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健康权国家给付义务的履行

公民健康权是一项依据宪法确立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它的实现有赖于国家履行相应的给付义务。健康权国家给付义务的履行在行为本质上是给付行政,其具体的履行方式包括物质性给付、服务性给付和制度性给付。健康权给付义务的履行是健康权实现的重要前提。然而,我国公民健康权给付义务的履行存在一些现实困境,主要表现为:行政诉讼救济明显缺位,行政复议救济范围相对较窄以及制度性给付缺乏立法机关的外部监督。为破解健康权给付义务的履行困境,可采取充分发挥行政机关的自我纠错能力、扩大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以及将有关社会团体纳入监督体系等路径。

“双减”政策下受教育权国家给付义务的完善

受教育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双减”政策的新背景下,国家给付义务为国家保障受教育权实现和推进“双减”政策落地提供法治化路径。“双减”政策下存在着义务教育的公平性面临挑战、“双减”政策的法律规制尚有不足、校外辅导机构扰乱教育秩序等问题。为保障受教育权的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教育公平,国家需要从立法、司法、执法等方面来完善给付义务,实现“双减”政策目标。

国家环境给付义务

与环境权利对应的是国家环境义务,环境权益的公众性、环境保护的复杂性要求国家须有所作为,而传统的给付义务无法对环境保护问题作出全面适当的回应。无疑,从一种更广义的给付义务出发,阐述国家环境给付义务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必要性,具体论述国家环境给付义务的类型、范围以及国家违反环境给付义务的责任形式问题,构建新时期国家环境给付义务体系,在当前有重要意义。

基本权利给付义务内涵界定

基本权利给付义务是指在公民和国家的关系中,国家以作为方式履行的体现社会法治国性质的义务,公民就此享有维持人性尊严基本的物质或经济利益。给付义务对应直接的、积极的受益权,是国家积极义务的一种,并不必然对应公民的请求权,其核心是体现社会法治国性质。

“服务型政府”与“行政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实现

"服务型政府"理论是在当前国家和社会转型及改革背景下对"行政法治"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在行政法领域,"服务型政府"理论必定对传统"高权"行政行为的变革产生重要影响。"行政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强制执行就是一个典型范例。在该强制行为中,程序正当、民主参与和公民便利的请求权等将是其改革方向。

行政机关对公民健康权的给付义务

与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相比,行政机关在履行对公民健康权的给付义务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行政机关对公民健康权的给付义务,具体包括以下内容:通过确保食品安全和防治传染病和慢性病,完善卫生保健方面的健康保护体系,保护公民的健康权;通过培育和管理专业医务人员、对医药品的安全管理以及振兴医疗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等举措,努力构建完善的医疗体系,为公民提供必要的给付;通过社会保障行政中的各项内容,即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为公民积极提供给付,帮助其实现健康权。

论健康权的受益性与国家给付义务

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健康权概念进行界定;第二部分从基本权利和社会权利两个方面分析健康权的受益性;第三部分根据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在国家机构中的功能定位,探讨这三类国家机关应对公民健康权承担怎样的给付义务。

论公民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

在现代法治社会,财产权作为基本人权受到国际人权公约及各国宪法的明文保障。国家对公民课以金钱给付义务,本质上是对公民财产权的一种侵犯,必须进行正当性论证并遵守相应的课征原则。在我国,政府对公民课以金钱给付义务尚未实现法治化,应当从"正义国家"公民宪法财产权保护的角度予以规范。

国家对公民健康权给付义务的标准

国家作为公民健康权的主义务主体,承担的给付义务,远比尊重义务和保护义务更重要。确定国家对公民健康权的给付义务的具体标准,应当考量的法原理包括平等原则、比例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国家对公民健康权的给付义务的具体标准是,国家是否投入足够比例的国家卫生支出和国家是否为公民提供具有便利性、可获得性、可接受性和高质量的健康保健服务。

论基本医疗服务国家程序给付义务

基本医疗服务国家程序给付义务对应于健康权的程序保障功能,具有社会法和客观法性质,是基本医疗服务国家给付义务的基本构成要素。基本医疗服务国家程序给付义务的适当履行,是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保障。现行基本医疗服务国家给付实践中,存在给付程序缺位和错位导致的公权力行使恣意、给付对象基本医疗服务获得感不足等问题。应构建国家给付基本医疗服务的义务性程序、保障获得基本医疗服务的权利性程序,以及基本医疗服务给付过程中的参与程序等为基本要素的国家给付程序体系,以完善基本医疗服务给付制度和确保该制度的可操作性。

最低核心:国家社会权给付义务的裁量控制

国家对社会权法律义务的裁量与履行,必须以给付义务为重心,以物质财富为依托,并围绕"最低核心"基准而展开。坚持"最低核心",即是要求国家在坚持和促成重要性平等原则的过程中,应且只应以保证全体社会成员最低水平的经济财富和社会保障为其在法律上的全部给付义务内容。在性质上,国家对社会权的这种"最低核心"给付义务,实为一种以结果义务为主导的行为义务与结果义务的统一体;在内容上,该义务裁量基准,要求国家应且只应以保证公民享有健康且文化性的最低生活水准为限度。在具体操作层面,只有同时满足"贫穷线"基准、扶养赡养人基准的公民,才能合格地成为其受助主体。国家对上述受助主体的给付,应当包括生活扶助、住宅扶助、健康扶助、教育扶助等内容。

