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效应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有机载体,有效推动了农业规模化经营,有助于引导和促进劳动力流动,从而实现农村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数据,选用Logit模型研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第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会促进劳动力的回流,但对劳动力流出无显著影响;第二,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村庄更容易吸引年龄较低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村劳动力的回流;第三,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吸引劳动力回流的过程中,参与过非农职业技术培训的农村劳动力更容易回流。基于此,从管理与服务方式、培育方向、人才培养和体制机制四个角度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引导和优化农村劳动力的合理配置提供借鉴经验,对于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推动建设农业强国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种子生产经营者与销售经营者的权责区分研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及其规章,种子生产经营者与销售经营者是两类法律主体,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阐述了两者在经营条件、行为、资质、权利与责任等方面的本质区别。在农业执法工作中,严格区分两类主体对正确适用法律、维护经营者合法权益、防止冤假错案、提高执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旅游地经营性治理的理论内涵与研究框架

习近平同志曾在浙江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强调“要把整治村庄和经营村庄结合起来”,为引导乡村地区发展乡村产业、实现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积累了宝贵经验。从学理层面总结和提炼相关实践经验,能够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旅游学者的力量。为此,文章引入乡村经营性治理的概念,在阐述其内涵、论证其与新时代共同富裕内在逻辑相契合的基础上,结合乡村旅游地产业经营和乡村治理实际,从多元行动主体的视角,秉持“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深化了乡村旅游地经营性治理的理论内涵,并探索性地构建了相应的研究框架。其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共同富裕的载体,以统筹逻辑和组织化的路径参与乡村旅游地经营性治理中;乡村文旅小微企业是共同富裕的个体,以运营逻辑和责任化的路径参与其中;本地村民是共同富裕的主体,以内生逻辑和公民化的路径参与其中;外来游客则是共同富裕的流体,以共创逻辑和内部化的路径参与其中;基层党组织是推进乡村旅游地实现经营性治理最为深厚的力量,通过党建引领来凝聚共识和高位推动,是推动多元主体参与经营性治理、助力乡村迈向共同富裕的核心保障。文章还梳理了相关潜在研究议题,研究成果能够为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提供学理借鉴。

中国民营企业海外经营合规问题及应对分析

合规经营是企业国际化运营的最高级阶段,企业进行海外经营时,必须遵守国际相关法律规定和惯例,履行社会责任,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本文基于对海外经营合规的内涵和国际社会合规性规定的阐释,具体分析民营企业海外经营遭遇的合规问题。随着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在以出口贸易、工程承包、对外直接投资、海外制造等方式“走出去”时,遭遇的海外经营合规风险主要体现在科技型企业市场准入限制、劳工权益保护合规问题、上市公司数据信息造假、反腐败和商业伦理、数据安全保护以及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贸易新业态合规经营风险等方面。根据分析,本文提出评估海外风险、突破知识产权壁垒、健全合规体系以及加强监管等对策措施。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法律责任的历史演进

《电子商务法》实施五周年,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法律责任从无到有,从线下到线上。伴随着对电子商务交易模式、盈利机制的准确认定,特别是对电子商务各主体权利义务的清晰界定,电子商务的治理模式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电子商务平台内经营者主体责任转向《电子商务法》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第一责任,再到当下的合规经营,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法律责任经历了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这既是监管的需要,也是市场的要求,更是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

经营杠杆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结合我国供给侧改革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背景,探讨企业杠杆风险的重要来源——经营杠杆是否及如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研究发现,经营杠杆的增加会显著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拓展性研究表明:(1)增加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投资效率,是经营杠杆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作用机制;(2)经营杠杆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仅在企业面临更高的经营风险和调整成本时显著,表明企业自身面临较高的经营风险及调整成本水平,是经营杠杆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条件。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经营杠杆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对于落实结构化去杠杆,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平台经济中混业经营的经济学分析

平台经济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现阶段我国平台经济存在跨领域、多行业混业经营现象,呈现出强烈的跨边界扩张特性。平台经济混业经营的本质是进一步将社会交互纳入价值增值的过程,强化价值实现的生态系统,分散经营风险,增强自身竞争力。混业经营能够实现供需双方的规模效应、双边市场的跨边网络效应、用户的锁定效应、资本积累的集聚效应等多重效应,扩大企业规模,增强市场势力,其混业经营模式包括横向式相邻融合、圈层式生态构建、纵向式差异定位、网络式并行发展四类,因跨边网络效应的不同也可归纳为外延式混业经营和内涵式混业经营。平台经济跨领域混业经营行为既有利于发挥规模效应,但是也可能会导致平台垄断、监管脱敏、创新抑制等问题。应建立科学高效的治理监管体系,通过平台开放度治理、平台包络边界管控、平台垄断行为监管等,构建覆盖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的监管体系,同时强化创新和治理的协同性,科学应对平台混业带来的挑战。

