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差异及其原因研究——结构VAR模型下的实证分析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经济发展日渐不平衡的国家来说更应该重视货币政策区域影响的差异问题。采用2000年4月至2005年12月期间的月度数据,运用结构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通过对中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的货币政策效应的实证研究表明,尽管货币政策对三大经济区域的影响方向相同,但是在影响程度以及滞后期的表现上仍然存在明显差异,区域间的产业结构、企业规模及产值构成等方面的差别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解释。

美国实施抑或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通货膨胀之影响——基于扩展的结构VAR(SVAR)模型估计法

鉴于VAR模型实证分析的局限性,借鉴国际最新研究成本使用结构VAR（SVAR）模型分析美国实施抑或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对1990~2013年间的宏观统计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和脉冲响应分析,认为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短期对中国通货膨胀影响较大,但在长期这种影响会逐步下降并趋于稳定,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可以对中国产出起拉动作用,但从长期来看这种作用较小,外汇储备在短期内受美国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但对利率的影响较小。基于以上结论提出积极进行国际货币协调、扩大国际市场上人民币结算的范围及提高人民币国际地位等政策建议,以削弱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技术创新的动态就业效应:基于结构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1980—2007年的宏观数据,运用结构VAR模型研究了我国技术创新的动态就业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创新与就业增长率呈反向变动的关系,并且在技术创新的初期,就业破坏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在中期,就业创造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在长期,技术创新的就业效应趋近于零。

北京市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总量与消费结构的实证研究——基于VAR模型

本文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对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总量与消费结构进行定量分析。建立了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总量与消费结构的VAR模型，采用北京市1987-2011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定量地描述了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总量与消费结构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并利用方差分解分析各个因素对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总量与消费结构的影响时滞、持续时间和作用强度。研究发现，消费总量的增加能促进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在长期能促使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消费总量的增加能带动消费结构的升级。

油价波动与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石油价格的快速上涨通常被认为是影响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因素。自2002年以来的油价上涨,已经对我国包括物价在内的宏观经济环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基于中国1993-2010年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和SVAR模型等技术,分析了油价波动对中国GDP和通货膨胀率的影响效果,评价了面对油价波动时的货币政策是否有效,以及若有效应采取的货币政策。结果表明:油价上涨1个百分点,会使平均经济产出下降0.26个百分点,而使CPI平均增长0.12个百分点;从短期和长期看,油价的波动对我国的通货膨胀率和GDP都存在着不对称的影响;面对油价的波动,从长期看,央行可以采取适度增发货币量和降低利率的方法来进行宏观调控。

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结构VAR研究

针对现有关于货币政策传导的VAR研究方法不足，本文应用结构VAR模型（sVAR）的框架。利用中国1996—2008年的月度数据，通过方差分解分析探讨信贷与货币渠道在中国货币政策传导中的相对重要性。估计结果显示信贷渠道与货币渠道对货币政策传导同样重要。并揭示结构VAR与简化式VAR两个模型估算结果得出对货币政策传导相当不同结论，研究提出扩展货币政策传导的研究方法，以带出创新的视角及讨论。

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结构式VAR分析

使用结构式VAR模型分析中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识别约束是建立在成对变量的恩格尔-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检验等实证关系基础上,而不是直接来源于经济理论,从产出、价格、短期利率、信贷以及资本价格五个渠道研究了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货币政策的效果主要通过利率渠道反映出来,而产出、价格、信贷以及资本价格等渠道则相对微弱,表明除短期利率之外,货币政策在金融机构内部的传导以及从金融机构到实体经济的传导效果微弱.