基本医疗服务国家给付义务司法监督

基本医疗服务国家给付义务的司法监督,是健康权的有效保障方式。司法对基本医疗救助和基本医疗保险具有不同的审查能力,宜实行不同的审查方式。对医疗救助的司法审查既包括对医疗救助作为一般给付义务的程序审查,也包括其最低核心义务属性规定的实体审查,都具有强救济效应。对基本医疗保险的司法审查仅针对公法关系中的保险资格和待遇争议,在司法审查中表现出程序强审查弱救济的特征。但当前我国基本医疗服务国家给付义务的司法监督面临法律依据和诉讼机制的双重障碍。为有效保护公民健康权,基本医疗给付监督必须坚持主观诉讼模式,并适当发挥诉讼调解功能和充分发挥司法建议作用。

论被执行人和第三人的法律地位——以行政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执行为例

行政强制是国家公权力以强制方式和手段对行政相对人的人身与财产权利进行的限制,是行政法治化的重要领域;制定行政强制法是完善我国行政法律体系的重要任务,乃中国民主与法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行政强制立法涉及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工,中央与地方立法权的分配以及行政强制具体实施制度的设计等基本问题。为此,本刊特约国内知名行政法学者、专家,就行政强制法治化所涉及的强制执行实施制度、地方立法在行政强制领域的设定权限、行政强制的性质与该领域的司法功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及其权限职责,以及行政强制执行中被执行人与第三人的法律地位进行研讨,以资立法实务与学术研究之需。

权利的受益权能与国家公权主体的给付义务

权利的受益权能,是指权利主体应享有的一种要求他人承担相应积极给付义务的能力。它与受益权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是各种公民权利都具有的一项基本权能。借鉴德国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理论,可以揭示出诸多权利的受益权能的成立,需要国家承担两种积极义务:保护义务和给付义务。其中,对应权利受益权能的国家积极给付义务,不同于国家积极保护义务,它作为后者的主要目的和派生物,是更高层次的国家法律义务。从权利的受益权能充分化的角度,系统分析国家公权主体应承担的积极给付义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以经济发展重构受教育权的国家给付义务体系

从理论和制度实践来看,受教育权的国家给付义务理论已展露雏形。然而,对于国家给付义务的内容及其履行体系,现有成果的研究视角要么是从国际公约文件,要么是从基本权利的双重属性,它们都忽视了经济发展这一关键性角度。具体而言,经济发展对受教育权的国家给付义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范围、速度、程度和可诉性四个维度。结合受教育权各项子权利保障基准的要求和国家给付义务边界的两个衡量元素,我们可以对国家给付义务的上述四个维度进行大致的判断甄别。

论受教育权的国家给付义务

在国际上，几乎大部门公约文件对受教育权问题都有涉及。而且，在受教育权的国际保护中，一般认为，承认和保护初等教育权和教育平等权已成为公认的国际惯例。由此可见，受教育权的国家义务已为国际社会所广泛认同。

论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

食物权已被国内外学界广泛认可,但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却鲜有学者论及,而它却是食物权得以保障和实现的关键所在。故对于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这一领域的系统化研究就尤为必要,其对充实与完善食物权的研究空白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食物权国家给付义务的确立与基准对于食物权的实现十分重要。前者的内在逻辑涵摄食物权的国家给付义务的历时流变、理论证成、法律理据及其具体内涵,这些内容不仅可以论证食物权国家给付义务的正当性,而且可以明确它的具象性。后者以基本生存、相对平等以及国家能力三个维度为基准对给付程度进行规范,它是食物权国家给付义务履行的关键。

论国家给付义务的履行方式

民生建设的效果与国家给付的内容和力度有关,也受给付方式制约。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国家给付义务履行应在严格遵守权利保障原则、辅助性原则与发展原则的前提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坚持适当的政府给付确保民生保障效果,促进市场化给付以提高民生保障效率。

论生活政治视阈下国家给付义务的生成逻辑

生活政治是建立在平等、自由等传统诉求基础上,转向关注基本生存的一种政治主张,为国家给付义务生成铺衬了浓郁的政治氛围。形式平等转向实质平等是生活政治的内在规定,是国家给付义务的价值逻辑;消极国家转向积极国家是生活政治的实现方式,是国家给付义务的行为逻辑;制度民主转向对话民主是生活政治的表现形式,是国家给付义务的保障逻辑。

从校车安全事件看国家的给付义务

校车安全问题的要点是界定在基础教育和公共事件中国家所应承担的给付义务，其核心是与受教育权相对应的国家给付义务。国务院主持制订的《校车安全条例（草案）》明确规定国家支持校车服务，这是我国首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规定国家承担校车给付义务。