新型农业经营人才队伍建设研究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人才振兴是关键;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关键。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要从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既要体现中国特色,立足我国国情,更需要在强人才上下功夫。着力打造包括新型职业农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农人在内的强大的新型农业经营人才队伍,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之一。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路径研究

当前,切实推进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体系是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然而,由于小农户受限于自身禀赋,难以依靠自身条件转型发展,进而顺利接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大量成功经验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效衔接的重要桥梁,是推动小农户顺利转型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在进一步改革农村财政、土地管理与金融制度政策的同时,激励并保障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并通过“公司+农户”“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合作社+农户”等多种模式促进小农户顺利和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

不同品种和经营措施对泡桐生长量的影响

为筛选出最适宜湖北低山丘陵区种植的泡桐品种及最佳经营措施,在湖北省京山市虎爪山林场采用三因素试验设计研究不同品种、密度、造林模式及其互作效应对泡桐生长的影响。结果表明:(1)品种对泡桐生长量影响最大,‘中桐1号’(C1)在所有品种中表现最为优良,其次为‘01-23’(C3)品种。(2)随着林龄的增加,不同造林密度和造林模式间泡桐生长量逐渐趋于一致,各生长指标无显著影响;在幼林期,不同造林密度、造林模式、品种及其互作效应对泡桐胸径、单株材积生长有显著影响,但随着林龄的增长,仅有造林密度和造林模式表现出较强的互作效应。因此,在湖北低山丘陵区可优先选择‘中桐1号’和‘01-23’号泡桐品种进行推广种植。

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资产的经营管理权能

经营管理集体资产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行的根本方式,也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所需考虑的核心事项。目前学界存在职责说和权能说的分歧,导致集体经济组织法内部出现两套相互矛盾的经营管理制度,割裂了整个组织体系。为此,应当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资产开展经营管理的职能”并非一种职责,而是一种权能。集体经济组织基于集体所有权分化而享有经营管理的权能,并且此种权能应当是一种整合性的所有权权能,相关的经营权能和管理权能并不能分别予以配置。在这一路径下,整合性的经营管理权能是集体经济组织向外连接市场主体、向内连接成员的中枢所在,权能内容包括选择经营管理方式,组织制定和执行经营管理的章程和制度、决议,以及其他日常经营管理等。

数字金融对流通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下,数字金融逐渐成为提升流通企业经营绩效的重要路径。本文借助两阶段OLS方法,以2012-2021年A股和中国香港恒生市场上市流通企业为研究样本,引入融资约束与融资成本两个机制变量,分析数字金融对流通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可有效促进流通企业经营绩效提升,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融资约束、融资成本会抑制数字金融对流通企业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提出以“政府+企业”双端发力,构筑流通创新支撑体系;“中央+地方”政策协同,完善流通经营发展框架;“内部+外部”同步革新,打造流通企业经营成本降低机制的政策建议,以期助力流通企业高质量发展。

农业保险、农业规模经营与农业绿色发展

农业保险对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文章从农业保险影响农业规模经营、产生增收效应和环境效应入手,采用2007—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农业保险通过农业规模经营对农业绿色发展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农业保险是推动农业规模经营并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因素;农业规模经营是农业保险助推农业绿色发展的中介机制;多维环境效应研究表明,农业保险对农业碳排放、农业化肥面源污染有重要影响;农民收入水平较低和农作物种植规模较高的地区,农业保险更有利于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由此,提出充分发挥农业保险优势、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建议。

加入合作社对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的影响

本文在探讨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两种理论观点之争的基础上,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系统考察了家庭农场加入合作社的规模扩大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首先,加入合作社能够扩大家庭农场经营规模,推动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经测算,当前中国家庭农场最优经营规模为188亩,因而家庭农场经营规模仍有扩大的空间。其次,家庭农场加入合作社的规模扩大效应存在异质性,收入水平高、社会资本水平低和自有机械化水平低的家庭农场加入合作社的规模扩大效应更明显。再次,加入合作社扩大家庭农场经营规模主要来自内部服务获取机制和外部资源获取机制,且合作社所提供的销售服务和金融支持对家庭农场经营规模扩大具有更强的促进效应。最后,耕地细碎化程度负向调节家庭农场加入合作社的规模扩大效应,耕地细碎化不利于加入合作社的家庭农场扩大经营规模。本文的研究为推动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其与合作社融合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决策依据。

