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产业份额提升是结构红利还是成本病

经济"新常态"下,结构与速度的关系引发广泛关注。本文尝试回答以下"结构—速度"命题:第三产业份额提升究竟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结构红利,还是降低增长速度的"成本病"?具体而言,本文利用既有的"偏离份额法"公式,将经济增长速度分解为"产业内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迁"和"生产要素扩张"三部分,将经济总体划分为第一、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用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标量化经济增长速度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分析第三产业份额提升对增长速度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三产业份额提升对增长速度的影响,分别在1994年和2001年经历了从结构红利向成本病的转变。结构红利和鲍莫尔成本病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假说并不矛盾,传统研究得出的"矛盾"结论是统计和核算口径不一致造成的。就第三产业的份额而言,至少在2001年之后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之间已经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将结构调整与增速放缓相联系的观点,在经济"新常态"下具有理论合理性和现实必然性。

劳动力流动、资本转移和生产率增长——对中国工业“结构红利假说”的实证检验

要素流动是影响生产率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两者的关系反映在“结构红利假说”中:当投入要素从低生产率或者低生产率增长的部门向高生产率或高生产率增长部门流动时,会促进总生产率增长。本文使用常用的和扩展的shift-share方法实证检验了1998—2004年期间中国省际工业间的劳动力流动和资本转移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发现劳动力流动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资本转移对生产率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考虑Verdoorn效应后,劳动力和资本转移对中国工业TFP增长的总贡献较小,即结构红利假说并不显著;中国工业生产率增长的绝大部分原因还是内部增长效应。因此,更合理的配置省际工业间的生产要素显得很有必要。

产业结构调整、能源要素流动与能源生产率增长——基于结构红利假说的实证分析

本文依据2000—2009年全国数据研究发现,能源生产率的变化呈现三阶段特征,运用结构红利假说理论及shift-share方法分析结果表明:(1)能源生产率增长主要来自于内部增长效应,尤其是第三、二产业,而第三产业主要来自于金融和房地产业,第二产业主要来自于工业;(2)2002—2009年的两个时段存在结构负利是能源要素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三产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所致,且产业层面结构效应的负作用逐渐增强;(3)产业内部能源要素的合理流动有助于各产业能源生产率增长;(4)当第一产业能源消费比重达到合理水平并不再下降,能源要素从第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时,合理的结构红利就会呈现。

县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存在结构红利吗?——基于中国1869个县域的面板数据分析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中国县域经济增长的源泉,而产业结构调整是县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可能路径。本文基于中国1869个县域的数据,采用Meta-Malmquist指数法测度县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并运用空间SARAR模型分析产业结构升级对县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对县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大于技术效率对县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县域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提高抑制了县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高能够促进县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结构红利和改革红利: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探究

结构红利和改革红利的充分释放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保证,目前的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是由于这两个红利的不充分释放导致的。我国正处于新旧更替的交界点处,一方面新的结构和制度红利并未完全释放;另一方面旧的制度和人口红利已经渐渐消失,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率下滑。一旦越过这个交界点,中国将进入经济发展新时期,即实现"质"的飞跃。当前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体制机制改革具有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驱动经济发展的作用。结构调整包括由市场和政府引致的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通过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方式驱动经济发展;改革包括制度的废除和建立,并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驱动经济发展。如果结构红利和改革红利能够充分释放,中国经济的运行效率和质量将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发展,这就是中国经济的潜力所在。对此,应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保证经济平稳过渡到新的发展阶段。

区域生产率增长的源泉及其特征——基于结构红利假说的实证检验

运用调整后的偏离-份额法,将我国31个地区1978-2008年的劳动生产率分解为内部增长效应和反映结构变迁的转移效应。结果发现,结构变迁促进了各地区生产率的增长,而且随着时间推移,结构红利日趋明显,即劳动力自由流动限制的减少促进了结构效应。此外,结构效应对各地区的贡献强弱不尽相同。

中国农业发展存在“结构红利”吗?