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对中国PPI的结构性冲击

基于2007—2015年的样本数据,构建含交互效应的面板结构VAR模型,定量分析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对中国PPI造成的结构性冲击,并考察冲击的非对称性。分析结果表明,国际能源价格冲击对中国PPI的影响沿能源产业链递减明显,国际能源价格冲击对上游能源开采和加工业PPI波动的贡献度达90%以上,对中游化工行业如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PPI波动的贡献度为78%左右,而化学纤维制造业属于能源产业链的末端,国际能源价格冲击的贡献度仅为50%左右,消费品行业基本不受影响;国际能源价格正、负向冲击对大部分行业PPI的影响有较弱的非对称性。近年来对能源、钢铁等行业的过度投资也对PPI下行产生了很大压力,必须坚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基于DAG方法的经济变量因果关系研究

经济变量因果关系研究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问题,以往的研究主要是通过Granger理论和方差分解分析变量间的动态因果关系,尽管Granger因果理论能够表明变量间短期因果关系动态,但却不能解释经济变量间的同期因果关系。在介绍并利用近年来新发展的DAG方法基本理论和算法的基础上,对浙江省宏观经济变量的因果关系进行研究。实证研究表明:投资和出口既是浙江经济增长的同期原因,又是经济增长的短期和长期原因,而消费只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原因。

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HP滤波、迭代的相关分析、Granger因果检验、DAG技术、结构VAR模型、预测误差方差分解等方法分析了粤港澳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之间的联系,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粤港和粤澳之间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比港澳之间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的同步性弱,而且粤港和粤澳之间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正处于下降时期;粤港澳之间经济增长不存Granger因果联系;只有港澳之间经济波动存在显著的同期因果关系;粤港和粤澳经济波动的相互解释能力是有限的,它们比香港对澳门的解释能力差。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中的识别问题——分析框架和文献综述

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是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的标准分析工具。在VAR模型中施加长期或短期限制,使非限制的约化VAR模型成为协整(VECM)或结构协整向量自回归模型(SVECM)时,存在长期和短期结构识别问题。识别问题在以VAR为模型框架的实证分析中起到关键作用,因此是结构VAR模型研究中的一个重点。本文阐述VECM和SVECM模型中结构识别问题的理论框架,对有关文献进行综述,解释结构VAR模型在实证分析中的应用方法,简述这一领域的最新进展和研究方向。

基于结构式VAR模型的我国核心通货膨胀的估计

核心通货膨胀揭示观测到的通货膨胀的中长期、持续的部分。通过建立产出、通货膨胀和货币供给量等三个核心宏观变量在内的结构式向量自回归模型,并施加来自经济理论的长期约束对我国核心通货膨胀进行估计。估计得到的核心通货膨胀揭开"货币面纱",将识别出的货币冲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排除,反映出通货膨胀中来自于总供给冲击和实际需求冲击,对于准确把握实体经济周期波动,制定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经济冲击对称性与区域经济合作:东亚与其他区域的比较研究

经济冲击对称性是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基础条件。我们运用三变量结构式VAR方法,对东亚、欧元区和美洲南锥体三个区域内部实际供给、实际需求与货币冲击对称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东亚地区的实际经济冲击对称性总体上低于欧元区但高于南锥体国家,在东亚某些次区域集团中,实际经济冲击对称性已经达到或超过欧元区的水平;同时,东亚地区经济冲击规模高于欧元区而与美洲相近,但其冲击调整速度则明显快于其他区域。考虑到目前各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进程,东亚地区有足够的条件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制度化的区域经济合作与政策协调。

我国基础货币投放与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不一致性研究

通过梳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国的基础货币投放,我们发现基础货币投放与货币政策中间目标(M2)在大部分时间是不一致的。利用2000年至2013年的月度数据以及结构性VAR模型进行的实证检验证明,我国的基础货币投放与货币政策中间目标(M2)是负相关的。这说明央行难以有效调控基础货币的投放,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主要依靠其他政策工具。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的基础货币投放是适应于外汇流动情况和外汇占款变化的被动调整,也与我国当前货币政策以数量调控和直接调控为主有关。

新冠疫情下国内外大豆期货市场联动性探究

本文选取了2004年~2021年中美大豆期货合约收盘价数据,以2020年1月2日为新冠疫情分界点,运用chow突变点检验、协整分析、VAR模型等方法,对疫情分割的两样本区间内,中美大豆期货价格联动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全样本区间内国内外大豆期货价格具有较高的联动性;疫情分界点后,协整关系减弱,联动性水平降低,美国大豆期货市场影响力减弱,中国大豆期货市场独立性提高,初步显现出独立行情。

