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犯罪刑事责任的归属与认定问题研究

人工智能的本质是技术程序,其行为不具有可解释性,嵌入刑法体系存在障碍,不宜成为刑事责任主体。人工智能因不具有刑事责任主体资格,相关的涉人工智能犯罪刑事归责问题的讨论应指向其背后的生产者或使用者,根据第三人责任范围理论,行为人只需对发生在自身管辖领域内的法益侵害结果负责,除了一般情形下的刑事责任归属,还应注意认识错误场合下的责任承担问题。生产者是承担人工智能犯罪刑事责任的主要主体,通常以过失犯的形式出现,在认定刑事责任时,应注意限缩过失犯的成立范围,以新过失论为参考来判定生产者是否存在注意义务违反。在生产者具有预见可能性的前提下,若其未履行结果回避义务,便可认定其违反了注意义务并以过失犯追究其刑事责任。

结果加重犯的刑事责任的演变

本文通过对结果加重犯的刑事责任由结果责任向意思责任的转化,分析了对结果加重犯的加重结果不要求“预见”或“过失”是不合理的,只有行为人对加重结果有“预见”或“过失”才能成为结果加重犯,这样限制结果加重犯的成立范围。

结果加重犯刑事责任根据及其合理性问题探讨

本文从结果加重犯的刑事责任根据的分析入手来探讨结果加重犯刑事责任的合理性问题。本文作者认为 ,在立法上应消除对加重结果既包含故意又包含过失的结果加重犯类型 ,同时合理确定结果加重犯的法定刑。

教唆犯对加重结果的刑事责任承担探讨

我国刑法把教唆犯规定为共同犯罪的形态之一,如此可以按照共同犯罪理论处理教唆人和被教唆人,有利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利益。但是对教唆犯是否应对加重结果承担刑事责任,理论和实践中都有很大分歧。从共同犯罪理论和结果加重犯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

网络金融平台不作为犯的刑事责任及其边界——以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为切入点

网络金融平台在网络结构社会中处于枢纽地位,汇聚了多样的金融服务内容和海量的金融消费者信息。网络金融平台未履行应尽义务易引发金融消费者信息受侵害和违法犯罪金融信息的泛滥。网络金融平台管理义务规定的不足以及不作为犯刑事责任承担的争议,加剧了信息网络安全受侵害的局面。规制网络金融平台不作为犯罪,应以完善网络金融平台管理义务和厘清其不作为犯刑事责任边界为核心,具体应从法律、行政法规上丰富网络金融平台管理义务的内容,并明确网络金融平台承担不纯正不作为犯和纯正不作为犯刑事责任的适用界限。

累犯刑事责任新探

该文在对累犯制度考察的基础上,着重对我国刑法学界中有关累犯刑事责任根据的几种观点进行了评析,明确指出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是确立累犯刑事责任的科学根据。

论我国中止犯刑事责任的争议问题

当行为人已经完成犯罪的预备行为,而基于自动性没有进一步实施犯罪的,这应属于刑法理论上的吸收犯。预备行为后进入实行过程中的,也应当被认定为吸收犯。对“犯罪人为了中止犯罪,而实施了某种手段行为,然而该手段行为又构成另一犯罪的既遂犯”这一情形的处理,则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中止犯与未遂犯竞合”的情况下,对行为人应当按照犯罪未遂处理。将中止犯中的“损害”限定于刑法规范禁止的侵害结果是不够全面的。犯罪中止中的“损害”应当理解为可以为刑法所评价的有形的、可以测量的物质损失。中止犯中的“损害”限于被害人本人。对中止犯的处罚不应当以未遂犯、预备犯作为比较对象。

跨刑事责任年龄同种犯罪交织之累犯认定路径——基于量刑规范视野下的刑罚评价思路

未成年人在不满十八周岁以前犯罪并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是否能够作为其成年后再犯罪而被纳入刑法累犯评价的情节。对此,学界尚无统一的定论,大致存在"独立评价说"、"主次区分说"、"有利于被告人说""立法意旨说"、"未成年人身份说"等观点。我们认为,上述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瑕疵。通过精确解析判决结果中对行为人成年犯罪部分的刑法"评价含量",可以对此问题做出精确判断,从而对犯罪嫌疑人不枉不纵、充分发挥刑法功能,推进量刑规范的深入。