要素的有效配置对产业发展至关重要。在经典钱纳里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人力资本,基于扩展的理论范式首次研究了我国2001-2012年要素再配置效应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现阶段我国农业较快增长主要源自要素尤其是资本的驱动,传统的要素密集型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依然明显,要素再配置的"结构红利"极为微弱。资源在农业各部门间的错配导致了要素再配置效应的低下,而造成我国农业生产中资源错配的本质原因在于地区及部门间的垄断保护等扭曲性的制度安排。提高要素再配置效应,释放"结构红利",关键在于不断突破阻碍要素自由合理流动的制度藩篱,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城镇化背景下经济增长中的结构红利及空间溢出效应

城市经济是实现中国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重要的推动力量。根据产业结构理论,结构红利及其空间溢出效应是城市经济在新常态背景下可持续增长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推动力。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并利用2001~2014年中国285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城镇化背景下经济增长中的结构红利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在城镇化背景下,产业结构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且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通过更换量化指标、更换空间权重矩阵、细分样本区域及更换空间计量模型后,发现该结论仍然稳健。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四点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投资存在结构红利现象吗?——基于偏离份额法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偏离份额法对工业投资的"结构红利假说"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1)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率主要来源于产业或各省份工业的内部增长效应,结构变迁效应并不显著,结构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只是阶段性现象。(2)从三大产业视角来看,1979—2015年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率的主要来源是产业内部增长效应;静态效应对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负值居多,说明结构红利现象不明显,但2011年以来连续呈现结构红利现象;动态效应在整个时间段内正值居多;在三大产业中,第二产业对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最大。(3)从分省视角来看,1994—2015年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率的主要来源是各省份工业的内部增长效应;静态效应对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负值居多,22年时间里只有6年出现结构红利现象;这一时期动态效应对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正值居多。

中国结构红利的空间格局及其大国雁阵模式

产业结构演进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变动是中国经济增长出现"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的重要原因,而结构红利则是产业结构演进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影响效应的直接体现。本文考察了中国整体及分省结构红利在演变趋势上的形态特征,探究了结构红利与"结构性加速"和"结构性减速"的内在联系,并从地区异质性的视角出发,揭示了结构红利的空间分布规律,进而将结构红利的时间演变趋势与空间分布规律相结合,探索了中国四大板块的结构红利在产业结构变迁中形成的大国"雁阵"模式及其演变特征。本文的研究为缓解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减速"冲击以及实现稳增长、调结构的经济发展目标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证支持。

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源泉及其特征——基于“结构红利假说”的实证检验

采用shift-share方法,将中国制造业1985-2005年间的劳动生产率分解为内部增长效应、静态转移效应和动态转移效应,结果发现,结构变动并没有显著促进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即"结构红利假说"现象并不显著存在。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内部增长效应,电子通讯、交通运输、化学原料和电气机械等重工业行业对其增长贡献最大。

要素流动与生产率增长研究——对新疆兵团“结构红利假说”的实证检验

采用动态SSM实证分析1990-2011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三次产业间要素流动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检验三次产业间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是否具有"结构红利"现象。结果表明:劳动力从第一产业流向二、三产业,促进了生产率的增长,但这种效应不明显,即劳动力产业间的流动具有微弱的"结构红利"现象;资本更多地流向二、三产业,抑制了整个资本生产率的增长,即资本产业间的流动具有"结构负利"现象;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流动的结构效应贡献较小,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内部增长效应。要素的自由流动对于产业结构效应的发挥至关重要,因此,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的完善,放宽资本的投资限制,是发挥要素流动对生产率增长促进作用的最好方式。

要素流动究竟是“结构红利”还是“结构负利”?

基于市场分割和要素错配导致的中国要素配置低效率,选用Super-SBM模型测度中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构建动态空间面板自回归模型研究要素流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探究要素流动究竟是"结构红利"还是"结构负利"?检验"结构红利假说"在中国的存在性。研究结果显示: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流动释放"结构红利",技术流动则呈现为"结构负利"。综上,提出推动市场化改革、打破行政性的市场分制,积极建立创新的软环境,注重人力资本的投资,推动信息化社会和智能制造建设等对策建议。