基于VAR和DAG的中国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近年来新发展的DAG方法对我国的GDP、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因果关系进行研究.与以前的研究方法相比较,DAG方法可为宏观经济变量的结构VAR模型的过度识别提供限制,同时能给出经济变量的同期和动态因果关系.实证研究表明,投资和消费既是我国GDP增长的同期原因,又是经济增长的短期和长期原因,而且实证结论不支持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假设.

证券投资基金、资本市场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从宏观和市场发展层面上,在SVAR分析框架内,结合有向非循环图技术和Granger因果方法,对2006年至2015年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与M2、M0、SHIBOR、股票、债券以及居民存款之间的联动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证券投资基金与股票、债券、居民存款等金融市场和服务之间的因果联系以及证券投资基金发展对货币政策在资本市场的传导机制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股票与证券投资基金存在紧密的因果互动关系,但它们与其他变量之间还没形成有效联动,表明当前中国金融体系发展还不完善,市场还处于分割状态。相对于M0和M2,SHIBOR与金融市场中主要指标变量之间相关性更小,反映了中国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主要中介目标的现状以及利率还未完全市场化的事实。股票与证券投资基金相互冲击较大,但与其他变量的互动作用较小,说明当前中国金融市场还不成熟,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渠道狭窄,扎堆于高风险股票类资本市场,加剧了股票市场剧烈波动和风险集中。M0、M2和SHIBOR的波动性对基金、债券和股票的冲击较小,同时,它们自身受基金和股票冲击也不大。但债券对M0具有较强冲击作用,说明当前的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相互影响较小,货币政策通过资产价格传导渠道影响资本市场的功能尚未发挥。将计入证券投资基金的广义货币M+2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对改善货币政策对资本市场监测和调控效果不大,但对减小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冲击、提高中国货币政策执行稳定性和独立性有正面作用。尽管从Granger因果关系看,M+2没有提高货币政策与金融市场的互动效果,但从DAG因果关系看,它改善了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同期因果互动关系,从而提高了货币政策对资本市场的敏感性。

东亚最适度通货区的经济可行性研究——一个经济冲击对称性的视角

本文建立了一个四变量的结构VAR模型,以欧盟国家为参照标准,分别从经济冲击的对称性、经济冲击的规模以及实际有效汇率对潜在冲击的响应模式三个方面,考察了东亚组建最适度通货区的可行性。实证研究发现,目前东亚并不满足建立全面的最适度通货区的条件,但是分别在东南亚和东北亚,即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组建子通货区,中国和香港组建另一个子通货区是可行的。

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现状评估

构建了反映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时间、空间互动关系的空间面板数据结构VAR模型和时空脉冲响应函数,借以探究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现状,并将该模型应用于京津冀13个城市产业协同发展现状的分析中。结果显示,京津冀13个城市间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均未实现协同发展,甚至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生产性服务业可以带动制造业的发展,而制造业并未有效地拉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据此认为,加强京津冀城市间产业合理分工与区域内部生产要素共享是实现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关键。

人民币汇率对物价的不完全传导

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特别是2005年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经济开放度迅速增加,汇率对国内物价的影响也逐渐增强,汇率变动日益成为决定我国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汇率变动对国内价格变动的传导率有重要意义.运用结构VAR构建理论模型,结合2000至2013年的季度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指数、生产者价格指数、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传导率分别为0.41、0.32、0.11,这意味着人民币升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对不同类别的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传导率显著不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食品、衣着、居住价格指数的传导率较高,分别为0.15、0.24、0.15;对家庭设备、交通通讯、娱乐文化、医疗健康价格指数的传导率较低,分别为0.03、0.05、0.08、0.10;实体经济和货币政策对国内物价变动的影响要高于汇率变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