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正义与教育公平:一种社会学的探索

无论从分配正义抑或承认正义来解释中国教育不公平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都将其归因于不合理制度造成的后果。基于中国的社会现实来看,教育不公平主要根源于社会变迁造成的结构性紧张而非某种制度性原因。由此,化解教育不公平的出路就在于构建一种结构正义的教育公平。

康有为社会结构正义论

康有为对社会结构正义作了深刻而丰富的阐述。他对社会结构正义的追求,使得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封建正统思想的范围,表现出一种鲜明的现代色彩。探讨康有为社会结构正义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中国也不无现实的借鉴意义。

化解社会心态问题的出路在于结构正义

成伯清撰文《心态秩序危机与结构正义：一种社会学的探索》指出，当前社会心态危机产生的直接根源在于基本共识、集体情感及道义调节的缺失，但更为深层的缘由，则是终极现实塌陷和社会结构紧张。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从结构的视角解释社会心态现象，那么解决社会心态问题的出路，也应从结构的角度来寻找。事实上，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或者其他类似的终结，均已宣告价值体系之争的结束。

心态秩序危机与结构正义:一种社会学的探索

目前社会心态正成为各界关注的问题。学界也从多种视角对之展开研究,但在基本概念上还是失之含糊。通过拈出意义与情感的维度,我们可以从总体上对社会心态予以诊断,特别是对"心态秩序危机"展开分析。危机产生的直接根源在于基本共识、集体情感及道义调节的缺失,但更为深层的缘由,则是终极现实塌陷和社会结构紧张。化解社会心态问题的出路,还在结构正义,即各类资源分配的正义和利益冲突解决的正义。而在此基础上,社会学应当如何研究一般的精神世界仍然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

全球气候责任与结构性非正义

从严格道德责任概念看,将人为的气候变化简单地归咎为个人责任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它无法满足严格道德责任所要求的主体明确、主观故意和因果关系的三个基本要件。然而如果将气候责任视为集体责任又会面临集体意愿不明确和责任不对等问题。如果能够以更加宏观的视角看待气候责任,不难发现个人行为只是基于他们各自社会背景的行动,气候变化也只是社会正常运转的结果,虽然也与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相关,但并非全部,而是更多地体现在社会结构化特征方面。当今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结构性非正义,如果从这个视角来审视气候责任,这必然要求我们不仅仅是对可以追溯到个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承担责任,而且还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对导致气候变化的结构性非正义负责。

分配正义的两种理论：结果正义和程序正义

本文从公正、公平、平等、正当、合法诸辞源意义上使用“正义”的概念。 分配的结果正义由事物的因果关系决定,它主要是一种内容正义、道德正义、特殊正义和具体正义,它的着眼点在于社会利益或价值(权力、权利、财富、地位、荣誉、责任等)在一定范围之内由谁来分、分给谁和分多少的问题。因为每个社会不同的阶层、集团有不同的利益要求和主张,故而在利益分配的完成状态上难以达到公认的最佳。纯粹追求分配的结果正义,往往导致先要在社会成员内部寻求一个特殊的、超越所有利益之上的力量来主持分配,其他社会成员则把自己的分配决定权转让给这个超然的力量,分配的最终状态是否令人满意就取决于这个超然力量的道德能力。而事实证明超然于所有利益之上的力量——人或机构——从来不存在。

论康有为的社会正义思想

康有为对社会正义做了深刻而丰富的阐述。他对社会正义的追求,使得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封建正统思想的范围,表现出一种鲜明的现代色彩。探讨康有为社会正义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中国也不无现实的借鉴意义。本文尝试从康有为的“社会结构正义观”、“经济正义观”和“政治正义观”三个方面对其社会正义思想做一粗线条的勾勒和描述。

我们所需要的是何种正义?——I.M.扬的政治哲学探究

作为曾活跃于"后罗尔斯时代"的著名学者和活动家,I.M.扬的政治哲学始终围绕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如何应对多元时代的正义挑战。在对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多元文化论等资源的批判与借鉴中,其正义理论经历了从阶级的去中心化到经济正义的去中心化,从身份政治的去中心化到民族国家框架的超越。于批判反思中,其政治哲学的理论焦点始终投射到对现代社会结构性不正义的揭示和论证以及对规范的正义概念的探求和表述上,尤其是对不利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关切始终贯穿于其整个正义理论的批判、建构与设计之中。

