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下竞争中立对我国国有企业的规制与影响

国际经贸规则的演变与发展,展现出主权国家利益群体的综合博弈,在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趋势加强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崛起使美国经贸规则制定权被动摇。竞争中立要求国家在市场竞争问题上保持中立,不对国有企业存在优待或偏袒,目的是实现一个主权国家内部化解国有企业因所有制或国家的特殊对待而享有的不公平竞争优势。国际经贸规则重构背景下,竞争中立原则的国际造法为中国国企改革提出新的要求。中国国企改革方案中需适度引入竞争中立原则的基本立场,最大限度确保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地位,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竞争中立原则。

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对我国数字产业发展的影响——基于GTAP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西方狭隘发展观所导致的国家间战略博弈以及对全球价值链进行重构的企图,引发了对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重构的典型特征是经济全球化受阻以及新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亚太地区成为全球竞争的焦点。通过GTAP模型,构建了以RECP和IPEF协议为框架的两大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冲击情景。以数字经济分离系数,对数字经济的分类及规模进行了界定。研究表明,在RCEP实施后,我国宏观经济效应得到了普遍提升,贸易条件得以优化,将促进我国数字相关产业的发展;但如果以美国为首的IPEF协议实施后,我国宏观经济效应明显弱化,各产业数字经济都将受到冲击,其中信息通信产业所受到的冲击最大。

日欧EPA对中国获取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博弈主导权的影响

日欧EPA的建立既是日欧在当前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各自独特的战略诉求也是其共同战略诉求整合的结果,其影响不但超出了日欧双边关系的范畴,给日欧双方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而且也会对利益攸关方、WTO改革与存废以及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博弈等都具有巨大的影响。在这众多影响中,日欧EPA所搭建的高标准经贸规则模板给中国获取更大的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博弈主导权带来巨大的压力,对此,必须给予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

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中美国的政策两难与发展趋势探讨

正在进行中的国际经贸规则重构背后实质为国际经济新秩序之争、世界经济格局之争,影响深远。既有规则的效应大幅下降、规则自身的不足以及美国的推动,是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主要原因。然而,美国在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中面临着五大政策两难,包括打破既有国际经贸规则和重构新规则之间的政策两难、对外政治与对外经济政策之间的两难、对外经济与国内经济政策之间的两难、国内利益集团之间的政策协调两难、丁伯根法则两难等。后期美国将采取较为理性和务实的多领域平衡和折中政策,既延续以往某些政策,也会做出适当调整,以多方有效合作的方式重构国际经贸规则。

逆全球化动向与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中国响应

逆全球化是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不匹配的结果,这波逆全球化呈现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三管齐下"的保护主义特征。逆全球化动向与国际经贸的迅猛发展必定会导致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对中国的影响体现在国际角色转换、经济制度变革、经济格局重塑、政策机制升华、市场文化改造和国民意识更新等方面。逆全球化动向下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中国对策,对外要密切关注国际经贸规则变革进程,增强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议价能力,积极推动区域贸易协定谈判;对内要积极推动经济体制全面改革,推进自贸区试点及规则创新,促进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同发展,对关键行业和关键产品提供全方位支持。

全球治理演变、经贸规则重构与我国的应对策略探索

随着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算深入,传统经贸规则已经难以满足当前全球经济、贸易、投资发展的需要,美欧等发达国家为了在全球治理中获取领导权,通过TPP、TTIP与TISA等谈判来构建更高层级的经贸新规则。文章通过对全球治理以及经贸规则重构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分析了全球经贸规则发展的新趋势,为我国加入、参与国际新规则的制定提供相应对策。

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与中国自贸试验区发展:对接与联动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步入10周年,对标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是推动未来自贸试验区制度型开放的重要路径。当前,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在议题上更趋向于边境内条款,在地理和成员范围上趋向于区域规则和诸边谈判,在内容上趋向于“单一条款”,在特征上“高标准”和“差异化”双轨并存;未来,产业政策、数字贸易和环境问题等议题将成为国际经贸规则的谈判重点。自贸试验区在制度学习和制度对标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依然存在学习对象不明确、对标程度偏低、联动性不足等问题。为加快我国制度型开放的步伐,在战略定位上,坚持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试验田的作用,既要在“公平”议题上对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进行“先行先试”,也要在“发展”议题上推出中国规则范式。在具体措施上,应主动对标国际主流规则范式,推动自贸实验区高水平与差异化发展,加强自贸试验区的协同和联动作用,引领规则的对外输出。

对标国际经贸规则的自由贸易港方案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贸规则面临重塑。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设立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也是我国主动对标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的一项重要实践。面对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机遇与挑战,海南自贸港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对标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在谨防风险挑战的前提下,试验探索市场开放、边境后措施和数字化议题,定能为我国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美墨加协定》对国际经贸规则的影响及中国之因应——以NAFTA与CPTPP为比较视角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疫情继续在全球肆虐,WTO面临巨大挑战,世界经济进入经贸规则重构的关键期。美国率先与墨西哥、加拿大更新达成《美墨加协定》并已于近日生效,昭示着多边谈判停滞不前、区域协定主导规则重构的趋势。从规则层面对USMCA进行解读,可知其在数字贸易规则层面取得新突破、国际投资仲裁机制有弱化趋势、"非市场经济国家"等条款有违多边规则。在国际经贸规则重构进程中,中国面临被限制自由贸易谈判权、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被边缘化、"一带一路"战略风险增加等挑战。中国在国际上应积极推进WTO改革提高话语权,在国内应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继续扩大开放以应对国际规则重构带来的挑战。

