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责任与结构性非正义

从严格道德责任概念看,将人为的气候变化简单地归咎为个人责任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它无法满足严格道德责任所要求的主体明确、主观故意和因果关系的三个基本要件。然而如果将气候责任视为集体责任又会面临集体意愿不明确和责任不对等问题。如果能够以更加宏观的视角看待气候责任,不难发现个人行为只是基于他们各自社会背景的行动,气候变化也只是社会正常运转的结果,虽然也与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相关,但并非全部,而是更多地体现在社会结构化特征方面。当今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结构性非正义,如果从这个视角来审视气候责任,这必然要求我们不仅仅是对可以追溯到个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承担责任,而且还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对导致气候变化的结构性非正义负责。

从全球正义的视角看亚投行

世界经济格局在发生新的变化,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对全球增长的贡献占比越来越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所占的份额比重却偏低,因而投票权和话语权也偏低,全球金融秩序呈现出一种结构上的非正义。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道德批判分为两类:基于后果的批判包括对贷款的条件性和国际债务的批判;基于过程的批判则指向决策过程中民主的缺乏。纠正它们的道德错误有三种方式:废除、改革或超越。在废除与改革都不畅通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开始寻求超越,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方面做出的尝试和努力。作为多边金融格局中的一种新力量,亚投行有助于构建全球正义体系。

全球气候责任:个人的,还是结构的

仅从个人道德标准审视全球气候责任往往会引起道德冲突,因为个人排放与气候变化之间在空间上是隔离的,在时间上是滞后的,并且两者之间无法形成直接的因果关系。结构主义认为气候变化是人类集体行动的产物,而非仅仅个人行为的结果。每个人处于社会结构的不同节点,他们的责任也是不同的。之所以强调社会结构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因为在气候责任研究中,人们长期忽视社会结构的存在,忽视非正义的社会结构是个人行为的基础。事实上,全球气候责任既是个人的,也是结构的,并且两者具有相容性。虽然社会结构相对固化,非个人意志能够改变,但通过“激进的希望”构建环境共同体,人类完全有能力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超越个体责任的政治责任——论艾利斯·扬的社会联结责任模式

艾利斯·扬是美国社会批判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她在理论上有多方面的贡献。早年她致力于对社会结构非正义的诊断和批判,晚年致力于对"政治责任"概念的阐发。阿伦特已经意识到,西方实践哲学的道德和法律责任概念基本上都是以个体行为为基础的,无法澄清和解释集体参与的错误行为所带来的罪责。受阿伦特对罪责与责任概念之间区分的启发,艾利斯·扬提出一种社会联结的责任模式。与法律责任或道德责任局限于个体行为不同,作为一种前瞻性的共享责任,政治责任针对的是社会成员广泛参与的、并与社会、经济和政治过程相联系的结构性非正义现象。社会正义是复杂的和艰难的人类事业,我们需要用不同的责任概念来面对不同的非正义,在这里,政治责任意识的启蒙和强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论当代美国左翼艾利斯·扬的贫困责任观

艾利斯·扬从责任的视角提出了原创性的贫困责任的社会连接模式。她认为贫困产生于结构性原因;贫困责任是一种政治责任,责任主体是参与造成贫困的社会进程的所有人;反贫困在于各责任主体共担责任,积极主动参与民主过程,构建包容性的民主以及全球民主。由此,在批判理论转向政治伦理话语体系的背景下,她将贫困理论由权利领域延伸到政治责任领域,试图构建一种贫困责任共担的解放政治学,在深化了贫困理论的同时,也为反贫困提供了有益的思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