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者集中控制制度中的资产剥离机制

作为经营者集中控制制度的一个重要补救措施,资产剥离机制在消除一项经营者集中可能给相关市场带来竞争问题方面具有很大优势,同时也存在适用范围有限、具体操作风险比较大等问题。目前,我国在经营者集中控制制度中的资产剥离机制应用与建设上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但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我国反垄断法中的经营者集中控制:成就与挑战

我国反垄断法中的经营者集中控制已经实施八年,成果显著。这不仅表现为相关执法机关审理了很多案件,其中不乏国际上有影响的大案,而且通过案件审理积累了相当多的实践经验,并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完善了我国反垄断法。然而,我国反垄断法在这方面的执法还存在很多问题,例如集中审查中的非竞争因素和执法机关的独立性不足。此外,反垄断法本身还存在很多问题,如"控制权"的概念有待进一步厘清。我国改革开放近40年的经验证明,要维护市场的竞争性,就应当防止过度的经济集中。反垄断法中的经营者集中控制有助于提高国家的经济活力,也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消费者的社会福利。

经营者集中审查附条件批准的理论检视

经营者集中救济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法律救济截然有别,是对可能受损害的市场竞争而非对作为集中当事人的竞争者的救济,更与惩罚无关。在经营者集中控制的附条件批准中,条件与义务在法律性质和后果上存在重要区别。在我国经营者集中救济措施类型中,结构救济通常认为相对于非结构救济而言更为容易实施,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需要实事求是辨证施治。行为性条件虽然呈现出与管制手段类似或趋同的特性,但不可与传统经济规制混为一谈。

平台混合集中的反垄断法规制

在平台经济背景下,混合集中成为平台强化其市场进入的必要手段。尽管平台的混合集中能够促进供给端的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效应和需求端的交易经济效应,但是,其双边市场、跨界生态等特征同样引发了协调效应和单边效应的竞争关注。平台混合集中引发的限制竞争效果,对现行的经营者集中控制规范的精准适用提出了挑战。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以双边市场、数据产品群为核心要素,构建市场结构、市场行为的连贯分析框架;应当适时适用结构性救济措施应对市场结构威胁,辅之以契合数字经济特征行为的救济措施;应当建立对混合集中的追踪复查机制,形成事前、事后监管制度的接轨,并与数据隐私监管机构形成合作执法模式。

论双边平台横向兼并的反垄断

近年来互联网行业发生了一系列双边平台横向兼并交易,其引发的重要理论问题是双边平台横向兼并与传统横向兼并有何不同?双边平台横向兼并的反垄断理论与实务面临哪些尚待解决的难题?如何对双边平台横向兼并进行反垄断审查?本文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指出双边平台横向兼并与传统横向兼并的区别主要在于交叉网络外部性的存在为相关产品带来更强的竞争约束,使得市场边界、集中度与市场力量的关系较单边产品更为模糊。双边平台横向兼并的反垄断分析需要警惕双边平台概念的滥用,避免相关市场界定与结构性分析的教条化使用。本文亦指出双边平台横向兼并的反垄断审查面临交叉网络外部性难以测度、SSNIP分析如何修正、单边效应与合理补贴区分等难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三阶段的双边平台横向兼并反垄断审查路径。为了更好地阐述相关内容,本文以滴滴出行收购优步中国案为例展开论述。

后疫情时代企业并购的反垄断规制

在后疫情时代,市场预期将迎来并购交易高峰,频繁的市场退出和缓慢的市场进入可能造成特定行业内的相关市场结构趋于集中。此背景之下,反垄断规制应为经济复苏保驾护航。宏观层面:企业并购的反垄断规制仍应坚持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发挥公平竞争审查的制度功能;中观层面:为确保科技创新的持续推进,经营者集中控制需警惕投机性反竞争的企业并购,重点关注互联网、高科技领域的扼杀性收购行为;微观层面:经营者集中控制可借此契机深化对于破产企业抗辩的理解,使其适用兼具灵活性与谨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