人口红利、结构红利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

通过利用2000~2016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从人均产出出发,以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构建模型,采用系统的GMM方法实证人口红利、结构红利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实证结果显示:从直接效应来看,人口红利、结构红利直接促进中国省域经济增长且人口红利效应更大;在区域内部,上升的老年抚养负担会侵蚀少儿抚养负担下降带来的人口红利效应表现为对中部和西部地区显著,东部地区不显著;而结构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表现为东、中、西依次递减趋势。从间接效应来看,少儿抚养比下降、老年抚养比上升、农业就业结构转移均对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对经济増长形成显著的正效应。少儿抚养比下降可以促进人力资本投入增加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是东部>中部>西部;老年抚养比上升可以通过促进人力资本投入增加对经济增长影响是东部>西部>中部;农业就业结构转移会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对经济增长影响是中部>西部>东部。

农业部门内的结构红利:基于增长和波动效应的研究

笔者把农业部门内种植业、畜牧业和渔业的生产结构变迁分解为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方面,构建了关于新时期我国农业结构调整与农业增长和农业生产周期的模型,并对我国农业"结构红利"的存在做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快"增长效应方面,不管是农业部门内部的短期调整还是农业生产外延的长期扩张,均有利于农业增长潜力的释放;而在"稳"增长方面,农业结构的扭曲程度越高越不利于形成对农产品市场的平稳预期,如果不对农业结构扭曲做深度的调整,有理由预期未来我国农产品市场的周期震荡仍将持续甚至加剧;而农业结构的高级化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稳定,这主要是由于高级化的过程内生于农产品市场的日益成熟和法律法规的完善,农业结构高级化的本质就是以市场来抗衡市场。因此,政府在制定农业发展战略时,应在强调农业各部门结构合理化的同时,推进农业结构的高级化,充分发挥农业结构红利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作用。

产业结构变迁对西安市经济波动的影响:基于结构红利假说的实证分析

产业结构变动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产业结构合理化会对经济波动产生重要影响。经济波动和产业结构变动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经济波动会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而产业结构的变动,使得经济在波动中实现增长。本文利用1978-2012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实证检验了西安市产业结构对经济波动的贡献,并提出了西安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策略。

劳动力流动的“新结构红利”假说存在与否?——基于人力资本的门槛回归

在中国经济绿色转型和要素配置低效率的背景下,对结构红利假说赋予绿色的含义,选用Super-SBM模型测算中国省际绿色经济效率的同时,研究在不同人力资本水平上,劳动力流动的"新结构红利"假说的存在性和差异性。结果显示:当区域人力资本处于低等水平时,劳动力流动产生"新结构负利";当区域人力资本处于中等水平时,劳动力流动产生"新结构红利";当区域人力资本处于高等水平时,劳动力流动又产生"新结构负利"。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程度最高,劳动力的跨产业流动的"新结构红利"最小。各省市突出自身比较优势,注重人力资本的投资,坚持市场化改革,推动就业结构改善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良性互动,倡导和营造一个创新的软环境,能够有效提高中国绿色经济效率。

中国工业结构变化与技术进步率增长研究——对中国1985-2009年工业“结构红利假说”的检验

要素流动推动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且影响着技术进步水平的增长。在估计37个行业的技术进步与资本存量的基础上,本文利用偏离-份额法分析了工业结构变化的技术进步率增长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各行业之间的技术进步率在不断改善,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较明显倾向于第二、三类产业;资本要素对技术进步率增长的贡献主要来源于内部增长效应;劳动力变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较大,但是主要依靠内部增长效应来促进技术进步率的增长,其中劳动力的流动对第三类产业具有显著的"结构红利"。

陕西省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基于结构红利假说的实证分析

产业结构变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特征之一,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资源再配置效应实现的。本文利用1978年到2012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实证检验了陕西省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提出了陕西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策略。

江苏省经济增长中存在结构红利还是成本病?——基于2000-2013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使用修正的偏离—份额法和全要素生产率分解法对2000-2013年江苏省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进行了分解和分析,结果表明:随着产业结构的逐步调整,江苏省经济增长中的结构红利效应逐年减小,而技术进步效应逐年增大并占主导地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逐期递增并超过资本要素增长的贡献,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中,结构变迁效应逐渐让位于技术进步效应。研究得到如下启示:经济发展中的结构红利效应与成本病效应可能会同时存在,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调结构"与"稳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