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结社革命”及其启示

20世纪80年代前后,出现了一场“全球性结社革命”。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国家”制度、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社会保险”制度和全球环境等四方面的危机,以及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和通讯革命所形成的信息全球化趋势。从“全球性结社革命”中,我们可以得到众多有益启示。

非营利组织管理创新及其研究价值——从“全球性结社革命”和合作治理谈起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球性结社革命"的兴起推动了人类社会治理从管理到合作治理的重大转变。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治理的新形势,势必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提出相应的变革要求。在合作治理的框架下,管理与服务的位置颠倒过来了。非营利组织管理的创新既是来源于合作治理,又是为了更好地合作治理。从合作治理的角度研究非营利组织管理的创新,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全球结社革命的现实背景分析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

论文对上个世纪70、80年代以来发端于西方后延续到全球的第三部门浪潮的现实背景进行了深入分析,论文认为,第三部门是公民社会的组织,是社会现代化的必然结果。第三部门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具有时代的必然性,是在全球化浪潮、民主化浪潮、新公共管理运动、早期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动以及全球范围内各民族国家不同程度的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等现实因素共同作用下发生的一种社会变迁。发展中国家第三部门的发展客观上存在困境,政府应当有意识地培养和扶植第三部门。

“结社革命”背后的幽灵:非营利部门的理性化及其成因

全球范围内的＂结社革命＂不仅改变了非营利部门在各国社会体系内的地位,也导致其自身在组织结构和运作实践方面的转变,上述转变与现代世界的重要趋势——理性化之间存在着内在一致性。借助于新制度主义的文化理性化框架和社会运动理论,本文系统勾勒了非营利部门（组织）的理性化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并就其影响进行了讨论。可以认为,随着正式化的组织结构以及专业化的管理实践在非营利部门内部的迅速扩张,理性化迎来了其＂第三波＂。

全球结社革命的主权理论反思

发端自20世纪后半期的"结社革命"见证了公民社会的全球复兴,拓展乃至重构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与制度空间。然而,现有的结社革命理论并没有能够认真对待公民社会组织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从主权的视角来看,结社革命固然是个人权利成长的历史表征,但它同样是一个主权观念不断被重塑的产物;另一方面,对公民社会组织与主权国家之间关系的考察表明,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则需要我们进一步从关系性视角反思主权的正当性,重解主权,乃至为公民社会组织的兴起提供合法性依据。

非营利部门的崛起

本文是全球公民社会研究的一篇开创性论文。该文首先概述了“全球性结社革命”的发展状况 ,随后分析了这种非营利部门崛起的多重原因。在充分肯定非营利部门的积极作用的同时 ,作者也告诫人们要破除对第三部门的种种神话 ,此外作者还就第三部门的发展及其与政府的关系提出了建议。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非营利部门的发展

本文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英文发表的中国非营利组织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与解读。中国出现的这样一个庞大的、多样化的、快速增长的非营利部门,体现出狭义上的“民间社会”特征,但党和国家在非营利部门中发挥主导作用,特别是对注册的非营利组织。结社自由在中国仍然有限,尤其全国性社团几乎都是官办非政府组织;但在地方层级,特别是邻里层面,真正的结社自由虽不完整却普遍存在,远比70年代末之前显著。地方层级存在结社自由的判断依据,是数以百万计的小型的、基本上不受管制的、非官方或未注册的社会组织(USOs),以草根组织(GAs)形式存在。尽管几乎所有的全国性社团都明显地受国家控制,但是大多数非营利组织,包括已经注册的非营利组织,都可以自由地安排其内部治理结构。按照中国法律规定,所有未注册的社会组织都是非法组织,但草根组织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合法性和相对的行动自由;非营利组织在开展志愿行动、公民参与等方面,其范围也令人惊讶的广泛。上述事实表明,70年代以来中国非营利部门的发展取得巨大进步。

探索非营利组织的兴起与发展之路—— 《非营利部门的崛起》 述评

20世纪七、 八十年代以来,'全球性结社革命'的兴起推动了人类社会治理从管理到合作治理的重大转变,非营利组织如火如荼的在全球领域开展活动,并在经济、 社会以及政治领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非营利部门的崛起》 一文是全球公民社会研究的一篇开创性论文,萨拉蒙在文中概述了'全球性结社革命'的发展状况,深入分析了西方非营利组织兴起的时代背景及深层次原因,并对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关系进行了客观理性的定位,对我国学者研究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兴起和公共治理结构的改善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论社会治理领域中管理主义的兴衰

社会治理是与人类社会相始终的一个根本问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治理的内容与形式又有着不同的表现。农业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等级统治就是农业社会社会治理的基本内容。工业化瓦解了等级制度,也摧毁了等级统治。虽然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仍然保留了统治的内容,但却更为依赖通过管理行为去进行社会治理。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体现了一种管理主义的精神与原则,这种精神与原则在社会组织化的过程中得到了不断的强化,使工业社会变成了一个受到全面管理的社会。20世纪后期的结社革命重新发现了多样性的价值,开启了公共管理这种全新的治理形态,也使管理主义走向了衰落。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立法价值

在全球结社革命话语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价值集中表现为填补了立法空白,顺应了国际立法趋势,成为改变农民弱势地位的法律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