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中“经营管理困难”认定标准的反思与重构——基于判例的实证研究

经营管理困难认定标准是司法解散制度的核心,而司法解散制度旨在化解公司僵局,是公司经营管理存在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最后防线。但法院审判以股东会决议能否有效形成作为经营管理是否困难的认定标准,却使得公司司法解散制度无法有效保护中小股东的正当权利,无法破解公司僵局难题。既然公司僵局源于封闭公司人合性特征导致的人合性障碍,就应该构建以人合性是否丧失为核心考量因素的经营管理困难认定标准,以达到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目的,并把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落到实处。

透析“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司法解散是破解公司僵局的方式之一,本文拟通过典型案例裁判要旨对《公司法》第182条中关于司法解散的必要条件“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进行分析,并寻求化解公司僵局的路径,从而更好地维护公司及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学术界对公司僵局目前已经形成较为一致看法,即公司在存续发展过程中,股东或董事之间发生纠纷,且互不妥协,造成对峙、僵化的局面,致使公司无法作出相应的决策,使公司处于停滞发展的状态。

公司司法解散中股东利益受损的实质地位及其分流功能

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固然是公司司法解散的首要考量要件,但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损同样应是重点考察的实质性要件。股东利益受损在公司司法解散中承载着必要性衡量的制度功能,公司司法解散是否符合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是公司是否具备解散必要性的关键判断,因而不应将股东利益受损作为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的自然逻辑后果。股东利益受损的判断可以在公司解散和替代救济措施之间形成分流:当存在股东人合性障碍,且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将会因此而受损时,公司解散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当仅有股东人合性障碍,不存在公司和股东整体利益受损的情形时,则应通过替代救济措施对股东人合性矛盾予以解决,而无需诉诸公司解散的救济。

公司僵局制度研究——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8号评释

指导案例8号显示了最高法院对公司僵局的司法解散持有积极的态度,但这种司法介入需要明确的标准。《公司法》183条对于公司僵局的司法解散规定中"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和"可能造成严重损失"缺乏清晰的操作标准。而2008年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不但僭越了立法权,也没有解决上述标准的问题。梳理从《公司法》到司法解释道指导案例8号的历程,对比纽约最高法院在公司僵局司法解散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公司法》183条有必要进行相关修改,并增加大股东或公司回购制度。

公司僵局制度研究——指导案例8号评释

指导案例8号显示了最高法院对公司僵局的司法解散持有积极的态度,但这种司法介入需要明确的标准。公司法第183条对于公司僵局的司法解散规定中"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和"可能造成严重损失"缺乏清晰的操作标准。而2008年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不但僭越了立法权,也没有解决上述标准的问题。梳理从公司法到司法解释到指导案例8号的历程,对比纽约最高法院在公司僵局司法解散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公司法第183条有必要进行相关修改,并增加大股东或公司回购制度。

公司司法解散的认定标准——以《公司法》第182条为研究对象

公司司法解散是公司法人资格因法定原因由国家司法机关的介入归于消灭的情形,公司法引入司法解释制度的立法目的是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公司法第182条为特定情形下股东请求法院解散公司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由于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较为抽象化和原则化,学界对司法解散的认定标准认识不一,在司法实践中具体适用也存在混乱和不适宜的解决方式。因此,本文从公司法第182条规定的“四要件”入手,通过对司法解散制度的价值取向分析和不同学者观点的比较,探求“四要件”的内涵和性质,为司法实践中认定标准的适用提供一些指引。

林方清诉常熟市凯莱实业有限公司、戴小明公司解散纠纷案

裁判要点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将“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作为股东提起解散公司之诉的条件之一。判断“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应从公司组织机构的运行状态进行综合分析。公司虽处于盈利状态，但其股东会机制长期失灵，内部管理有严重障碍，已陷入僵局状态，可以认定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对于符合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公司解散。

公司司法解散适用条件实践样态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第8号将《公司法司法解释(二)》中公司司法解散条件中“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的情形进一步界定为经营管理型困难,《公司法司法解释(五)》第五条中再次重申在处理股东重大分歧问题时的价值导向。本文通过对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公司司法解散的实践样态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司法实践中“经营困难”已被限缩解释为“公司僵局”,“股东压制”问题被忽视或直接解释为“其他严重困难”,并针对此提出应当扩张解释现行《公司法》第182条,将“股东压制”直接纳入公司司法解散的法定事由之一。

关于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思考

《公司法》中关于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规定是打破司法僵局和保护股东权益最有效的方式,如今公司司法解散的案例越来越多,法律上的相关原则性规定就显得相对模糊和抽象。本文,简要分析了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公司司法解散的相关指导案例,探讨对在公司司法解散的认定和"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认定。

小保信箱

公司解散,劳动合同终止的时间节点如何确定小保:我公司因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资不抵债,公司领导层经研究决定提前解散,并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决定与所有劳动者终止劳动合同。可有些劳动者提出异议,认为只有当公司完成注销登记、终止法人资格时,才能与他们正式终止劳动合同。请问:公司决定提前解散,应该如何确定终止劳动合同的时间节点呢?

公司解散,劳动合同终止的时间节点须准确确定

编辑,你好:我公司因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经研究决定提前解散,并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决定与所有劳动者终止劳动合同。可有些劳动者提出异议,认为只有当公司完成注销登记、终止法人资格时,才能与他们终止劳动合同。请问,公司决定提前解散,如何确定终止劳动合同的时间节点?

“好公司”为什么要判决解散——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8号评析

在我国,股东提起强制解散之诉,需满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之要件,但实务中对该要件应如何解释存在争议。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8号——林案采取＂行为主义＂的方法,将＂经营管理困难＂解释为经营管理过程中的组织性或者治理性障碍,从而认可法院有权解散处于＂盈利状态＂的＂好公司＂——进而引发＂好公司＂为什么要判决解散的问题。实际上,中国法院的此种裁判逻辑与美国法院的做法接近。司法解散制度旨在终结存在＂人合性障碍＂的股东关系,司法解散不是目的,而是股东寻求退出公司的手段。成文法赋予少数股东强制解散公司的权力,实质在于赋予其退出公司的谈判筹码。案例实践也表明,无论法院如何判决（公司解散或不解散）,仍有存续价值的公司,都会通过买断等变通方式,继续存在。法院是否判决公司解散,与该公司是否居于盈利状态（是否属于＂好公司＂）没有关系,而与股东之间是否存在不可调和的＂人合性障碍＂有关。法院是否判决解散公司,不应以公司的盈利状况好坏为主要裁判标准,而应以股东之间的＂人合性障碍＂为考量基准。破产法与公司法中的有关＂强制解散制度＂最终形成一种互补的体系,分别重点解决＂资合性欠缺＂和＂人合性欠缺＂、＂公共违法＂的公司之解散。如果理解了司法强制解散制度的本质,则不必过分担心其对社会公众利益会产生实质性损害,而应当修改立法,使司法强制解散制度更加宽容,增加替代性救济方式,节省股东的退出成本。或者,更准确地说,＂司法强制解散＂可以被＂司法强制退出＂制度所取代——直接规定,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公司,少数股东可主张由公司或多数股东收购其股权,从而以公平价格退出＂令其失望＂的＂好公司＂。

公司亏损,股东可起诉解散公司吗?

2020年,两名原告在被告公司分别持股35%、15%。因公司长期亏损,原告曾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解散公司事宜。但该议题未经代表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故两名原告起诉请求解散公司。法院认为,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的规定,判决解散公司须满足三项实体要件,即是否存在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且通过其他途径无法解决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