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政府部门的依法行政能力研究——基于“结构—行动”视角的实证分析

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影响国家法治政府建设的整体进程。本研究基于政府组织层面,以“结构—行动”为理论视角,借助中国东部S县和西部D县政府部门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影响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县级政府部门依法行政能力体现为依法决策、依法执行、依法监督、绩效等能力要素;组织目标、组织资源、团队合作、政府回应等因素,对县级政府部门依法行政能力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法治文化和工作懈怠等因素的影响力不显著。因此,提高依法行政的目标清晰度,加强财政支持和执法队伍建设,推进跨部门协作,提升基层政府回应性,重视县域治理的非正式机制,对县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的体制机制创新——基于“结构-功能-行动”的分析框架

一个好的教育评价体系能够把准教育发展的方向,为教育强国提供发展动力。以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及其AGIL社会行动结构模型为框架,分析认为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体制机制创新的整体结构应当包括坚持党对教育工作评价领导的全面性、系统性和整体性。在评价过程中,党委和政府应当充分发挥评价的适应功能、目标实现功能、整合功能和潜在模式维持功能。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的体制机制创新应从把握正确方向、厘清科学性质、整合数据资源、回归本体功能等方面形成合力,营造引领教育改革发展方向的良好生态。

“行动者——结构”互构视角下新时代老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的结构模型探究

数字素养是未来老年教育教师胜任数字化教学所必备的关键素养。基于“行动者—结构”互构理论,对老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进行内涵解读,并通过比较和分析国内外教师数字素养结构的研究成果,从意识与态度、知识与技能、伦理与道德三个层面对老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结构模型进行构建,该结构模型包含数字意识、数字认同、数字教育、数字技术、数字社会、数字伦理和数字规范七个模块。新时代老年教育教师数字素养结构模型的构建,可为老年教育教师相关政策制度和标准体系的制定、数字化教师培养体系的更新、数字技术支持下的教师管理模式的完善,以及教师自身数字素养与能力的提升提供指导。

结构、权力与行动:乡村数字治理形式主义的生成与纾解

数字技术的嵌入在改变乡村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形塑新的治理格局。技术赋能背景下,数字治理在解构乡村单向度治理结构、消解信息传播局限性和推进城乡资源要素流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乡村数字治理实践中存在的形式主义问题成为掣肘数字乡村建设的主要障碍,不仅导致乡村政治文化生态出现问题,还引发基层政府公信力的减损和乡村治理资源的浪费。基于“结构—权力—行动”三维分析框架,文章认为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体系的偏离,地方行政吸纳与基础性权力的扩张,价值理性与主体行为的结构性张力构成了形式主义产生的内在逻辑。基于此,从结构调适、权力下沉和认知重构三方面提出形式主义的纾解路径,以期推进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提升和乡村数字生态系统的优化。

“观念—结构—行动”:县域治理有效转型的实践逻辑及可行经验

县域安全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守住安全稳定底线的主阵地。以SF县打击诈骗重塑价值观、实现脱贫重回“耕读之乡”的过程为分析对象,探究针对“长期地域毒瘤”的有效治理模式。本研究从修正模型“观念—结构—行动”入手,通过深入SF县实地,立足地区特有资源禀赋,分析欠发达地区县域治理转型的困境所在和善治的成功经验。对有效实现县域治理转型、密切县域善治转型和党性治理有机联结、推动县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具有指向性的理论启发,并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

“行动-媒介-结构”:一种媒介社会学分析路径的可能性

Web3.0以降媒介深度嵌入社会生活全领域的现实,促逼学界对媒介社会的研究进路进行重新思考。将媒介社会学界定为于行动与结构互动框架下,考察媒介在社会生活各层面发挥作用的机制与影响的一门交叉学科,在此定位基础上,回顾媒介社会学国内外学术史的演进和典型研究路径特征,主张从“行动-媒介-结构”视角全面建构和重新梳理媒介社会学的议题、理论、方法,并对这一路径的适当性、可行性及与当下涌现的其他路径的关系进行分析思考。

从村级自治到多元共治:乡村纠纷调解的逻辑转向及其优化——基于“结构—行动”视角的分析

乡村纠纷调解是一种基于结构与行动的交织过程,表征为乡村社会结构下解纷行动者的策略选择逻辑。乡村纠纷调解遵循村庄内生力量主导下的自治进路这一传统逻辑,形成了与乡土社会小农经济生计模式、家族宗法制度、儒家思想和合观相适应的解纷机制。随着乡土社会结构的转型,村级自治型调解的动力、能力和效能渐趋弱化,乡村纠纷调解需要实现从村级自治型向多元共治型的逻辑转换。多元共治型调解模式通过村级调解组织的能动性治理,创设居于乡镇与村组之间的片区调解单元,促使差异化调解行动者的资源制度化,从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为发挥多元共治型调解的治理优势,需要立足乡村社会结构转型现实,坚持基层党组织对纠纷调解的领导地位,优化片区调解单元,厘定调解行动者权责结构,激活传统与现代调解资源,以适应乡土社会的发展变化。

