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欺诈惩罚性赔偿责任适用的逻辑重构——“公共影响”构成要件的引入

在关于知假买假者或职业打假人能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请求惩罚性赔偿的争议中,理论和实务上存在着依据身份确定惩罚性赔偿责任适用范围的“身份逻辑”。该逻辑泛用了“消费者”这一术语的制度功能,也无法为平衡惩罚性赔偿所带来的积极效用与消极影响提供制度方案。而惩罚性赔偿责任适用范围确定的其他理论,如知假买假者视情况可以准用第五十五条的“准用说”,尚未彻底超越“身份逻辑”。对此,应贯彻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将公共利益的保护融入私益诉讼之中。比较法上存在将“公共影响”作为惩罚性赔偿责任构成要件的法律实践,这一要件与惩罚性赔偿的特殊结构和激励功能相契合,具有正当性,值得借鉴。在我国,应将“公共影响”作为知假买假者等法律所保护的核心群体之外的人士主张惩罚性赔偿的必要条件。通过综合考量经营欺诈的类型、重复可能性、受影响消费者的数量来确定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适用。这能够引导知假买假者或职业打假人选择对公共利益影响明显的欺诈行为提起诉讼,更好地实现惩罚性赔偿的功能。

欺诈经营中的差额利益与知假买假的正当性——兼与郭明瑞教授商榷

经营者的欺诈行为与由此产生的惩罚性赔偿、“知假买假”问题，无论是在法学界还是普通公众之间，一直是一个激发人们情感和争议的问题。惩罚性赔偿是否正当？“知假买假”应否受法律保护？言说已有很多，但共识仍然很少。

商品欺诈惩罚性赔偿责任适用范围争议之我见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第2条对界定商品欺诈、服务欺诈惩罚性赔偿责任适用范围存在较大问题,主要表现在把知假买假的职业打假行为拒之于惩罚性赔偿责任适用范围之外,这将有消极的社会效果,不利于净化市场交易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对于如何界定商品欺诈的违约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适用范围,应当区别对待:第一,对于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而发现商品欺诈的,必须对违法经营者予以惩罚性赔偿责任制裁;第二,对于善意知假买假的职业打假行为,准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的规定,责令违法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第三,对于仅存在非实质性经营欺诈的知假买假行为,应退回货款,不支持惩罚性赔偿请求;第四,对于恶意勒索合法经营者的索赔行为,应定性为欺诈或者恶意诉讼的侵权行为,依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判令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

论欺诈性消费对法律价值的危害性

欺诈性消费虽然从表面上看并不违反法律 ,但其危害性却相当严重。本文就欺诈性消费行为对法律价值的危害性进行分析 。

从保健食品经营乱象看经营者否定性告知义务的必要性

从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看,我国并不缺乏禁止欺诈经营的相关立法。例如,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

旅游景区欺诈行为的博弈分析

从商户与商户之间的博弈关系以及商户与游客之间的博弈关系两方面进行研究,并在后者博弈关系中,将根据商户与游客之间的交易频次不同即单次博弈、无限次博弈以及有限多次博弈三种不同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分析表明景区商品之所以卖得奇高甚至假货当道的最主要原因是商户普遍认为游客的购买行为是一次性的,因而作为一个理性人,商户都会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立场出发,选择欺诈经营。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两个有效应对方法:一是让商户认识到欺诈经营导致自身诚信破产的严重性,二是通过官方惩处商户欺诈经营的行为以增加其欺诈经营的成本。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欺诈”的解释方法改进

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的"欺诈"有四种解释。这是对"欺诈"的文义在行政解释与民法解释之间进行抉择的结果,忽略了追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欺诈者对前置义务的违反,且未对消费者是否确受误导,所受损失是否与欺诈行为形成因果关系进行深入剖析。这是长期以来将经济法上的"欺诈"等同于民法上"欺诈"造成的痼疾,故而无法理清实际损失与惩罚性赔偿请求权是否可分开主张,更无法对知假买假行为形成公允评价。应当在文义解释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体系解释方法,以欺诈行为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章关于质量、价格、如实宣传等经营者义务间对应关系为依据,阐释欺诈者违反不同前置义务的责任形态,并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力求形成经营者—消费者共治的价值理念,通过目的解释剥夺消费者恶意破坏市场秩序时对经营者主张欺诈责任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