从全球正义的视角看亚投行

世界经济格局在发生新的变化,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对全球增长的贡献占比越来越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所占的份额比重却偏低,因而投票权和话语权也偏低,全球金融秩序呈现出一种结构上的非正义。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道德批判分为两类:基于后果的批判包括对贷款的条件性和国际债务的批判;基于过程的批判则指向决策过程中民主的缺乏。纠正它们的道德错误有三种方式:废除、改革或超越。在废除与改革都不畅通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开始寻求超越,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方面做出的尝试和努力。作为多边金融格局中的一种新力量,亚投行有助于构建全球正义体系。

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四个基本问题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人们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深入研究提出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要求。理论的进一步展开,需要"破解"四个基本问题。其一,马克思有无独立的正义理论,只有确认马克思有独立的正义理论,研究才有展开的可能性。其二,马克思正义观有无独特的理论结构,这一问题规定了我们走进马克思正义理论的特定路径,并指引我们深入到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内部。其三,马克思正义观有无独特的理论视角,只有回答了这一问题,我们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正义观特殊的思想性质。其四,马克思正义理论的伦理特质,只有厘清了这一问题,才能进一步阐明马克思正义理论的社会功能。

体制正义论

体制是指社会的各种制度性安排。体制由于其稳定性、综合性、基础性和价值性等特性而构成正义之基石。体制的功能性正义,是指要使体制体现出正义所蕴涵的基本价值目标;体制的结构性正义,是指体制本身具有良好的结构,为功能性正义的实现和发展提供了结构性的保障。体制正义是功能性正义和结构性正义的统一。

全球气候责任:个人的,还是结构的

仅从个人道德标准审视全球气候责任往往会引起道德冲突,因为个人排放与气候变化之间在空间上是隔离的,在时间上是滞后的,并且两者之间无法形成直接的因果关系。结构主义认为气候变化是人类集体行动的产物,而非仅仅个人行为的结果。每个人处于社会结构的不同节点,他们的责任也是不同的。之所以强调社会结构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因为在气候责任研究中,人们长期忽视社会结构的存在,忽视非正义的社会结构是个人行为的基础。事实上,全球气候责任既是个人的,也是结构的,并且两者具有相容性。虽然社会结构相对固化,非个人意志能够改变,但通过“激进的希望”构建环境共同体,人类完全有能力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私人所有权与社会结构不正义——以“林木盗窃法问题”为例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所遭遇的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并不能简单归结为缺少政治经济学知识,因为这些难事即使借助当时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也不可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答。以"林木盗窃法问题"为例,在不触动现代社会所建立于其上的私人所有权的前提下,马克思事实上不可能为自己当时主要基于道德直觉的立场辩护。只有在洞悉普遍贫困在现代社会的结构性根源及其所包含的结构不正义,并转向对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的基础性批判之后,这些难事才有可能得到一个根本的解答。

作为正义之主题的结构

结构性不正义是一种道德过失,它区别于由国家政策或个体行动者所导致的错误行为。结构性不正义存在于各种社会过程中,它使许多人用于发展和运用其能力的手段受到系统性的支配或剥夺的威胁,并使其他人得以实施支配,或拥有更广泛的机会发展和运用他们所具备的能力。社会结构表面看来似乎是客观的、既定的和具有约束性的,它并非通过某些个体控制他人这一直接强制的形式来实施约束,而是以阻碍他人发展潜能的方式更加间接地、累积性地实施约束。人们的首要责任并非促进实现正义的制度,而是促进实现正义的结果。只有当人们关注正义时,才有希望通过变革结构来消除当前的不正义。