结构与行动互构下公私合作治理的运作逻辑——以农转居社区物业混改为例

运用结构与行动互构的理论范式,以苏州工业园区物业混改为例研究发现:一方面农转居社区物业管理的既有结构不仅充当了约束性条件,同时又是孕育和促发物业改革行动的能动性条件,即“结构—行动”的实现过程;另一方面,物业混改中公私合作治理遵循了“结构优化—目标明晰—认知内化—赋权执责”的过程,行动的结果实现了对物业管理治理结构的重构,提升了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能力,即“行动—新结构”的实现过程。由此,治理结构与行动互为中介和结果,在结构向新结构转化的过程中,行动起到了关键的中介与效能转换器的作用,从而为公私合作治理的行动路径与效能生成提供了学理性解释。

“创熟”:激活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有效模式——“结构—行动”框架下F市T社区的实践分析

“创熟”的实质与核心就是通过激活和整合社区治理的各项存量资源和要素,实现社区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创熟”工作有效实施的背后在于遵循了一条可适的“治理共同体”逻辑链条,即“情感—利益—组织—命运”框架,该框架有效打通了“结构与行动”及“资源结构与规则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以情感、利益、组织、命运等社区资源结构为逻辑主线,以情感沟通培育、利益矛盾化解、主体合作共治、思想文化塑造等行动策略及其相应的情感联结、利益协作、组织保障、文化引领等结构化机制为内容体系的社区治理共同体“一体两翼”模式。

社会行动理论下农村养老秩序的形塑机制与路径选择

当前,农村养老秩序在实践中不断被重塑和调整。根据社会行动理论的核心要义,构建结构-行动-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以系统考察中国语境下农村养老秩序的形塑机制,可以发现,农村养老秩序为一个系统,社会变迁、制度权威、农村社会生态和家庭场域的结构限制导致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和老年人在获得养老资源方面有限;家庭行动者会在生产再生产和互动过程中做出符合既定资源条件且能满足家庭整体偏好的适应性行为,以进行养老资源的灵活有效配置;农村养老情境中的某些限制要素在家庭成员的能动作用和社会互动过程中不断得到调整和修正,使得养老秩序得以再生产出来。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养老-互助养老-家庭养老”的综合支持体系,从而重构农村养老秩序。

“双减”政策落地的结构化困境与破解

“双减”政策正式发布已两年有余,国内开始更多地就该政策的落实落地情况开展大样本调查,但数据分析整体上还偏重于呈现表象问题。本研究尝试从经典的“结构-行动”理论出发,进一步深挖“双减”政策落地中的结构化困境。研究首先从政策本身出发,然后基于11个大样本调查,分别从顶层设计和实践两个层面分析当前凸显出的新问题、新怪象背后的深层次问题。研究发现:地方教育部门面临着上级政府部门自身实际操作偏离政策设定初心的问题;学校管理者和教师肩负着“既要、又要、还要”的多重期望;家长面临着“表面利好,实际难以做到”的困境。研究建议:在顶层设计层面,首先要从“双减”政策的根本意图出发,用中长期的工作目标与推进机制引领地方政府、教育部门和学校的行动;在实践层面,应着重于合力纾解家长的教育焦虑。

“结构与行动”视角下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治理策略——以广东省N区的社区换届选举为例

流动性社会的到来把社会融合问题提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在我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与当下的社会结构密切关联——社会结构影响着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形态。然而,流动性社会推进了流动人口的行动特质,为社会融合提供了新的要素和内容。本文从“结构与行动”交互作用的视角出发,以流动人口参与流入地社区换届选举为案例,提出了流动人口身体在场行动、情感在场行动以及精神/意志在场行动对流入地的结构性作用,研究发现,这三类行动类型推动着流入地的空间治理策略、弹性治理策略和流动性治理策略。流入地的治理策略作为拉力,不断吸引着流动人口参与到社会治理中。“结构与行动”交互作用下,流动人口与流入地居民之间的融合呈现前所未有的和谐。

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结构-行动”的视角

40年来改革开放推动的社会转型为社会工作的兴起提供了社会、政治、行政和管理层面的发展空间。在这个特定的结构转型时期,社会工作者为了推动社会政策的改变和社会服务体系的建设而开展的积极的、集体性的、建构性的专业实践,可以称之为"社会工作行动"。尽管这样的行动是有限度的,但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需要确立一个结构目标——建立有力的社会,社会有力意味着活力、平衡和团结。这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时代背景下理解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结构-行动"视角,其理论意义超越了"嵌入"视角。

