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人才引进对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的影响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对于助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在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更多人才下乡服务乡村建设,村庄人才引进对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的影响如何?基于贵州省独山县69个行政村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村庄人才引进对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研究表明:(1)村庄人才引进显著提高了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尤其对辖区面积较大、外出务工人口比例较大、距乡镇较远的村和脱贫村的作用更大.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同时受村庄面积、产业结构高级程度的正向影响,且受村镇距离、外出务工农户比例的负向影响.(2)机制检验表明,人才引进与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关系中,村庄入社农户比例具有中介效应,且中介效应占比为42.87%.(3)不同地区人才引进对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的影响存在较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为促进村级集体经济更有效发展,建议各村加强人才引进和提高农户参与合作社意愿相结合.

湖南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收入变化特征与发展建议

基于调度资料,分析了2022年湖南122个县市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收入的变化特征,总结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主要有效模式,并针对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进一步推进湖南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结果表明,2022年湖南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收入的变化特征如下:全省富裕村、一般村、薄弱村占比分布呈现出由“纺锤形”向“无底梯形”演变的特征;市州村平经营性收入差异仍然显著;县市区村平经营性收入排名变化较大。湖南形成了资产盘活型、物业经营型、资源开发型、产业发展型、村落建设型、生产服务型、基金运作型、村庄经营型、股份合作型、资本运营型十大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主要模式。针对湖南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动能不足、基础较差、负债较重、人才匮乏的问题,提出了优化政策措施、加快产业发展、创新体制机制、强化人才保障等对策建议。

健全农户经营性收入增长机制的分析研究--以尤溪县为例

近年来,农户经营性收入总体上持续增长,农民生活明显改善,然而农户经营性收入在增长机制上仍受生产经营方式、产业结构、资源利用等因素制约。本文以尤溪县为例,对农户经营性收入现状进行分析,对健全农户经营性收入增长机制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研究,提出了提升农户发展能力、增强市场衔接力度、引导鼓励创业创新等方面的建议。

互联网使用对农民经营性收入的影响

经营性收入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确保农民经营性收入有较快和稳定的增长对促进共同富裕具有积极意义。随着农村互联网的不断普及,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迎来新动力。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互联网使用显著促进了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在各种互联网使用行为组合中,“高工具性—低情感性”互联网使用的经营性收入增长效应最大;互联网使用扩大了农民内部经营性收入差距;互联网使用通过促进信息获取、提升人力资本和丰富社会资本三个路径产生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效应。政府应注重提高农民数字素养,引导农民适当调整互联网使用行为,增加工具性互联网使用时间,减少情感性互联网使用时间,并加大对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政策倾斜力度,从而更加充分释放互联网的赋能增收作用。

河南省农业保险投入对农民经营性收入影响的研究

近年来,农业保险对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受到了高度关注。农业保险的支持对保障农民经济利益、稳定农业再生产以及分散农业生产经营风险等意义重大。文章根据河南省2013—2020年17个地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静态模型和动态模型,采用差分GMM以及系统GMM方法,实证分析了农业保险投入与农民经营性收入的关系,并提出相关建议。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及其对农户经营性收入的空间效应研究

在构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计算了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指数,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和空间杜宾模型分别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和对农户经营性收入的空间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2009年—2016年期间,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整体呈现出“V”字型的发展和变化趋势.2)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区域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存在溢出效应,且局部出现集聚性和集聚阴影效应.3)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可以通过空间的交互作用产生出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进而有效提升农户经营性收入.4)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经营性收入影响上,不管是直接空间效应还是间接空间效应均显著为正,且间接影响更为强烈.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溢出效应能够促使相邻地区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影响本地区农户的经营性收入.

农户经营性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天津市5个郊区的调查

农民收入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农业经营性收入是农民收入的重要部分。文章利用天津市5个郊区的调研数据,采用回归方法,分析影响农户经营性收入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生产要素持续投入和经营类型对经营性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科技培训流于形式,对经营性收入有显著负向影响;区域位置和农户受教育程度对经营性收入无显著影响;新型产销衔接方式没有提高农户的议价能力,未表现出应有的增收效应。最后提出从加快土地流转、落实结构调整政策、加强科技创新与推广、创新产销衔接方式等方面,促进农户规模化经营水平,提高农业经营性收入。

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对农民经营性收入的影响

利用G-L指数计算模型测量出1987—2008年间各大类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在此基础上,以各大类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为自变量,以农民经营性收入为因变量,通过计量模型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对农民经营性收入贡献最大的是第1大类农产品,其他各大类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对农民经营性收入提高的贡献不显著。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CFPS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调研数据,探究使用互联网与否及其使用方式对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使用互联网能够显著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以学习工作为目的使用互联网的增收效果明显,其贡献率为12.3%。信息渠道、家庭创业、社会网络是影响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三种主要机制。因此,要加强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业信息互联网发布平台,降低农村信息不对称程度,并鼓励农村居民使用互联网学习知识技能,优化网络营商环境,加强农民家庭创业的增收作用。

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金华市的调查数据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有利于实现乡村振兴,脱贫攻坚。以2019年浙江省金华市村集体经济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多元回归分析研究影响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的关键影响因素,并提出与之相对应的政策建议。结果表明:村党员人数和政府对村财政补助两个要素对金华市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影响较为显著,是影响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的关键因素,且与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的关系为正相关,根据研究结果,提出要充分发挥村内党员的作用、充分利用政府对村的财政补助等建议。