更高标准经贸规则对上海探索建设自由港的启示

全球价值链的迅猛发展和国际经贸规则的加速重构是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特征。对上海而言,在近期成功实现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区基础上,也应进一步考虑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包括聚焦"境内关外"探索"WTO+"规则,实现市场开放全面"负面清单"化;推动"事中、事后"监管政策创新,国内改革对接WTO-X规则;扩展国际发展合作,助力"一带一路"为更高标准添砖加瓦。

新世纪美欧主导国际贸易规则的重构实践及中国的选择

美欧贸易战略均出现重大调整,暂时放弃多边主义框架,转而寻求双边、区域贸易网络的建立,以此作为全球贸易规则重构的新平台,以更高标准、更宽领域和面向"21世纪"的新条款来抢夺国际规则制定的先机,谋求美欧国家竞争力的提高。中国需要准确把握自身发展实际,在多边和区域、双边多维度、多领域采取积极措施,参与并引领全球经贸规则重构。

抢抓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机遇塑造新型工业化有利新局面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包括新型工业化在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之前不同,未来30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国际形势将是处于加速演进期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此背景下,全球生产力分工和布局将经历极为深刻甚至前所未有的调整,作为上层建筑国际经贸规则的底层规律有被逐步颠覆的风险,并呈现出全新特征进而对中国产生一定影响。面对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对中国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唯有积极参与和引领国际规则重构,形成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发展环境,才能进一步构筑中国工业发展新优势、保障新型工业化的顺利推进。

加速推进中国数字贸易制度型开放

当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大国和数字贸易大国。然而,我国仍面临数字贸易规则建设滞后、在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与谈判中话语权不足等问题。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与《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表明了我国推动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对接国际高水平规则标准、加强数字经济领域高水平国际合作的决心。为此,应抓住数字贸易规则形成的关键期,积极应对数字贸易大国博弈与规则新议题带来的挑战,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和法律法规,加速推进中国数字贸易制度型开放。

中欧CAI达成的背景、影响与中国策略选择

中欧CAI作为比肩国际最高标准的大型经贸协定,是在全球经贸规则重构及欧盟追求战略自主的背景下达成的,充分体现了经贸协定缔结与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变化的密切关系。中欧CAI在市场准入、竞争政策、可持续发展、争端解决机制等领域做了全面细致的规定。作为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缔结的第一个大型双边经贸协定,在传统议题上设立了新的标准,深度一体化议题的内容较为细化,横向一体化议题增加了新的内容。中欧CAI对于中国参与国际经贸新规缔结上具有模板价值,能够缩小国际经贸新规缔结中与发达国家分歧。中欧CAI达成有助于深化中欧经贸关系和中国制度型开放水平,为欧盟企业来华投资和中国企业赴欧投资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但在批准生效过程中,欧盟内部及美国的干扰会带来较大的挑战。鉴于中欧CAI达成后的影响,在短期内,我国要与欧盟三大机构加强磋商和沟通,稳步推进中欧CAI批准生效,以及深入研究协定中国有企业规则的内容、标准与影响,妥善处理好“商业考虑”规则的应对思路;从长远看,我国要继续加大国内经济体制改革进程,进一步破除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堵点,以及利用好G20、WTO、“一带一路”、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等平台和机制来不断扩大制度型开放水平。

日本构建面向全球高标准FTA网络的特点与动因

构建面向全球高标准FTA(1)网络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竞争的重要领域。通过运用演绎推理、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在对其内涵进行探讨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历史和国家战略等角度对日本构建面向全球高标准FTA网络的历程、特点和动因进行全面深入地研究,可以发现,以亚洲为中心,特别是以东亚为重心,实施“一洋战略”到“两洋战略”是其空间发展特点;由小型双边FTA向双边和多边巨型FTA转变是其规模特点;先易后难,以EPA为主采取多种FTA形式,提高FTA网络质量和日趋高标准化是其目标特点。而保障国内经济稳定发展,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是其初衷;进一步拓展“传统收益”,更要获取更多更大的“非传统收益”是其目标重心;聚焦于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主导权的争夺是其最高目标。日本构建面向全球高标准FTA网络比较成功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从接轨走向引领:双层博弈视角下中国特殊经济功能区的制度试验研究

中国特殊经济功能区是国家应对当前国际经贸规则高标准重构,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试验平台。制度试验的具体实施面临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国际议价、国内政治的政策协调过程两个层次博弈互动关系。本文基于中国外资管理体制改革的分析,指出特殊经济功能区制度试验和国际经贸规则演变两个进程的联动不足问题。中国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治理制度绩效吸引力等综合优势的加持下,未来要进一步赋予特殊经济功能区更多自主权,最大限度降低国内政治过程对改革的损耗,对多种经济制度类型充分试验和碰撞,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建构的话语竞争,并能创设带有中国自身利益诉求和价值理念的规则议题。

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隐忧——中国银行全球经济金融展望报告(2020年第四季度)

2020年第三季度,全球经济走出疫情低谷,呈现出复苏迹象,但复苏基础并不稳固,下行风险犹存。全球金融市场在流动性支撑下震荡回升,高收益类公司债信用风险、新兴市场外债风险等值得警惕。疫情加剧了国际经贸格局和规则重构,全球产业链调整面临“全球性收缩”和“区域内强化”的新特征。全球各国财政政策空前扩张,巨额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将危害经济复苏进程,不具可持续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企业债务攀升、破产激增,将削弱美国经济的复苏潜力,可能成为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导火索。

以进一步扩大开放彰显大国担当

为应对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以及美国对华战略调整,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践行多边主义,彰显大国担当。2020年12月30日,习近平主席与德国、法国和欧盟领导人共同宣布《中欧投资协定》如期完成。这是继11月15日签署历经8年谈判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11月20日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上宣布中国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之后,中国在一个多月里连续作出的第三个重大经济外交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