大数据时代数据正义的法律构建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数据正义愈来愈成为国内与国际层面的迫切要求。传统的数据分配正义范式作为应对数据控制者与数据主体利益失衡的首选方案,其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动摇了平等分配的理论根基。在数据分配正义范式下,实践中存在的不正义问题难以从理论层面寻求有效解决方案,数据控制者与数据主体之间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这成为该范式难以克服的现实瓶颈。数据分配正义范式之所以面临从理论到实践的双重掣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忽视了社会结构与制度语境的重要性。数据利益的分配受到数字资本结构、权力结构以及全球正义结构的三重制约,这从结构根源上导致了数据主体在数据利益分配过程中的劣势地位。消除数据不正义不能仅仅依靠再分配,数据正义的基础应当是结构数据正义,需要运用法律手段从源头上遏制不公正的社会结构。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营商环境内涵变迁及法治保障

营商环境内涵变迁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权力-权利”二元结构在经济领域更迭与异化的集中展示。通过要素分析并以法治化途径对营商环境进行有效规制,是应对根本矛盾变化、回应人民群众需求以及实现经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举措。现代化场域下,营商环境的具体内涵已经在价值厘定、主体形态和场域更迭方面发生根本性转变,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带来了新挑战,“权力-权利”二元结构的失稳凸显了要素发展的不均衡,进一步加剧了政经关系空间发展的非正义性。需要通过多元路径实现“规制权力-保障权利”的结构正义,应设置操作条款与责任条款促进硬法与软法同步建设,通过“主动监督和被动监管”双轨体系构建,为营商环境体制机制的完善提供法治保障。

超越个体责任的政治责任——论艾利斯·扬的社会联结责任模式

艾利斯·扬是美国社会批判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她在理论上有多方面的贡献。早年她致力于对社会结构非正义的诊断和批判,晚年致力于对"政治责任"概念的阐发。阿伦特已经意识到,西方实践哲学的道德和法律责任概念基本上都是以个体行为为基础的,无法澄清和解释集体参与的错误行为所带来的罪责。受阿伦特对罪责与责任概念之间区分的启发,艾利斯·扬提出一种社会联结的责任模式。与法律责任或道德责任局限于个体行为不同,作为一种前瞻性的共享责任,政治责任针对的是社会成员广泛参与的、并与社会、经济和政治过程相联系的结构性非正义现象。社会正义是复杂的和艰难的人类事业,我们需要用不同的责任概念来面对不同的非正义,在这里,政治责任意识的启蒙和强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论艾利斯·扬对“政治责任”概念的建构

差异政治理论的主将艾利斯·扬后期转向政治责任研究领域。通过对个体责任的政策话语以及运气平均主义理论的批判，在汉娜·阿伦特的政治责任概念的启发下，扬基于社会关系本体论提出了认识和解决个人应对结构性不正义承担什么责任这一问题的社会连接责任模式。通过包容性的沟通型民主，她构建了将全球资本主义宏观政治与日常生活微观政治联系起来的分析框架，深化了对晚期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

论当代美国左翼艾利斯·扬的贫困责任观

艾利斯·扬从责任的视角提出了原创性的贫困责任的社会连接模式。她认为贫困产生于结构性原因;贫困责任是一种政治责任,责任主体是参与造成贫困的社会进程的所有人;反贫困在于各责任主体共担责任,积极主动参与民主过程,构建包容性的民主以及全球民主。由此,在批判理论转向政治伦理话语体系的背景下,她将贫困理论由权利领域延伸到政治责任领域,试图构建一种贫困责任共担的解放政治学,在深化了贫困理论的同时,也为反贫困提供了有益的思考方向。

China＇s Trade Slowdown： Cyclical or Structural？

This paper analyzes whether the slowdown of China＇s trade in 2012-2015 was cyclical or structural, and further discusses the effects of structural factors, including trade structure,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global value chain participation, Using the national panel data from 2000 to 2015, based on the error correction model and import-intensity- adjusted demand model,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slowdown of China＇s trade growth in 2012-2015 was mainly a result of cyclical factors. Using 2000-2015 industry- level data, we also find that the structure of trade goods had an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import slowdown but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export slowdown. Trade protectionism had an adverse effect on the trade growth slowdow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participation marginally contributed to the slowdown in trade growth. Therefore, the impacts of structural factors on trade growth slowdown cannot be ignored, and related policies should receive greater attention from policy-mak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