互联网普及、市场分割与农民经营性收入

经营性收入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新阶段促进农民增收的难点在于如何确保经营性收入有较快和稳定的增长,而信息化是关键的破解手段。随着农村互联网的不断普及,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迎来新机遇。基于2005—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表明,互联网普及显著促进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同时扩大了农民经营性收入的区域差距和群体差距;降低市场分割是互联网普及促进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的重要作用机制;东部地区在互联网普及促进降低市场分割上率先取得显著成效,而中西部地区仍需为互联网普及红利的释放积极创造条件。

农村信用社改革与农户经营性收入——理论机理与实证检验

当前,我国农村信用社改革已经取得显著成就,信贷规模显著扩大、信贷效率显著提高、金融服务范围持续扩大,但是农村信用社在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方面的表现却差强人意。基于江苏农户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是否从农村信用社贷款,仅对中等发展水平地区农户和中等收入农户的经营性收入有显著影响,是否从商业银行贷款对经济发达地区农户和高收入农户的经营性收入有显著影响;两种贷款方式对经济落后地区农户和低收入农户的经营性收入均没有显著影响。低收入农户收入低、承担风险能力弱、缺乏抵押品,无法弥补农村信用社发放贷款时的高信息甄别成本,难以获得农村信用社的金融服务,导致大量的金融资源流入中高收入农户手中,扩大了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因此,新一轮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基本取向应该是,信贷资源更多地向低收入农户倾斜,确保低收入农户贷款的可获得性、可持续性,减少福利分配的差异,从而促进整个农户群体的帕累托改进。

农业培训对新型职业农民农业经营性收入影响研究

为探究农业培训对推动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影响,文章以2019年粤赣两省501份新型职业农民调查数据为基础,采取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分析了农业培训对新型职业农民农业经营性收入效应。结果表明:第一,农业培训对新型职业农业经营性收入有显著促进作用,参加过农业培训的新型职业农民农业经营性收入的对数要比未参加过农业培训的新型职业农民农业经营性收入的对数高出1.176。第二,在考虑了样本的“自选择”问题以后,农业培训对新型职业农民农业经营性收入水平对数的影响变小,核匹配结果的差值为1.071。第三,性别、年龄、从事农业生产年限、家庭农业从业人数和地形特征变量对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农业培训的影响各异。可见,要创新培训方式,注重差异化培训。

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FPS中低收入群体的实证检验

经营性收入是农民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增收作用更为明显。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和2016年的微观数据,检验中低收入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土地类型、土地资产、农用机械价值、农业机械服务及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投入对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有显著影响,且经营性收入呈现显著地域性差异。

浅议事业单位经营性收入的界定与规范

近年来,我国财政体制改革不断深入,预算外资金的管理也更加规范,但对事业单位经营性收入的监管却仍存在较大盲区,造成了行政收费和经营收入之间界定不清,部门之间分配不均,单位内部经营性收入管理混乱等现象,亟需规范和加强。

共同富裕背景下提高浙江农民经营性收入的路径

农民收入问题是农民问题的核心,而农民经营性收入则是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分析浙江农民经营性收入现状的基础上,剖析了影响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的因素,并从浙江省情出发,提出了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推动农业机械化、推进特色产业发展、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和调整完善相关政策等路径,以期提高农民经营性收入。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经营性收入管理探讨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经营性收入是指行政事业单位履行公共管理,体现政府职能,利用国有资源或国有资产提供特定服务所取得的收入,这些收入都应该纳入财政管理。本文基于笔者的工作经验,以庄浪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经营性收入的管理实际为基础,就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经营性收入管理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湖南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收入水平评价及典型模式分析

基于调度资料和平台数据,对湖南村级集体经济组织2021年经营性收入水平及典型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与2020年相比,2021年全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收入增长明显,但占村级收入的比例仍然偏低;薄弱村数占比下降极显著,主要得益于村级集体经济“消薄”行动成效明显,但富裕村数占比仍然不高,明星村更少;经营性收入区域发展依然很不平衡,3类(富裕、一般、薄弱)市州、县市区村平经营性收入差异均极显著。此外,个别县市区上报数据年度间异常问题及平台数据可能存在的错录、重录问题值得重视。各明星村主要形成了物业、产业、服务、旅游4类经营性收入典型模式。因此,针对存在问题,借鉴典型模式,提出了把好数据审核关,规范村级收入核算,提高人员业务素质;将增加经营性收入作为进一步加快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首要任务、编制实施省市县集体经济发展5年行动规划,选准产业、创新机制,“做强富裕村、壮大一般村、提升薄弱村”等对策建议。

湖南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收入水平评价——基于122个县市区2020年调度资料分析

基于湖南122个县市区2020年调度资料分析,从省域、市域、县域层面,对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收入水平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全省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收入存在“双低”特征;薄弱、一般、富裕三类市州大致呈“361”(30%、60%、10%),三类县市区大致呈“433”(40%、30%、30%)占比分布;三类市州、县市区村平经营性收入差异极显著;一般县市区和富裕县市区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村平经营性收入水平具有正向作用,薄弱县市区则存在“反差”现象。针对分析结果,提出了稳固富裕县市区、提升一般县市区、主攻薄弱县市区的分类发展对策建议。

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及经营性收入管理问题探讨

当前，行政事业单位收费除政府非税收入中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还有一部分经营服务性收费和经营性收入。随着国家财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日趋规范，但对于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及经营性收入的管理仍然有所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