来。这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经筵无法持续的僵局,但反映出翰林乃至内阁儒臣在面对日益扩张的皇权前的无奈。

论宋朝经筵制度

宋朝经筵制度本来并不具有政治含义,其政治咨询功能的添加,有一定的历史过程,不能一概而论。宋朝经筵制度的设计理念,实际反映了集权体制下的君主对威胁到自己最高权威的先秦保傅制的蓄意改造,即"不是老师观"。经筵制度协调了皇帝的政治地位和大臣的学术地位的一对矛盾体,因此才能得以最终确立,并长期延续。

皇权下的师道尊严——中国古代经筵坐讲立讲之争

中国古代经筵是为帝王研经读史而专设的御前讲席。御前讲席非常特别,"君""师"同席,"治统"与"道统"直接冲突,因此经筵中为帝王讲课的经筵官是坐讲还是立讲,备受争议。尤其是在两宋时期,争论异常激烈。坐讲论者主张"尊师重道"。立讲论者强调"君尊臣卑"。历代帝王对此多采用折中态度,既得到了崇儒重道的名声,又得到了尊君卑臣的实惠。

被压抑的仪式传播——清初经筵的文化涵化、移转和控制

自宋代以来,经筵一直是一种士人教化帝王的仪式传播。由于满汉族群差异,清初君臣之间缺失共通意义空间,以致于经筵的仪式功能难以发挥。在康熙年间,经历文化涵化和文化移转之后,经筵场域的共通意义空间完成重构。同时,皇权强制力的介入将经筵改造成训诫士人的工具。此后,经筵成为一种被压抑的仪式传播,并伴随着文化空间的萎缩和历史记忆的扭曲。

明清经筵制度特点研究

经筵制度是中国古代帝王教育制度,它正式确立于北宋,并为后世历朝所延续。明清以来,经筵制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呈现出了不同于宋代的诸多特点。

宋代经筵制度探析

宋代自太宗后,无一朝不开经筵。经筵制度,在宋代被定为"皇朝家法",其可视为特殊的对皇帝的再教育制度。经筵制度源于西汉,经筵官侍读则始置于唐,唐末五代废弛,宋复经筵制度,较为健全。宋代经筵官设,可分前后两个阶段,"元丰改制"后侍读、侍讲、崇政殿说书多为兼职。之所以出现经筵官以兼官为主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经筵官身为"帝师",必须由学问好、有声望、有地位的名儒硕士(多为进士出身)担任;二是皇帝将经筵授课视为一条了解外部和咨询时政的渠道,因此相对独立于相权的台谏官,就常成为经筵兼官;三是经筵官又是权相暗箱操控、打探皇帝信息动态的难得孔道,如秦桧就通过除授言路官必兼筵官的权术,使其亲信成为经筵官。因此,宋代台谏官多兼经筵官,这也反映出经筵官之除授,成为了宋代皇权与相权明争暗斗之地。结合宋代经筵讲读的时间、内容、场所和方式,纵向考察两宋经筵制度,亦可看出其为宋代文治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