差序礼义:农民环境抗争行动的结构分析及乡土意义解读——沙岗村个案研究

现有关于环境抗争的研究,更偏重于环境抗争行动所处的外部社会环境以及环境抗争的策略、组织等外显特征,对环境抗争行动者遭遇污染后如何在其规范体系中做出反应、形成策略的内在结构涉及较少。基于沙岗村案例中村民环境抗争行动的结构分析,发现村民们在以"差序礼义"为特征的规范体系内行动:无论是与污染企业主的对抗,还是通过上访与政府发生互动,村民们做出行动决定时,首先都以其自身与企业主、政府的差序性关系定位为基础,行动策略的决定依据于其规范体系中特定关系所对应的礼义规范。村民环境抗争行动具有其独特的乡土意义。脱离村民经验世界中的规范体系理解村民抗争行动的意义,会造成对村民行动的误解、偏见,不利于环境纠纷的解决。

“行动者/结构”视野下的农民合作

农民合作既是一个经验性社会现象,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引入“行动者/结构”分析框架,将对农民合作问题的探讨置于新中国的治水实践中,通过在宏观结构中确定农民行动的方式来理解农民合作的机理。

教育社会学“结构与行动”关系嬗变及启示

"结构与行动"是社会学经典的二元对立难题,教育社会学发展过程也存在"结构与行动"维度的分歧。从教育社会学的发展历史来看,结构功能论、冲突论和解释论、批判教育学分别呈现出"强结构-弱行动"倾向和"强行动-弱结构"倾向,表现为教育社会学发展过程中"结构与行动"维度的理论分歧。随着学科的发展和教育问题的日益复杂,融合"结构与行动"的研究取向应受到重视。

多维贫困“行动—结构”分析框架的建构——基于可持续生计、脆弱性、社会排斥三种分析框架的融合

多维贫困研究的三种基本分析框架未能实现贫困研究结构主义范式与个体主义范式的有效融合,对结构性致贫因素与个体性致贫因素内在相互建构机理解析不充分。以生计资本转换(交换行动)为切入点,依据行动与结构的"嵌入性"关联来分析区域交换系统对转换的影响,并阐释生计风险、国家制度如何影响转换,能够融合三种分析框架的核心观点。建立多维贫困"行动—结构"分析框架的意义在于:通过生计资本转换获得生计资本福利是生计可持续的内在动力;交换行动嵌入于区域交换系统受到交换属性制约;生计资本转换能力是生计风险应对能力的内核;生计资本转换的路径依赖维系了社会分层并导致社会排斥,国家制度的公平正义性对于维持社会排斥或促进社会融合具有关键意义。

审核评估背景下的院校自我评估:“结构—行动”视角

社会结构限制了行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行动。在高等教育的急剧转型时代,社会结构变化的实质性滞后与人们的期待形成明显的反差。因此,审核评估背景下的院校自我评估,要保持行动方式与结构变迁之间的协调非常困难,实践上难免产生种种偏差,比如:外部评估、水平评估色彩残留,问题意识缺乏,行动者范围窄化,评估内容指向单一。回归院校自我评估的本真,需要均衡大学内部的权力配置,改变评估事件的启动模式,认真辨别评估过程的主要行动者,正确选择行动策略,合理使用评估结果。

话语体系与行动结构要素选择:国内的农民环境行动研究

学术话语的选用或建构体现着研究者对研究问题的解读视角。从学术话语使用角度考察国内的农民环境行动研究,可以发现国内研究者对农民环境行动的研究范式主要包括3类:农民环境维权范式、环境抗争范式和环境行动或行为范式:部分农民环境维权范式下的研究存在维权这一学术话语使用与经验现象不相契合,使用维权范式"裁剪"现实的问题。从行动各结构要素选择的角度考察国内的农民环境行动研究,发现已有研究更侧重于讨论农民环境行动所处的外部情景条件和行动手段或策略,针对农民环境行动规范取向的研究不多,针对农民环境行动目标的专门研究尚处于空白状态。解决上述问题,需要研究者发挥学术话语选用和建构的自主性,提升理论自觉,在本土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建构与其相契合的学术话语、解释框架:需要对农民环境行动加大研究力度,对积累相对薄弱的本土农民环境行动的独特规范取向和行动目标给予更多的关注。

基层治理的行动结构与路径选择——以S街道“政经分离”改革为例

从结构功能主义分析图式AGIL来看,"政经分离"改革就是一个结构复杂的社会行动系统。该系统的运行包括资产增值、制度建构、共建共享、价值认同等环节。尤其是,"政经分离"实践本身负载价值,需要形成居民的价值认同,从而使得政策措施合法化。与此同时,当前S街道在"政经分离"治理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资产增值面临压力,制度转换不彻底,共建共享机制不完善,价值认同相对脆弱。因此,需要提升集体经济发展能力,完善基层治理机制,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提升居民的价值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