中国制造业企业海外投资多元化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

中国制造业企业积极参与海外投资,是提升中国制造国际影响力和促进“双循环”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采用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投资数据,实证考察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和地区分散度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投资行业或地区多元化程度的提高,均显著降低了企业经营绩效;第二,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技术企业中,海外投资多元化程度的提高对企业经营绩效的负面影响表现更为显著;第三,经营成本上升和资源利用效率下降,是海外投资多元化导致企业经营绩效下降两条重要机制路径。研究结论可以从理性权衡企业多元化经营成本—收益、加大创新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政府出台产业政策引导投资风向着手改善制造业企业海外投资效率和合理性。

非法经营罪中证券业务的限定与出罪

司法实务中对非法经营罪中的证券业务存在宽泛解读的倾向。要厘清非法经营罪中证券业务的内涵与外延,关键在于:一是将证券业务型非法经营罪的法益内容明确化,在遵循形式判断的基础上,进一步借助实质判断来进行限定;二是在双重违法性的判断中以刑事违法为核心来展开,重视刑法对于行政违法判断的制约与限定。在考察是否属于非法经营罪所规制的证券业务时,需要把握四个要点:相应业务有无采取或变相采取证券化的方式,是否属于涉众型的证券业务,是否属于核心的证券业务,以及上下游行为是否构成其他证券犯罪。从出罪的角度而言,以下情形不能成立证券业务型非法经营罪:为未采取证券形式的P2P借贷提供信息中介服务的;为非上市公司的股权买卖提供中介服务,不能同时满足将股份拆细、以股票的形式与向不特定公众出售的要件的;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与财务顾问等非核心领域的证券业务的;上下游环节的相关主体从事的是合法证券业务的。

土地经营权入股公司:股东出资、保本投资与配套制度

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途径。土地经营权入股公司应定性为股东出资行为,以公司法为基础,完善股东出资、法人运行与配套措施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在股东出资方面,应限定出资标的物范围,完善农村土地价值评估机制。在法人运行方面,为农民股东优先配置可转换的、可累积的及可参与嗣后分配的优先股以基本实现其“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目的;为农民股东配置优先股赎回权、清算优先权与股份回购保险以基本实现“保本退出”目的。在配套措施方面,国家应灵活运用宏观调控措施以改善农业弱质性问题,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破除农民失地失业困境。

土地经营权入股立法的反思与展望

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否以入股等方式流转,在政策与法律层面经历了比较复杂的变迁过程。土地经营权入股在立法中得到确认是“三权分置”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有利于在流转中更好地实现土地经营权的价值。土地经营权入股现行立法表达不规范、不统一,且与相关法律规定存在冲突,导致立法预期的实现受阻。以立法的基本原理来审视,立法用语不规范只是表面现象,土地经营权的性质不明才是立法困境的根源,对入股所致不利后果的担忧则进一步导致适用难题。实践中大量存在的“以租代转”、“名为入股、实为出租”现象表明,既有立法并不能有效满足土地经营权入股的需求,反而徒增解释与适用的混乱。为了弥合土地经营权入股的认知分歧,保持相关立法之间的协调,实现“三权分置”的立法目的,有必要在立法中统一相关表述,明确规定土地经营权的性质,移除土地经营权承载的不必要负担,让土地经营权真正成为“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进而以“作价出资”取代“入股”。

土地流转、农业规模经营与农业碳排放——基于土地流转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土地流转是解决农村土地问题、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大农业变革。在“碳达峰、碳中和”的碳排放格局下,土地流转政策被视为推动农业低碳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现有研究指出土地流转已具备提升农业绿色效益的潜力,但并未深入探究土地流转政策实施对农业碳排放产生的影响。基于2007−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土地流转政策实施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机制及中介路径。研究表明:(1)基于连续型DID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土地流转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具有一定抑制性作用;(2)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农业规模经营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承担部分中介作用,能够有效实现农业减排目标;(3)地区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同地区间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结果存在差异,其中,东北、中部以及西部地区的碳减排效果均较为明显,而东部地区缺乏显著减排效应。为此,应持续支持并推广土地流转,进一步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采取不同地方性流转政策满足各地差异化需求。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规范路径研究——以入市合同的性质与效力为切入点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入市流转需要衔接以《土地管理法》为代表的公法规范和以《民法典》为代表的私法规范。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参照适用国有建设用地流转制度的同时,仍需关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的特殊性。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牵涉多方面法律关系,入市过程伴随着一系列新型且复杂的法律关系与权利义务发生,需要厘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主体资格及权责边界,以规范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主体范畴。同时通过规范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土地用途,形成与国有建设用地相协调的统一城乡土地交易市场体系,进而对出让合同和租赁合同的性质与效力重新认定,构建符合自身特性的入市合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