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与浑沌的居间性平衡:论庄子的秩序形上学

秩序之思的一个合理出发点是原初秩序经验,其核心是人与宇宙的相参互构、浑然一体,它在《庄子》哲学中被符号化为“浑沌”。浑沌之死是原初秩序经验分化的符号化表达,包括两个层次:其一,“浑沌1”(原初秩序经验)分化为“秩序”与“浑沌2”,其含义是人类通过语言及其逻辑对万物命名、分类、编码从而创建秩序,凡是不能被语言编码的存在就被视为浑沌2,后者意味着杂乱、混杂与失序。浑沌2与秩序相对待,而作为原初秩序经验的浑沌1则超越了这种对待,并且是对待双方的共同本源。其二,秩序的根据与秩序的开端的分离,“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核心是秩序的创建仅仅着眼于根据而遗忘了开端,失去了与原初秩序背景(浑沌)的关联,由此而带来了深层的失序问题。克服之道在于回归浑沌,如果说老聃之学的本质是回归于浑然未分的浑沌1,但却加剧了浑沌1与秩序的结构性紧张,那么,庄子的秩序哲学则立足于秩序的现实分化,在分化前提下达成秩序与浑沌2之间的动态平衡,并将这一平衡确立在与作为背景的原初秩序经验(浑沌1)的连接上。这一秩序形上学以安性命之情为依归,在“治出于二”的秩序格局下,构建指向“全人”的秩序理想。

“大道之行”与原初秩序经验:《礼运》“大同”新解

对《礼运》“大同”的通行理解是将其视为秩序历史的某个特定阶段,或者某种具体的秩序形态。“大同”被视为终极完美的秩序,在古代的历史性体制下,被措置于过去,在现代历史性体制下,则被安放于未来。就思想的深层逻辑而言,两种历史性体制下的“大同”理解,都将《礼运》中与“大同”关联的“大道”误为“至道”,这就导致礼的克服与大同的回归,被误认为《礼运》的归趣,从而与《礼运》的整体思想结构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基于《礼运》文本的整体思想脉络,可知“大同”乃是原初秩序经验,而对此原初秩序经验的理解不能离开“大道之行”与“大道之隐”的张力性结构。然而,这一张力性结构在以往的《礼运》研究与“大同”探究中,似乎始终处在被遗忘的状态。

《周易》与中国文化的诗性轴心

《周易》与《易》道的诗性,关乎中国文化的整体性,而不是把卦、爻辞当作诗歌和诗句来解释那么简单。《周易》建立起了一个文化实践模型,它的主体不是一种外在的概念化、形而上学的表述,而是通过"以有为有"的方式进行一种内部的、模型化演示,彰显了一种以《周易》本身的意义—价值机制及其象数、义理系统为组织形式与表现形态诗性文化体系。《易》道就是这种诗性文化体系自身的形上之道,诗性因而就是处于差异化与丰富性中的、不断被肯定和尊崇的经验状态:"以有为有"保障了存在意义、价值的内在完满和完整,而《易》道的价值实质和价值指标则是"自然的自然之道",因而《易》道的诗性机制,就具体现为"自然"的经验秩序,以及保障"自然"经验的"自然化"秩序的"自然的自然之道"之"逆数"原则。

机会主义、土地产权、合法权威与农村“界畔纠纷”——制度经济学与法律社会学视角的精练解释

在我国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土地征用所致的农村土地价值显性化激发了农民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而农村土地承包权划分不清和农村"合法权威"的缺位则使得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难以有效约束农民的机会主义行为。在机会主义行为盛行之下,村民间为争夺土地附加价值而产生的"界畔纠纷"有其必然性。应继续做好农村土地的确权工作,建立划分明确、易于执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并通过建立惩罚和约束农民机会主义行为的法律法规、树立政府管理部门的廉政形象以及提高农村居民的法律文化素质,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规则在农民内心进行内化,实现法律秩序的经验效力,树立农村社会"权威",才能有效控制当前我国农村的"界畔纠纷"。

文化生产视野下的高考与现代性际遇——以保罗·威利斯《在中国寻觅现代性踪迹》为中心的考察

在新著《在中国寻觅现代性踪迹》中,保罗·威利斯延续文化生产的分析视野,以高考为节点区分了两类底层群体——“闯过独木桥的人”和“不走高考这条路的人”,并据此解析教育与现代性体验的内在连接。两类群体以不同的方式进入城市,生产出迥异的符号秩序和现代性际遇。“闯过独木桥的人”长期受分数定义,形成一种深层焦虑,所要付出的代价是“迟到的现代性”。而“不走高考这条路的人”尽管承受学业失败的痛苦,却也得以自主地体验现代性。但中国人现代性际遇的现实图景要比两类群体的区分更加复杂,性别、民族以及“个体化转型”在中国人现代性体验中的位置尚未得到充分关照。中国人的现代性际遇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之旅,也是跨越不同经验秩序边界的收获、代价与风险并存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