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背景下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的困境及完善

经营者集中对推动数字产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垄断的隐忧。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经营者集中并购模式、并购关注点及限制竞争效果的特殊性,以及数字市场竞争所具有的特征都为传统的经营者集中审查带来了冲击。尽管《反垄断法》已经对数字经济市场的经营者集中做出了一定的回应,但传统的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仍面临着申报标准滞后、相关市场界定困难、经营者市场力量认定困难、消费者福利考量缺乏、事后救济效果不佳的困境。可以通过完善相关申报标准、完善相关市场界定标准及市场力认定方式、完善消费者福利的考量、设立“创新减少”机制、优先采用行为性救济的方式来应对。随着数字经济产业的不断发展,该领域的经营者集中案例将会持续增加。不断地探索、完善经营者集中审查相关理论及配套分析工具是当下的重要任务。

优化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规则 保护公平竞争 激发市场活力——《经营者集中审查规定》解读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配套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实施,进一步规范和优化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申报和审查程序,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经营者集中审查暂行规定》(市场监管总局30号令,以下简称《暂行规定》)修订工作,出台《经营者集中审查规定》(市场监管总局67号令,以下简称《规定》)。

论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在国有企业并购中的适用

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大背景下,一般观点认为,并购重组乃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升级产业结构、避免同业恶性竞争、提高国有资产监管效率、提升规模经济水平的有效途径,于是这成为政府产业政策的偏好。但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并购这种大规模经营者集中会对市场竞争带来负面影响,从而背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反垄断法》作为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的"经济宪法",理应适用于包括国有企业尤其是竞争性国企在内的所有市场主体。涉国有企业尤其是竞争性国企的经营者审查集中适用《反垄断法》的"社会公共利益"豁免制度时,必须严格限定其适用条件;当产业政策与反垄断规制冲突时,应该坚持竞争执法优先。国企并购适用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当前的法律障碍主要在于缺乏灵活的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清晰的经营者集中实体分析框架和类型化的经营者集中豁免条件。

数据驱动型并购的经营者集中审查挑战及应对策略

数据已经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其能够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也导致以整合数据资源和数据处理能力为主要目的的数据驱动型并购案大量出现。因其在并购主体(数据驱动型企业)、并购客体(用户数据、用户关注度、技术创新)和并购方式等方面具有特殊性,传统经营者集中审查框架模式正面临新的挑战,包括特殊的并购主体引发相关市场界定的困难、特殊的并购客体引发市场力量的认定困难、特殊的并购方式引发申报制度的适用困难。针对相关市场界定的困境,可以尝试引入盈利模式测试法、产品性能测试法,并更新反垄断指南以指导经营者集中审查;针对市场力量认定的困境,可以尝试改进市场份额计算方法,同时充分考量新型市场进入壁垒因素的影响;针对传统申报制度在数据驱动型并购中的适用困境,可以尝试通过引入交易额标准和流量数据标准来丰富既有的单一标准申报制度。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经营者集中审查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为进一步完善反垄断法律制度体系,规范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工作,市场监管总局起草了《经营者集中审查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欢迎有关单位和个人提出修改意见,并于2020年2月7日前反馈市场监管总局。公众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意见。一、登录市场监管总局网站(http://www.samr.gov.cn),通过首页"互动"栏目中的"征集调查"提出意见。二、通过电子邮件将意见发送fldj@samr.gov.

论经营者集中审查的实体性标准

经营者集中是国际投资自由化时代投资主体的基本权利,然而经营者集中的反垄断审查是外资并购中国家安全的必然选择。我国目前的经营者集中审查应当采取相对宽松的理念,对经营者集中的审查以许可(或附限制性条件的许可)为主,以驳回或否决为例外,以尽可能降低政府作为一个经济变量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比照美国和欧盟在经营者集中(企业并购)方面的法律实践,细化和完善我国业已确立的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虽然不是一种大家所期许的最优结果,但也是一种可以实现的次优选择。

对国企合并的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的研究

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压力,国企改制新浪潮出现。国务院和国资委的双重领导以及对相关法条的错误解读促成了国企合并在经营者集中审查中的无条件批准趋势,这种趋势损害了国内国际市场上的公平、自由竞争环境,同时不利于国企本身长足的发展。合理应对国企合并,首先需要厘清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其次可以考虑设置不同的机构区分审查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分类管理国有企业,在此基础上适度放宽对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等的国有企业的审查标准。

数据驱动型并购的经营者集中审查困境及其出路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采取并购或经营者集中的方式共享数据资源,以巩固和扩大其在市场中的地位,数据驱动型并购随之出现。其复杂性给反垄断监管机构进行经营者集中审查带来诸多困难。本文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针对相关问题,提出解决建议。

经营者集中审查视角下的反垄断规制——“反垄断大讲堂”之二

以信息资源、人力资本、技术创新、风险投资等为增长动力的新经济,对建立在传统工业基础上的反垄断规制思维带来冲击和挑战。本文着眼于互联网领域并购案件的特点,分析了审查工作面临的挑战,梳理了执法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明确了下一步努力方向。

定位与完善:刍议我国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

目前,法律层面的经营者集中需要受到 反垄断法 规定的经营者集中制度帮助认定并判断是否应该加以规制,但在执法实践中却面临着诸多实际的问题,如缺乏明确的基本控制标准、缺少完整的审查因素规定、欠缺具体的豁免情形适用范围等。上述问题使得我国经营者集中的监管制度难以在现实层面得到顺利实施,对我国市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态势造成了影响,亟待完善。