纯正数额犯刑事责任承担中的特殊问题研究——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为例

作为数额犯的特殊类型,纯正数额犯中确定行为人是否构成某种犯罪以及属于该罪的哪一停止形态,应当坚持"先既遂,后未遂"的评价路径,并坚持既遂和未遂非此即彼的原则。对于纯正数额犯定罪意义上的"犯罪总体数额"外的数额,则需要在确定定罪意义上的"犯罪总体数额"及既选犯罪形态后,根据"犯罪总体数额"之外的涉案数额的大小等具体情况,在"犯罪总体数额"对应的法定刑幅度以内酌情从重适用法定刑。

论业务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

现代科技发展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业务过失犯罪,给社会造成了巨大危害。文章系统研究业务过失犯罪后,反思我国刑法对业务过失犯罪规定的不足,并根据我国现行业务过失犯罪发生的状况,提出了立法完善建议。

未遂犯刑事责任新论

该文通过对未遂犯刑事责任的理论与制度根据、我国未遂犯的处罚原则与根据以及未遂犯与不能犯的关系的比较研究,阐释了主观主义、客观主义、折衷主义关于未遂犯刑事责任的观点均失于片面,只有建立在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基础上的我国的刑事责任原则才是未遂犯刑事责任的科学根据,提出了完善我国刑法理论中关于未遂犯与不能犯关系之建议。

结合犯的刑事责任合理性研究

结合犯的刑事责任是一种加重刑事责任。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刑法有关结合犯的规定各有特点。结合犯刑罚的创制和裁量必须坚持"并合主义",使结合犯的刑事责任与结果加重犯的刑事责任有所区别,体现合理性。

试论预备犯罪刑事责任基础

试论预备犯罪刑事责任基础杨红我国刑法理论认为，犯罪构成是追究任何犯罪刑事责任的唯一基础。作为犯罪预备的行为，其刑事责任的基础也不例外地是它的犯罪构成。由于预备犯在故意犯罪发展过程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所以它的犯罪构成诸方面也具有其本身的一些特征。下面试就...

关于承继共犯刑事责任的探析

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承担在刑法分则中没有明确规定,需要结合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来进行处罚。承继共犯属于共犯的一种特殊现象,承继共同正犯中后行为人只承担基本犯罪的责任,对超过基本犯罪的重结果不承担责任。对于承继帮助犯的责任按照共犯的一般原则处理。在结合犯和连续犯中,承继共犯中的后行为人只承担加入之后行为的刑事责任。

预备犯的刑事责任之比较——从大陆法系刑法与我国刑法的角度

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和我国刑法典中都存在预备犯。但是 ,关于预备犯的构成特征、刑事责任的根据、刑事责任的基础与立法模式都有着显著的差异。其原因在于大陆法系国家和我国在刑法理论的着重点、法律文化本位、乃至整个社会传统文化渊源上都迥然不同。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模式 ,改善立法技术 ,完善我国预备犯的相关立法 ,是适应世界刑罚宽缓化的潮流 ,加大人权保护力度的必然要求。

试论教唆犯的刑事责任

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他本身并不参与犯罪实施,只为实行犯提供犯罪意图,所以,有人把他叫做造意犯。这种造意犯在许多犯罪案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常常基于他们的造意而引起极为严重的后果。特别在当前依法从重从快惩处几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的案件中,以及在较为突出的青少年犯罪的综合治理中,我们都很容易发现有教唆犯的黑手伸入其中。抓住和斩断这些黑手,正确、及时地打击这种躲在幕后的教唆犯,对于深入揭露和预防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对教唆犯的定罪量刑涉及许多理论问题,国内外一直存在着意见分歧。

不能犯刑事责任的准确判断与缺陷解决

传统观点认为不能犯是犯罪未遂的一种,所有的不能犯均构成犯罪。这种观点没有正确理解刑法意义上的危害行为,事实上不能犯分为可罚的不能犯与不可罚的不能犯。本文结合外国刑法学关于不能犯的刑事责任依据理论,论述了可罚的不能犯与不可罚的不能犯的行为危险性的判断方法。

论未遂犯的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总则第20条明确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是,这只是确定未遂犯刑事责任的一般原则.刑法分则各罪的法定刑都是以既遂作典型加以规定的 这样,在遇到未遂犯的处罚时,就要考虑如何根据总则处罚未遂犯的一般原则,适用分则各条所规定的法定刑的问题.特别是未遂的情节纷繁多样,而分则各罪所规定的法定刑一般又不只一个,因此,认真研究如何正确地确定未遂犯的刑事责任,在刑法理论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一般共同盗窃犯的刑事责任

所谓一般共同盗窃犯罪就是盗窃犯罪集团以外的共同盗窃犯罪。关于一般共同盗窃案件中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刑法总则作了原则性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