共同市场支配之协调效应——《经营者集中审查办法(草案)》完善建议

协调效应是反垄断法之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2017年9月8日商务部发布《经营者集中审查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但没有对协调效应及其认定作出规定。经营者集中不批准的情形包括共同市场支配地位或协调效应的市场形态。认定构成共同市场支配的要素包括反复的相互作用,达到协调的参考点(价格、产出、市场份额),折现因子,可信的惩罚机制,监督背离协调行为的市场透明度,协调的结果不会被外部竞争者打败,并购和协调效果之间存在因果联系。确定共同参与经营者集中或协调效应的步骤:确定调查的协调理论,评估是否协调效应在并购前市场重复发生,以企业属性标准和市场标准确定寡头数量,适用协调效应测试。达成协调的考察标准包括企业属性标准和市场标准,应完善考察标准的考虑要素。

涉及私募股权收购的经营者集中审查困境与对策

私募股权收购作为资本市场的主要投资方式,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市场竞争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经营者集中审查的主要对象之一。然而,私募股权收购可能会产生特殊的反竞争效果,包括双向市场集中度提高、目标行业消费者福利减损与行业创新贬抑。传统的经营者集中审查并未考虑这些特殊的反竞争效果,并且存在目的性审查尚付阙如、营业额计算标准模糊,以及控制权认定方式不明确等局限性,导致私募股权收购审查出现假阴性错误,降低执法的可预期性。因此,我国应以促进目的性审查与反竞争效果分析的协同为基础,针对“仅为投资”承诺实施目的性审查,以及通过嵌入三重竞争损害要素的方式更新反竞争效果分析范式。另外,亟须构建穿透式营业额计算标准模式。其一,依据同质性与关联性认定利益集团;其二,限缩管理费的范畴,使之得以清晰界定。最后,细化私募股权收购控制权认定方式,即重点考虑私募股权基金能否对目标企业的财务管理、所有权结构与企业战略施加决定性影响。

图解《经营者集中审查暂行规定》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要求,巩固机构改革成果,构建更加科学系统完备的经营者集中审查法律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在总结执法经验、整合完善现有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制定出台《经营者集中审查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精神,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战略部署,围绕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健全反垄断审查制度,提升执法的专业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实现反垄断工作优化协同高效,推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论《反垄断法》对经营者集中豁免之法律规制——以南车、北车合并为例

经营者集中是我国《反垄断法》规制的重要对象。当下,相关反垄断法规对经营者集中豁免的规制也已基本完备,然而,在面对规制"两车"之类的集中上,这些规范依然存有系列不足,需要加以完善。

汇源并购案的反垄断双重审查思考

从反垄断审查的相关市场认定及其国家安全审查的内涵和立法初衷出发并结合实际情况分析,汇源并购案属于外资间并购,"经营者集中"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说法无法成立,因而不宜把一个纯商业行为上升到民族和国家问题的高度适用反垄断法来加以抵制。由此可见,我国现有制度存在诸多的立法缺失以及设计瑕疵,需要加以完善。

数字经济背景下知识产权行使的反垄断界限探究——数字内容平台独家版权模式再评估

2023年6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先后发布了《关于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修订稿,及《关于标准必要专利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旨在有效预防和制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从维护公共利益角度出发,权利人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本身即应天然地受到竞争法规则限制。但是,在当前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反垄断法应具体地通过何种方式介入,并规制相关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学界一直存在分歧,不同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界也存在一定的认知差异。本文拟援引现阶段实践中较为常见的数字内容平台独家版权模式为相关分析论述架设具体情境,主要从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协同机理、竞争法协同视角下对相关模式的再评估与规制路径探究两个方面,尝试对现阶段我国相关市场存在的核心问题及困境成因予以剖析论述,从而对数字经济背景下更为合理的竞争法干预路径进行初步探索。

推进长三角区域合作,共创一流营商环境

近日在南京举行的第十届中国公平竞争政策国际论坛暨全国公平竞争大会“推进区域竞争合作,共创一流营商环境”专题论坛上,沪苏浙皖市场监管局负责人,共同签署“长三角地区公平竞争政策一体化推进合作协议”。合作协议明确了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协同、经营者集中审查区域化合作、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协作、竞争倡导工作整体性推进等4个方面14项合作内容。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四部反垄断法配套规章

为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要求,落实2022年修正的反垄断法,进一步夯实反垄断法律制度规则,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禁止垄断协议规定》《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规定》《经营者集中审查规定》四部反垄断法配套规章,自2023年4月15日起施行。此次修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坚持问题导向,处理好规范与发展的关系,针对监管执法存在的突出问题,重点在如下方面进行了修改、完善与扩充.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四部反垄断法配套规章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禁止垄断协议规定》《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规定》《经营者集中审查规定》四部反垄断法配套规章,自2023年4月15日起施行。此次修订,市场监管总局坚持问题导向,处理好规范与发展的关系,针对监管执法存在的突出问题,重点在如下方面进行了修改、完善与扩充:一是细化反垄断法的有关规定。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四部反垄断法配套规章

为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要求,落实2022年修正的反垄断法,进一步夯实反垄断法律制度规则,近期,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禁止垄断协议规定》《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规定》《经营者集中审查规定》四部反垄断法配套规章,自2023年4月15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